訪談節目上，演員柯藍談起爺爺：他非常厲害，曾輔佐過陳毅和粟裕

1972年的北京，冬天格外冷。軍區大院里，一位頭發花白的老將軍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孫女，把手心里的一點糖水湊到奶瓶邊，輕聲對旁人說了一句：“她以后得走自己的路。”多年以后，在一檔訪談節目現場，這個當年的小嬰兒早已成了觀眾熟悉的演員柯藍。節目燈光打在她臉上，她略帶驕傲地提起那位老將軍：“我爺爺非常厲害，曾經輔佐過陳毅和粟裕。”

現場嘉賓一愣，觀眾好奇追問，那一刻許多人才第一次知道，熒幕上的柯藍，出身在一個典型的紅色家庭，她口中的“非常厲害的爺爺”，正是新中國開國上將、長期從事政治工作的老政工家——鐘期光。

有意思的是，柯藍在成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并不愿過多談論自己的家世。直到祖父離世多年，關于那一代人的記憶逐漸淡去，她在訪談中幾句看似隨意的回顧，才像是輕輕掀開了一角厚重的歷史帷幕：演員柯藍的身后，是一位從湘鄂贛游擊戰爭走出、在淮海戰場上指揮政治攻勢、又在軍事科學院潛心研究戰史的開國上將。

不少觀眾當時心里都會冒出一個問題：一個在銀幕前仗著機敏和表達能力吃飯的主持人、演員，是怎樣在這樣一位“戰時政治工作專家”的注視下長大的？而這位老將軍，又是怎樣一步步走上輔佐名將的崗位，成為“人民的好將領”，影響后輩一生的？

要回答這些問題，得從他給孫女取的那個名字說起，更要從他少年時踏入革命隊伍的選擇講起。

一、從平江窮苦子弟，到湘鄂贛紅軍骨干

1909年1月2日，湖南平江縣肥田鄉白湖口村，一個佃農家庭迎來一個男孩。這個男孩后來叫鐘期光。當地人把像他父親這樣的農戶稱作“泥腿子”，一大家子靠租種大地主的田，掙來的糧食要交七十五擔租谷才能勉強糊口，日子過得緊得很。

貧窮并沒有把這家人牢牢按在地上。伯父咬牙省出錢來，讓鐘期光進了私塾，一讀就是六七年。1921年前后，他又考入平江縣天岳書院，讀的是當時農村青年難得一見的中學課程。課堂內外，他接觸到的新東西越來越多，特別是“五四”運動后傳進來的新思想，讓這個鄉村少年開始認真打量周圍的世界。

1926年，17歲的鐘期光中學畢業。在同齡人多半已經回鄉務農或者謀一份小差事的時候，他卻頻繁出現在學生自治會、地方群眾組織的活動里。那一時期，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在推進，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宣傳、共產主義思潮的傳播，迅速影響到湖南農村。平江當地的農民運動興起得很快，縣里到處都在辦農民協會。

據當時參與者的回憶，鐘期光在青年中算是比較“愛折騰”的一類人。湖南農民運動日漸高漲，他先是在區農民協會擔任委員長，又參與愛國學生運動。“五卅慘案”發生后，平江各界成立了“五卅”慘案后援委員會，他跟同學一起上街宣傳、募捐，為上海罷工工人聲援奔走。這些事情，如今回頭看似乎只是時代浪潮中的小浪花，對一個農村青年來說，卻是明確站隊的開始。

就在1926年這一年，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組織派他擔任中東鄉中共特委秘書、平江縣肥田區委書記、下車鄉游擊隊黨代表。身份變了，責任也隨之變得沉重。原本熟悉的鄉里鄉親、田埂土路，從那時起，在他眼里已經不僅是謀生之地，更是革命工作的舞臺。

1927年6月，大革命失敗的陰影已經籠罩各地，他進入湖南工農義勇軍平江第一大隊。這支部隊后來參加秋收起義，而組織卻決定讓他留在平江堅持斗爭。有人不免好奇：年輕人誰不向往槍林彈雨、沖鋒陷陣，為什么偏偏把他留下？原因其實不復雜——在黨組織眼里，這個從農運、學運一路干上來的青年，更適合做地方的組織和動員工作。

此后幾年，他參與和領導了平江農民多次“撲城”暴動，組織群眾配合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同時，開始把目光投向湘鄂贛邊的山間縣城，其中就包括當時局勢非常復雜的江西銅鼓。

二、銅鼓山區的“穩定人心”，打下政治工作的底子

1929年9月，組織把鐘期光調往江西銅鼓，擔任縣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主席，兼代理蘇維埃政府主席。任務其實很直接：按照湘鄂贛邊區特委提出的“發展蘇區，擴大蘇區，將蘇區連成一片”的要求，把銅鼓這塊地方真正穩住。

銅鼓地少人稀，本來就窮，當地敵對武裝的民團卻異常猖獗，駐扎在尤家河一帶，抓到人就殺。敵人的“殺、趕、移”政策逼得不少百姓逃亡，留下的，多是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這樣的地方，說好聽點，是開辟新區；說難聽點，是接手一塊爛攤子。

更麻煩的是，他作為“外地人”，剛到銅鼓時幾乎沒有任何群眾基礎。那時縣里沒有成建制的武裝力量，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景：民團殺氣騰騰地沖進來，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和積極分子只能往山里躲，等敵人一走，才趕緊回來恢復工作。偏遠山區的貧困與艱難，在這種“敵來我退、敵退我上”的節奏中被放大得淋漓盡致。

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想守住這塊根據地，靠的不是一兩次武裝沖突，而是長期、細致、枯燥卻極為關鍵的政治工作。鐘期光到了銅鼓，把工作抓在兩件事上：一是穩定人心，發動群眾；二是恢復生產，改善生活。

那時候的宣傳，并沒有什么大話套話。他常常在簡陋的院壩、一片樹蔭下，給留下來的農民解釋蘇維埃政府是什么，為什么要打倒地主豪紳和民團。他講得樸素：“共產黨和蘇維埃，是幫窮人說話的；那些拿槍逼你們交糧交人頭的，才是你們窮得揭不開鍋的根子。”這種把復雜理論壓縮成幾句大白話的能力，在后來他主持更大范圍政治工作時一再體現。

隨著宣傳和組織工作的展開，不少外出謀生的百姓開始陸續回鄉，被迫“移民”的人也試著往蘇區方向靠。人回來了，肚子卻還要填飽。鐘期光帶著縣里的干部，組織群眾上山開荒，種茶種糧。銅鼓山多路險，他們就“靠山吃山”：把茶葉加工好，挑到修水那邊的渣津馬坳去賣，也往瀏陽的白沙鎮去換糧食和日用品；山上的野豬多，就發動群眾上山打野豬，解決吃肉問題。

這些具體做法聽上去并不驚天動地，卻讓蘇區的旗幟在銅鼓沒有倒下，反而擴大到楊家塅等地。邊區特委組織部長楊幼麟（又名石夫）后來到銅鼓巡視工作，看到蘇區不僅穩住了，還擴大了，生產有所恢復，群眾對蘇維埃政府信任度明顯提高，專門向特委作了肯定匯報。邊區特委隨后決定，把鐘期光調回平江，投入更大的斗爭局面。

可以說，銅鼓這段經歷，在一定程度上把他塑造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工干部：既要能頂得住敵人的軍事壓力，又要在最艱苦時刻把群眾組織起來，靠政治工作把人心凝在一起。這種經驗，后來在紅軍主力、新四軍、華東野戰軍的戰場政治工作中，被反復放大。

三、輔佐名將：從新四軍到華東、第三野戰軍的戰時政治工作

1930年前后，湘鄂贛邊區革命形勢進入一個高漲期。以平江、瀏陽為中心，湘東北、鄂東南、贛西北二十多個縣的廣大地區，在短短幾年內“摧毀了反動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各類群眾組織迅速發展。平江縣在1930年幾乎實現了“全縣赤化”，僅有黃龍山和南江橋兩個山區堡壘還在豪紳地主控制之下。

在這樣的背景下，1930年5月，王首道將鐘期光調回平江，讓他隨紅三軍團參加長沙戰役，擔任紅五軍秘書長。此后，他先后擔任縣文化委員會主任、湘鄂贛紅軍總指揮部宣傳科科長、紅16師政治部主任等職。1937年5月，抗戰全面爆發前夕，他成為湘鄂贛軍區軍委委員，已經是邊區政治工作的重要骨干之一。

全面抗戰爆發后，根據國共合作的部署，湘鄂贛紅軍按序列改編為新四軍。原紅軍部隊被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鐘期光出任團政治處主任。從這一時期開始，他持續十多年在新四軍與華中、華東戰場從事戰時政治工作，輔佐陳毅、粟裕等將領，成為部隊政治戰線上的“中流砥柱”。

抗戰初期，新四軍第一支隊挺進江南，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當時粟裕擔任抗日先遣支隊司令員，鐘期光擔任政治部主任。兩人分工明確：粟裕抓軍事行動，鐘期光抓政治動員、群眾工作和部隊內部思想建設。敵后開辟新區，槍炮固然重要，但要真正扎下根，還得依靠群眾。“敵后發動群眾進行抗戰”這句現在耳熟能詳的話，當時落到具體人身上，就是他帶領政工干部頂著危險，一村一戶地做工作。

隨著抗戰深入，新四軍力量不斷發展。1941年整編后，粟裕擔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鐘期光擔任師政治部主任；1945年粟裕出任新四軍蘇浙軍區司令員，他又轉任該軍區政治部主任，參與創建蘇南、蘇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并參與開辟蘇浙皖邊新區。

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時期，他并不僅僅是在“貫徹”上級指示，而是在實際工作中不斷總結、反思，把經驗寫成系統性的文章，以供部隊學習參考。像《對改進目前連隊政治工作意見》《在整訓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的領導方式問題》《論部隊中政治工作建設》《關于戰時政治工作的幾個問題》等論文，都是在戰火間隙中寫成。這些文章后來被認為豐富了我軍政治工作理論，是從戰場實踐中“熬出來”的東西。

進入解放戰爭時期，他的舞臺進一步擴大。作為華中野戰軍、華東野戰軍政治部的重要領導，他在一系列關鍵戰役中負責或參與了政治動員、俘虜政策執行、對敵政治攻勢等工作。

解放戰爭初期，他代表華中野戰軍政治部下達《開始打》的戰時政治工作指示，強調“我軍必勝，蔣軍必敗”的思想教育，引導指戰員從長期抗戰斗爭中提煉出對形勢的信心。蘇中“七戰七捷”期間，他把群眾路線貫穿到政治工作里，發動官兵和地方群眾，總結并推廣“立功運動”的新形式，鼓勵“人人立功，事事立功”。這種做法很快引起延安《解放日報》關注，1946年11月11日、1947年2月4日先后發表短評和社論，稱之為“人民自衛戰爭中的一個創舉”。

這類來自前線實踐的經驗，不久就推廣到其他解放區部隊，后來還被寫進建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紀律條令》中。不得不說，以一個農家子弟出身的政工干部能夠做到這個程度，既需要政治敏銳，也離不開長期在基層摸爬滾打積累出來的手感。

1947年2月，鐘期光出任華東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參與萊蕪、孟良崮、魯西南、濟南、淮海、上海等一系列重大戰役的政治工作領導。濟南戰役打響前，他在總結以往戰斗經驗的基礎上，起草了《攻濟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隨俘、隨補、隨打”的擴軍方針。這份文件被中央軍委重視，略作修改后即在全軍轉發，為大量吸收敵軍俘虜、迅速擴充我軍提供了明確的政策依據。

戰役進行中，他又率巡視團進駐宋時輪兵團，組織各縱隊之間的協同，保證軍事行動和政治工作的銜接。濟南戰役后期，他還負責對起義的國民黨軍吳化文部進行整編訓練和思想改造，把這支“雜牌軍”逐步融入人民軍隊的序列。

淮海戰役時，他在前指主持華東野戰軍的大規模政治動員、俘虜管理和對敵宣傳攻勢。淮海戰役不僅是軍事上的大會戰，也是政治工作的極限考驗。幾百萬民工支前、俘虜大批涌入、戰況瞬息萬變，稍有疏忽就可能影響戰局。在這樣高強度壓力下，大量政治工作依然井然有序推進，鐘期光顯然是其中關鍵人物之一。

1949年2月，三大戰役接近尾聲，他出任第三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參與和主持渡江戰役前后的政治工作。東線的渡江作戰，對動員沿江群眾、安撫新解放區、做好部隊紀律教育，都有極高要求。對于他來說，這既是多年戰時政工經驗的集中運用，也是一次向全國解放邁進前的最后大考。

四、從戰場到講堂：開國上將的晚年選擇與家庭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開國將領從野戰部隊調往院校和機關工作。1951年1月起，鐘期光擔任新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部主任，后來兼副政治委員。這所院校可以說是新中國軍隊的“最高學府”，承擔著培養中高級指揮員和政工干部的任務。對這樣一所院校的初建時期，他在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政治教育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精力。

1955年，按照國家統一的軍銜制度，他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這些勛章背后的故事，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清楚，大多要用一長串戰役名稱才能講完。

1960年12月起，他出任軍事科學院副政治委員，之后兼任戰史研究部部長。在葉劍英元帥領導下，他帶領科研人員圍繞中國人民解放軍條例、條令和戰史的編寫進行系統研究。對許多后來在部隊服役的軍人而言，他們接觸到的很多條令、教材背后，都有這位老政工家的影子。

如果只看這些職務和成就，很容易把他想象成一個嚴肅、不茍言笑的“條令專家”。然而在家庭生活中，他對晚輩卻有一種別樣的溫和，尤其是對長孫女。

1972年，首都北京。這個已經從戰火中走過幾十年的老將軍，面對襁褓中的孫女，給出的名字并沒有緊緊跟著家族輩分走，而是取了一個看上去帶點“寵溺”意味的名字——鐘好好。平江老家族譜本來安排的是“以”字輩，他卻想起西湖有一副對聯：“好山好水嬌處處；晴天奇景畫多多。”覺得“好”字不僅寓意溫潤，而且筆畫吉利。

他還說過一句意思很直接的話：女子也要能做男子該做的事。這個帶著傳統和新觀念交織的看法，反映了那一代革命者對晚輩的期望：不是把孩子放在溫室，而是希望她能扛得住風雨。

從小到上學前，鐘好好基本跟著爺爺奶奶生活。家里有規矩，孫輩吃飯有“級別”。弟弟妹妹上不了桌，她這個長孫女卻被準許與大人一起吃。小孩子未必懂其中意味，但從那時起，她膽子變得格外大，習慣周圍是軍裝、口令，卻偏偏喜歡花裙子、喜歡唱歌、表演。

有時爺爺會半開玩笑地說：“你這孩子，膽子倒不小。”她卻一點都不怯，甚至在記憶里，唯一能讓她安靜睡著的人，就是這位老將軍。“別人抱我都哭，只有爺爺抱我不哭，”她后來回憶，“因為他會悄悄喂我糖水。”

這種看似細碎的生活片段，和戰史研究部部長的身份放在一起，反差之大，倒讓人更看清一個真實的人：既能在條令里斟酌每一個字，也記得在孫女嘴角抹上一點甜味。

值得注意的是，鐘期光對孫女的“寵”，并不意味著對她的要求放松。等孩子稍微懂事，他就開始與她談理想、談責任。有一次，小姑娘興沖沖地說想當主持人，他沉思片刻，說了幾句后來被反復提起的話：“這是個很好的理想，但沒有人能幫你，還是要靠自己去爭取。人只有做自己喜歡的事，才會真正快樂。只有經過考驗和困難的人生，才算有意義。”

這段話聽上去簡單，卻不是哄孩子的口氣，而是一個一生經歷過無數坎坷的老兵，對下一代的實在囑托。他還多次提醒孫女，不要因為自己的家庭背景產生任何優越感：“在任何場合，都要把自己當普通百姓。”這樣的叮囑，在干部大院長大的孩子身上尤為重要。

在孫女記憶中，爺爺雖然經常給她講起革命時期的事情，比如和戰友如何分穿一條毛褲，寒冬中擠在一起蓋一條軍毯，卻很少強調“苦”。他講這些，多是帶著點玩笑的口氣，更多提到的是戰友之間的情誼。可能正是經歷過真正的殘酷，他才更愿把苦留在自己記憶深處，把堅強和樂觀留給晚輩。

五、離開大院的孫女，與爺爺身影的長期回響

時間推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柯藍12歲那年，父母離異。生活軌跡從這一刻起發生了明顯變化。她隨母親離開熟悉的部隊大院，遠去上海生活。曾經一推門就能看到的爺爺奶奶、那些統一的軍裝和口號，瞬間被新的城市風景、普通居民樓、擁擠公交取代。

從相對封閉的軍區大院走出去，她很快發現，外面的世界遠比想象中復雜。許多事情，沒人替她安排，也沒有那么多“理所當然”的關照。母親對她的要求也很明確：“如果有本事，就靠自己。不要拿父母說事，更不能拿爺爺奶奶說事，那樣很丟人。”這句話與爺爺早年的告誡，不謀而合。

14歲，她獨自遠赴國外求學，開始半工半讀。為了貼補生活，她接觸過模特工作，甚至登上過知名時裝雜志封面。16歲時，基本已經能自己負擔生活費用。這樣的經歷，對于一個曾經被疼愛的“老大”來說，是個不小的落差，卻也恰好應證了爺爺常說的一句老話：“一個人堅持理想的路上，總會遇到各種坎坷。如果一點坎坷就懷疑當初選擇，那人生就太糟糕了。”

1994年，星空音樂臺監制吳雅珊在眾多候選人中一眼選中她，讓她走上主持之路。遠在國內的親戚知道后并不都支持。按照家族慣例，為這樣的人生選擇開家庭會，是常有的事。會上，大部分人不太看好她進入娛樂圈。遺憾的是，那時鐘期光和妻子凌奔已經離世，無法在這場爭議中給出自己的意見和態度。

為了不讓別人把焦點過多放在家世上，母親給她起了一個藝名——“柯藍”，暗含“南柯一夢”之意。從那一刻起，“鐘好好”這個名字慢慢淡出公眾視野，她在外界面前幾乎絕口不提自己的爺爺是誰，只是以一個普通主持人的身份出現在鏡頭前。

1996年，她加入鳳凰衛視中文臺，主持《音樂無限》，和陳魯豫、許戈輝一起，被觀眾稱為“鳳凰三姐妹”。這段主持經歷，讓觀眾記住了她的口才與機敏，也為她后來的轉型奠定了一定基礎。

2005年，32歲的她做了一個不少人都覺得“冒險”的決定——從鳳凰衛視辭職，轉為專職演員，重新從基層角色演起。表面上看，這是從穩定平臺跳向不確定的演藝圈，在熟悉她的人看來，卻隱約有點像當年爺爺從機關崗位轉赴前線的“逆風而行”。

轉行后的幾年里，她陸續參與《我們倆的婚姻》《靠近你，溫暖我》《人間正道是滄桑》《中國遠征軍》《手機》等作品。到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熱播時，她已經不再是觀眾眼中的新人，而是一個用演技證明自己價值的演員。她在接受采訪時說過一句略帶自嘲的話：“我演戲其實沒什么演技，就是扒心扒肺給你看。”某種程度上，這種“真刀真槍、少花架子”的做事方式，跟老一輩軍人行事風格頗有幾分相似。

對于自己的成長，她曾坦言：“一路走來挺不容易。但受爺爺奶奶影響，從來沒覺得很辛苦，也沒想過要放棄。”在她印象中，爺爺晚年雖然身體行動不便，卻始終精神飽滿。老人常說，相信自己的選擇，堅持下去，比一時的順利更重要。

有一次，親戚隨口問她：“拍那些戰爭戲，不覺得累嗎？”她笑了一下，回答挺干脆：“想想爺爺那一代在前線的日子，還輪得到我叫苦？”這句話沒有太多修飾，卻說明一種潛在的比較：把個人職業里的難處放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看待，尺度自然就不同了。

訪談節目中，當主持人追問她對“紅色家庭”的看法時，她稍微停頓了一下，說：“從小身邊人就教，別拿出身當資本。”臺上燈光刺眼，她卻把話說得平靜：“爺爺最常對我說的，就是要把自己當普通人。”說到這里，她略微笑了笑，又補了一句，“但他確實很厲害，曾輔佐過陳毅和粟裕。”

這句看似輕松的“夸贊”，背后其實壓著幾十年烽火歲月、無數鮮為人知的戰場細節和講堂記憶。對觀眾而言，它只是訪談里的一個亮點；對她而言，那是童年記憶里糖水的甜味，也是歷史深處那一代人的身影。

從平江貧苦農家的少年，到銅鼓山區里穩定人心的蘇維埃干部；從新四軍江南敵后根據地的政治部主任，到華東、第三野戰軍戰時政治工作的負責人，再到軍事學院、軍事科學院里潛心研究條令和戰史的上將，鐘期光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戰火與檔案堆中度過。他在戰場上寫下的是一串串戰役名稱，在紙面上留下的是關于政治工作的一篇篇理論文章，而在家庭中留給后輩的，則是一種對理想與責任的堅持態度。

多年后，當觀眾在電視上看到柯藍在劇中飾演軍人、知識女性或普通市民時，很少有人會把她直接和那位開國上將聯系在一起。但只要細讀她講過的那些關于爺爺的只言片語，就不難發現，那種遇事不輕言放棄、對角色“扒心扒肺”的勁頭，多少延續著老一輩革命者的影子。

至于那句“他非常厲害，曾輔佐過陳毅和粟裕”，在她這里，既是晚輩對長輩樸素的驕傲，也是對那一代默默耕耘在戰時政治工作戰線上的將領們，最自然的一句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