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徹底看清，以色列戰斗力那么強悍：靠得是數萬雙國籍士兵

德黑蘭的決策層此刻恐怕正對著一份份前線戰報陷入沉思，甚至感到脊背發涼。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外界普遍認為以色列依靠的是先進的F-35戰機、無孔不入的摩薩德情報網以及美國源源不斷的彈藥輸送。

這些確實是關鍵因素，但并不是全部真相。

當哈馬斯在加沙的廢墟中被成建制瓦解，當黎巴嫩真主黨引以為傲的精銳部隊在南部山區被壓制得抬不起頭，伊朗方面終于徹底看清了一個被忽視已久的殘酷事實：他們面對的這支以色列軍隊，其核心戰斗力的來源早已發生了質的改變。

這不再僅僅是一支由本土義務兵組成的防御力量，而是一支吸納了全球頂尖戰爭經驗的“跨國軍團”。

半島電視臺與阿納多盧通訊社近期披露的一組詳細數據，數萬名持有雙重國籍的外國老兵，正在主導著這場戰爭的走向。

以色列軍隊中目前擁有雙重國籍的士兵總數超過了50000人。

這五萬人不是新兵蛋子，而是帶著各自原籍國軍事基因的成熟戰士。

其中，持有美國護照的士兵高達12135人，位居榜首；緊隨其后的是6217名法國籍士兵；更令人玩味的是，還有5067名俄羅斯籍士兵和3901名烏克蘭籍士兵。

甚至連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也分別貢獻了1686人和 609人。

僅美、俄、烏這三個國家的雙國籍士兵加起來就超過了19000人。

這意味著全球近30年來最殘酷、最先進、最實用的戰爭經驗，被整建制地“移植”到了中東這一隅之地。

伊朗原本以為是在和以色列一國較量，實際上，他們是在同時應對美軍的治安戰經驗、俄軍的重火力突擊戰術以及烏軍的無人機特種作戰。

這支“多國聯軍”的可怕之處，不在于人數，而在于戰術素養的化學反應。

不同國籍背景的士兵，將各自國家軍隊最擅長的“絕活”帶入了以軍的作戰體系，形成了一種令對手窒息的互補效應。

看看那12000多名美國籍士兵。

他們中的許多人并非單純的平民志愿者，而是有著美軍服役背景的預備役人員。

美軍過去二十年在伊拉克費盧杰、阿富汗坎大哈積累了什么經驗？是極其成熟的巷戰、反治安戰以及室內清除戰術。

在加沙這種建筑密集、環境復雜的超級貧民窟里，這種經驗就是無價之寶。

這些美籍老兵習慣了在夜視儀下作戰，懂得如何配合裝甲車封鎖街道，如何利用無人機進行小隊級別的戰術偵察，更精通北約制式的電子戰設備。

他們把美軍那種“發現即摧毀”的精準打擊流程帶到了加沙前線。

對于哈馬斯武裝人員來說，他們面對的是一群極其擅長在混亂城市環境中“找人”并“殺人”的專家。

美籍士兵還帶來了美軍特有的信息戰優勢，在IT技術、情報監控分析以及數字化指揮系統的操作上，他們展現出了遠超普通中東義務兵的專業度。

再把目光轉向那5000多名俄羅斯籍士兵。

俄羅斯軍隊的傳統優勢是什么？是鋼鐵洪流，是大炮兵主義，是強硬的陣地攻防。

這些擁有俄羅斯背景的士兵，很多都在俄軍裝甲部隊或炮兵部隊服役過。

他們對于重型武器的操作有著近乎本能的熟練度。

在黎巴嫩南部的山地攻堅戰中，俄籍士兵往往充當了裝甲突擊的骨干。

他們懂得如何快速構筑炮兵陣地，如何利用坦克進行火力壓制，如何在復雜的火力網中穩固防線。

不同于美式戰術的精細，俄式戰術講究的是“力大磚飛”和堅韌不拔。

當需要硬碰硬地啃下真主黨的堅固堡壘時，這些俄籍老兵展現出的戰術素養往往能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

最讓人意想不到，也最讓抵抗陣營頭疼的，是那3900多名烏克蘭籍士兵。

眾所周知，烏克蘭戰場是近年來無人機技術和特種滲透戰術演變最快的地方。

這些烏克蘭籍雙國籍士兵，哪怕只是帶回了些許東歐平原上的實戰經驗，對中東戰場來說都是一次“降維打擊”。

烏克蘭籍士兵在無人機操作、FPV攻擊以及小分隊滲透方面有著獨特的天賦。

更致命的是，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大量使用的是蘇聯或俄羅斯制式的武器裝備，如AK系列步槍、RPG火箭筒、反坦克導彈等。

烏克蘭籍士兵對這些武器太熟悉了，他們甚至比對手更了解這些武器的優缺點、射程死角以及攻防策略。

在加沙緩沖區的邊境陣地，這些烏克蘭老兵展現出了極強的“守得住、耗得起”的能力，他們利用無人機進行全天候監視，配合狙擊戰術，讓試圖滲透的武裝人員無所遁形。

這種戰術融合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戰場景觀：在一個作戰連隊里，可能由美籍指揮官制定精確的巷戰清剿計劃，由俄籍士兵駕駛坦克提供重火力掩護，再由烏克蘭籍士兵操作無人機進行先期偵察和定點清除，最后由熟悉北約情報系統的法籍士兵負責數據鏈的保障。

這種多維度的打擊體系，讓戰術手段相對單一的哈馬斯和真主黨難以招架。

這種戰術上的全面碾壓，最終直觀地體現在了冰冷的傷亡數字上。

戰爭不是請客吃飯，數據是最誠實的記錄者。

截至2026年2月，各方匯總的統計數據顯示，反以武裝力量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

哈馬斯武裝人員陣亡人數已超過2.2萬人，其原本嚴密的組織結構被打得支離破碎。

巴勒斯坦伊斯蘭圣戰組織也付出了慘重代價，陣亡人數在3500到4500人之間。

而在北線，黎巴嫩真主黨雖然依托地形頑強抵抗，但也損失了2800到3000名戰斗人員。

合計下來，抵抗陣營的陣亡總數已經突破了2.8萬人。

反觀以色列方面，盡管面臨多線作戰，盡管對手擁有大量的火箭彈和反坦克導彈，但以軍的陣亡人數至今控制在1100人左右。

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雙方的陣亡比例達到了懸殊的1:20以上。

這個比例在現代高強度戰爭中是極為罕見的。

很多人習慣將這一結果歸結為以色列空軍的狂轟濫炸，但這無法解釋地面接觸戰中的一邊倒態勢。

空襲可以摧毀建筑，但無法占領街區，無法清除地道里的敵人。

真正拉開這個戰損比的，正是地面部隊極高的單兵素質和戰術協同能力。

擁有雙重國籍的老兵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他們在戰場上的生存率遠高于普通新兵。

他們懂得如何利用掩體，如何識別詭雷，如何在遭到伏擊時迅速反擊而非陷入恐慌。

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存在極大地提升了以軍基層部隊的心理素質。

當一個班里有兩三個經歷過費盧杰巷戰或巴赫穆特絞肉機的老兵坐鎮時，整個班的戰斗意志和戰術執行力都會提升一個檔次。

對于伊朗而言，這個戰損比是戰略誤判的直接證據。

德黑蘭方面或許曾寄希望于通過“代理人戰爭”消耗以色列的有生力量，利用哈馬斯和真主黨的人數優勢將以軍拖入泥潭。

他們計算了以色列的人口基數，認為以色列無法承受長期的高傷亡。

現實給了這種盤算一記響亮的耳光。

以色列通過引入這些雙國籍老兵，實際上是用“全球的存量”來對抗“區域的增量”。

這一現象背后的機制值得深究。

以色列依據《回歸法》，為全球猶太裔提供了極其便捷的入籍通道。

在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或戰爭時期，這種法律機制迅速轉化為戰爭動員機制。

許多擁有外國國籍的猶太裔青年，或許出于宗教信仰，或許出于對“民族危機”的共鳴，選擇回到以色列參戰。

他們領取以軍的薪水，享受以軍的后勤保障，但他們帶來的卻是美、俄、法、烏等軍事強國的作戰技能。

這讓以色列的戰爭機器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混合體”特征：它是一個民族國家在作戰，但它背后支撐的是一個全球性的軍事人才網絡。

這是一支名副其實的“跨國聯軍”。

對于伊朗和抵抗之弧來說，他們面對的不再僅僅是特拉維夫的決策，而是必須應對一個能夠隨時從全球汲取人力、技術和戰術資源的龐大系統。

這種“外籍軍團”模式還帶來了一個隱形的戰略優勢：由于這些士兵擁有雙重國籍，他們的犧牲在以色列國內社會引起的政治反彈，相對純本土義務兵要小一些。

同時，這些士兵背后的國家——美國、法國、俄羅斯等，雖然在外交層面上可能對中東局勢有不同看法，但在民間層面，這些雙國籍士兵的存在客觀上加強了以色列與這些大國的社會聯系。

戰爭的形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戰斗力的構成不再局限于本土的動員率。

以色列通過這種獨特的方式，完成了軍隊戰斗力的“技術升級”和“經驗降維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