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國有三個政權(quán)鼎立

文章來源于談史局，作者竟陵

魯迅的《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有這樣一段話：“我是性急的,所以我們見面,我總是說:洪哥!我們動手罷!他卻總說道 No!——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有關(guān)“洪哥”的這一聲SAY NO，源于黎元洪被迫參加武昌起義一事。長期以來，社會各界的說法很有傳奇性，甚至有人認為他是被起義士兵從別人家的床底下拿槍逼出來的，故對其有“床下都督”之謂。

黎元洪綽號“黎菩薩”，有時喚作“泥菩薩”。依湖北方言，“黎”“泥”同音，故有此兩說。“菩薩”之名，謂其面善，脾氣好，氣度雍容，像一尊彌勒佛。不過“泥菩薩”卻有戲謔之意，俗語云“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正暗諷黎元洪庸耳俗目、碌碌無才（他還有一個更刻薄的綽號叫“黎大苕”，“苕”即傻）。

黎元洪

武昌首義，本由革命黨人所組織、發(fā)動、沖鋒陷陣、斬將奪旗，為什么最后偏偏選中了“革命二字，從未之聞”，甚至在起義當天手刃革命黨人，與革命結(jié)下了血仇的黎元洪當領(lǐng)袖？據(jù)馮自由之《革命逸史》，武昌起義后一日黎明，穿過尚未彌散的硝煙，疲憊而興奮的革命黨人聚集于武昌蛇山南麓、閱馬場北端的湖北省咨議局（即今之武漢紅樓）：“眾以秩序急須維持，而革命軍諸首領(lǐng)黃克強、宋教仁、劉公、蔣翊武、孫武等均不在城（武昌），乃強脅二十一混成協(xié)協(xié)統(tǒng)黎元洪為都督。”

從此，在中國的大地上出現(xiàn)了三股擁有全國影響的政治勢力和三個鼎立的政權(quán)：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掌握實權(quán)的清朝王室；黎元洪為都督的湖北軍政府。

拋開近代中國總的階級力量對比（封建階級力量大于資產(chǎn)階級力量）和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不談，單就當時資產(chǎn)階級革命所波及的地區(qū)和聲勢而言，可以說革命勢力已處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面。但湖北軍政府名義上雖是南京臨時政府下屬的一個地方政府，實則并不聽命于南京臨時政府；它不是與南京臨時政府站在一起與袁世凱反革命勢力作斗爭，卻是向袁世凱反革命勢力暗中投靠，共同大拆南京臨時政府的臺。

陽夏戰(zhàn)爭結(jié)束后黎元洪政治地位的變化

湖北軍政府建立之初，黎元洪這個在革命黨人槍桿子逼迫下附從革命的大都督，處境極為被動、尷尬，革命黨人不過把他當作政治傀儡，軍政府中的大事，皆決于革命黨人，黎不過“畫諾而已”。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fā)展，黎元洪逐漸看清清王朝不可能避免的覆滅命運，而民主革命則有席卷全國之勢，開始起而任事，暗暗在軍政府內(nèi)部抓權(quán)，并吸引大批舊官僚政客投在他的麾下，使其羽翼逐漸豐滿。特別是陽夏戰(zhàn)爭結(jié)束，1911年12月1日停戰(zhàn)實現(xiàn)后，黎元洪不但在湖北軍政府中而且在全國政爭中，地位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陽夏戰(zhàn)爭雖然以漢口、漢陽失守告終，卻牽制了北洋軍兩鎮(zhèn)精銳兵力，極大地鼓舞和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fā)展；而且在陽夏戰(zhàn)爭中，雖然負實際指揮責任的是黃興，黎元洪卻也以軍政府都督的名義博得了“艱苦卓絕”的虛名，沖淡了他那被革命黨人脅從革命的不光彩的歷史，加重了他首義都督的身份。

其次，黎元洪在軍政府內(nèi)部逐漸培植了一批以舊官僚和立憲派政客為主體的親信黨羽，這批人大多政治上抱有野心，企圖以黎元洪為靠山，排斥革命黨人，鉆進革命政權(quán)，表面上口稱“同志”，背地里“施其挑撥技倆”，千方百計進行分化瓦解革命隊伍的活動。與此同時，革命黨人自身的弱點和內(nèi)部矛盾也暴露得越來越嚴重，大部分革命黨人對革命的認識很膚淺，認為議和成功，皇帝必然退位；而皇帝退位，便是革命成功。

當時湖北有兩大重要革命團體，一是共進會，二是文學社。共進會的領(lǐng)袖是劉公、孫武等，文學社的領(lǐng)袖是蔣翊武、劉復基等，二者并不同心，偶有齟齬。話說回來，共進會的誕生，恰恰源自與同盟會尤其是孫中山的矛盾，發(fā)起共進會的張伯祥、鄧文翚、焦達峰、劉公、孫武等，都是同盟會員，他們反對孫中山的革命方略，主張從他們籍貫所在的長江流域發(fā)動起義，從這個意義上講，共進會可謂中部同盟會的先導。

章太炎

據(jù)章太炎《焦達峰傳》，黃興認為共進會在搞分裂，責問焦達峰：“何故立異？”焦達峰答：“同盟會舉趾舒緩，故以是赴急，非敢異也。”黃興問：“如是，革命有二統(tǒng)，二統(tǒng)誰為正？”焦達峰笑道：“兵未起，何急也！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黃興聽后，“爽然無以難也”。

“于是各謀發(fā)展，彼此暗斗”，不少人“志得意滿”，居功自傲，“逢人稱首義，無兵不元勛”；也有的為了爭名逐利，不惜與革命同志翻臉，而與官僚親近，“舍本偏于逐末，革命止于革官”逐漸“為官僚派所默化”。革命黨隊伍內(nèi)部日趨渙散和分裂，武昌軍政府的實權(quán)逐漸向舊官僚方面轉(zhuǎn)移。這種局面自然有利于黎元洪集中權(quán)力，排斥和打擊革命黨人。

第三，陽夏戰(zhàn)爭結(jié)束后，談判議和成為當時政治生活的中心事件，而黎元洪憑藉首義都督的身份，袁世凱一開始就選中他作起義各省的最高代表進行談判。這使他在籌組臨時中央政府向革命黨爭權(quán)奪利的斗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正因此，他被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舉為大元帥，這不僅使他取得了代表獨立各省組建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實際權(quán)力由副元帥黃興代行），而且極大地加重了他的兵權(quán)。1912年初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又被選為副總統(tǒng)。這時的黎元洪已成為既踞有實力地盤、又擁有大元帥稱號和副總統(tǒng)政治地位的實權(quán)人物了。

第四、黎元洪在湖北革命黨內(nèi)找到了代理人——與掌握湖北軍政府實權(quán)的共進會負責人、軍務部長孫武緊密勾結(jié)，從而鞏固了黎在湖北軍政府中的地位。在黎元洪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加緊集權(quán)的過程中，孫武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他先是為了貶抑黃興，抬高自己；后是為了排斥“首義三武”中的其他“二武”——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共進會另一負責人張振武，不惜“擁黎以自重”，與黎元洪的親信孫發(fā)緒、饒漢祥、杜錫鈞等密切勾結(jié)，在共進會與文學社之間不斷制造摩擦，千方百計打擊原文學社系統(tǒng)的革命黨人和在湖北的同盟會領(lǐng)導人。

黎元洪初則利用孫武共進會領(lǐng)導人的身份逐漸取得革命黨人對他的信任；繼則利用孫武排擠、打擊革命黨人，以便取得都督實權(quán)。黎、孫勾結(jié)，不但加重了黎元洪在湖北軍政府中的權(quán)勢，而且使舊官僚勢力得以左右首義地區(qū)的政治動向。

黎、孫勾結(jié)的組織體現(xiàn)的是民社的成立。1912年初，以孫武為首的部分湖北革命黨人（主要是共進會黨人）對南京臨時政府的權(quán)力分配（基本上未任用湖北首義黨人）不滿，再加上孫發(fā)緒等舊官僚政客乘機挑撥離間，致使湖北首義地區(qū)對南京臨時政府與同盟會的離心力加大。

1912年1月16日，孫武、劉成禹、孫發(fā)緒拉攏一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新的政黨——民社，以“與同盟會公開對立”。列名的發(fā)起人有黎元洪、譚延闿、王正廷、孫武、吳敬恒、劉成禹、孫發(fā)緒、張伯烈等24人。其主事者為孫武，最活躍的是孫發(fā)緒，黎元洪則為后盾。1912年1月20日在報端發(fā)表《民社緣起》和《民社規(guī)約》，標榜“爰本盧梭人民社會之旨發(fā)起民社”，“對于統(tǒng)一共和政治，持進步主義，以謀國利民福”，實則是擁黎元洪為首領(lǐng)，向同盟會爭權(quán)。民社本部設(shè)在上海，并在上海出版機關(guān)報——《民聲日報》，2月20日正式創(chuàng)刊發(fā)行。該報的宣傳路線就是民社的政治路線——擁袁（世凱）、黎（元洪），排孫（中山）、黃（興），反對同盟會和南京臨時政府，其進止完全秉承黎元洪意旨。

民社本部雖設(shè)在上海，但“事實上，民社是以湖北為重心的”。2月28日，民社武漢支部成立，3月31日在漢口正式舉行成立大會，公舉黎元洪為社長，孫武為副社長，孫發(fā)緒為評議長，丁立中（笏堂）為總干事。武漢民社的主要成員有兩部分人：一是以黎元洪為首的舊官僚和立憲派政客；二是以孫武為首的從同盟會分裂出來的共進會黨人。通過民社這個紐帶，孫武和黎元洪靠得更緊，黎、孫相互利用，武昌官僚集團賴以形成；換言之，武昌官僚集團即指以黎元洪為首的掌握湖北軍政實權(quán)的新舊官僚，民社就代表著這個官僚集團的政治利益。

民社既是一個政黨，又帶有地域性質(zhì)。以后又以民社為基礎(chǔ)，形成袁世凱的御用黨——共和黨，民社即為共和黨的湖北派，是“袁世凱在湖北的代言人”。武漢民社一成立，立即進行反對南京臨時政府的活動。誠如一些親身經(jīng)歷過這段歷史的辛亥老人所說：“武昌同南京，就此發(fā)生裂痕了。”“自此，黎元洪抱定主義，另立門戶”，“壟斷湖北一切政權(quán)，聯(lián)袁拒孫”。

黎不放棄大元帥名號、以與孫中山抗衡

黎元洪和武昌官僚集團對抗南京臨時政府，首先表現(xiàn)在黎遲遲不肯放棄大元帥名號。按照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的決議，大元帥是在臨時總統(tǒng)產(chǎn)生以前代行政務的臨時性職務，其職權(quán)就是組織中央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tǒng)產(chǎn)生后，大元帥應隨之取消。黃興早在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臨時大總統(tǒng)職的當天，即通電各省，聲明取消副元帥名號，黎元洪也于1月3日當選為副總統(tǒng)，按說應自動取消大元帥名號，但他卻遲遲不肯取消，且于1月22日以都督身份召集湖北軍政府各部部長、各協(xié)統(tǒng)及各行政機關(guān)辦事人員舉行大會，由軍務部長孫武提出議案：“大元帥已經(jīng)各省代表舉定，不得以私人之意見取消。鄂省為民國軍事總樞紐，應即組織大元帥府實行職務”。經(jīng)會議議決，立即建立大元帥府，實行大元帥職務。

黎元洪所以遲遲不肯放棄大元帥職務，是為了抓住統(tǒng)率南方革命軍隊的實權(quán)，以民軍最高統(tǒng)帥的身份與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對抗。自1912年12月17日當選為大元帥以后，他即以大元帥名義將全國民軍編為四支大軍，統(tǒng)歸自己節(jié)制，大本營設(shè)于武昌，部署北伐；并曾以“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的名義誓師北伐；以后屢頒北伐訓令，或是向北伐將士發(fā)文慰問，均使用大元帥名義。

直至2月15日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黎元洪才忙不迭地于當日電達孫中山及參議院，表示：“現(xiàn)在政體解決，元洪副總統(tǒng)及大元帥之職，應先辭退，俟新任舉定后，即行解職。”但因時值孫中山辭職尚未解職，袁世凱已當選而未就職之際，黎元洪亦并未解大元帥之職。直到3月30日北京承宣廳來電，稱“民國臨時中央政府業(yè)經(jīng)組織完備，查照民國通例，大元帥一職，自應歸袁大總統(tǒng)兼任。”黎元洪才于4月6日宣告“本都督發(fā)布此諭之日，即為大元帥解職之日。”他的大元帥名號只能移冠袁世凱。

與東南立憲派攻擊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

黎元洪和武昌集團還同東南立憲派及同盟會中的右翼結(jié)合在一起，從政治上、思想上對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發(fā)起攻擊，妄圖釜底抽薪，搞垮革命政權(quán)。比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始，頒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確立資產(chǎn)階級民主制度的革命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是革除一切封建主義舊習氣、舊風俗。孫中山從上海到南京就職伊始，就堅決掃除舊中國官場講究排場、好施繁文縟節(jié)的舊習氣，對瀘軍都督說：“我輩革命家，全不采儀式，只一車足矣。”

他連一個衛(wèi)隊也不帶，輕車簡從地來到南京。大總統(tǒng)就職儀式舉行得莊嚴而熱烈，卻也極其儉仆；同時宣布，凡政府官員都是“人民公仆”，廢除“大人”、“老爺”之類的稱呼；一律實行低薪制，總統(tǒng)府人員，自秘書長以至錄事，一律每月領(lǐng)津貼30元。“宿食則由政府給辦，亦一律齊等。滿清官僚氣習，掃蕩無遺”。南京臨時政府還連續(xù)發(fā)布命令，禁止種植罌粟和吸食鴉片，剪除發(fā)辮，并禁“買賣男女及奴隸他人”，禁止蓄娼，禁絕販賣華工，禁止刑訊，禁止賭博，勸禁纏足等等。

而黎元洪和武昌官僚集團對這一切視而不見，僅用一些外國報紙誣蔑光復各省革命派的所謂“驕奢淫佚之習，與滿清當?shù)拦蕬B(tài)有過之無不及”等言詞于2月6日致電南京臨時參議院，要求轉(zhuǎn)告大總統(tǒng)孫中山，請其“速下崇儉抑奢命令，以挽頹風，而免外人訕笑”，并警告說：“倘昏迷如故，民國前途何堪設(shè)想。”對南京臨時政府抱著敵意和嘲笑的態(tài)度。次日，又直接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各機關(guān)，氣勢洶洶地質(zhì)問革命黨人：“假共和以遂私圖之事時有所聞，或假之以謀權(quán)利，或假之以報私怨，或假之以蹂躪商賈，或假之以損人權(quán)，種種怪狀，人道何存？”竟把南京臨時政府當作肆意攻擊的對象。

再如，約在1911年12月10日左右，武昌起義后思想急劇右傾的章炳麟在回復譚人鳳等人的電報中曾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今讀來電，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一黨組織政府。若守此見，人心解體矣。諸君能戰(zhàn)即戰(zhàn)，不能戰(zhàn)，弗以黨見破壞大局。”

章炳麟提出的所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受到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的批判。孫中山剛從國外回到上海時，在所發(fā)同盟會宣言中，特別批判章炳麟的這個分裂主義、取消主義的口號，斥之為“儒生闒茸之言”，指出它完全背離了同盟會“所持主義”。黎元洪卻對章炳麟這個口號很欣賞，認為與他排斥湖北革命黨人、以獨攬大權(quán)的意愿正相符合。當南北議和協(xié)議剛一達成，他為了投靠袁世凱，便把章炳麟這個口號接過來并發(fā)展一步，提出“革命軍消”。他在2月7日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及各機關(guān)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此固有識者之言，某等敢進言曰：‘共和國立，革命軍消’。蓋以破壞易而建設(shè)難，不如此不足以收容全國之杰俊，而共救時艱”，目的是進一步削弱革命黨力量，為將來袁世凱的“統(tǒng)一政令”、“統(tǒng)一軍令”服務。

在財政經(jīng)濟上卡南京臨時政府的脖子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財政萬分困難，黎元洪為首的武昌官僚集團不但不給予支持，而且和東南立憲派頭目沆瀣一氣，對南京臨時政府百般刁難，企圖從經(jīng)濟上促南京臨時政府垮臺。1912年1月26日，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致電黎元洪，提出“各省財政狀況，務望詳示”，還未提及向地方要錢，黎元洪即于當日回電哭窮，謂：“鄂省財政，萬分窘迫”，“若不急為設(shè)法，萬難支持”，并說明“已將困難情形及收支數(shù)目，交由參議員要求中央政府極力維持”。

而就在同一日，答覆湖南都督譚延闿的一封電報中，卻爽快地答應湖南方面自廣東、四川運鹽至湘，途經(jīng)鄂省，“請飭各關(guān)卡免稅放行”的請求。十天以后，2月5日的《申報》還刊載了這樣一條消息：“黎副總統(tǒng)宣言湖北財政甚為充足，貯藏銅塊、銀塊能敷數(shù)月軍資。”證明了黎元洪致南京政府財政部的“哭窮電”何等虛偽！

南京臨時政府既找不到適合途徑解決財政困難，只好求助于外債，而帝國主義又都是把向中國貸款作為取得侵略權(quán)益的一種手段，所以除了高額利息以外，還必然伴隨著其他附加條件。1912年1月，日本郵船社以輪船招商局產(chǎn)業(yè)為抵押，借給南京臨時政府銀1010萬兩（后因故未能實現(xiàn)）。1月底，又經(jīng)由日本三井洋行與大買辦盛宣懷串通一氣，商訂以漢冶萍公司股票為擔保，以漢冶萍煤礦由中日合辦為條件，貸款給南京臨時政府200多萬元。總共從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到1912年4月，外債收入共1079萬元，占其收入總數(shù)的將近54％。

南京臨時政府這種飲鶴止渴的辦法，嚴重地損害了它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同時也給伺機破壞的舊官僚、立憲派以可乘之隙。黎元洪和武昌集團即乘機大肆攻擊南京臨時政府，自2月13日至3月9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為反對借外債事，六次以黎元洪的名義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對南京臨時政府在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被迫采取的“急不擇蔭”的辦法，不但毫不容情，而且把它罵得比清政府還要壞。在2月14日就輪船招商局之抵押致南京臨時政府的電文中說：“前清屢次抵債，尚顧惜此區(qū)區(qū)而不之畀，乃民國新造，反棄此權(quán)利。恐滿清遺孽亦當笑人矣。

如果黎元洪為首的武昌官僚集團是真誠地出于維護國家主權(quán)而反對借外債，即便言論過激，也還不無可取之處，但事實并非如此。當袁世凱為首的北京臨時政府組成后，第一件大事即大借外債，一個月之內(nèi)，專為籌措解散軍隊費用，即借外債3600萬兩，相當于南京臨時政府外債總數(shù)的三倍多。一再以“迄未借外款”夸口的黎元洪，也于1912年5月為修筑漢口街道、建筑電車軌道，與美國舊金山勞勃脫大來公司簽訂了300萬金鎊（3000萬銀元）的借款合同，“以湖北某某項收入為抵押物，聞投資人于抵押物頗為滿意”。10月簽訂正式合同，借款數(shù)額降為150萬鎊。

民社以及鄂省參議員等擁黎人物對借外債的態(tài)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zhuǎn)彎，從反對借外債，一變而為與反對借外債者為敵。比如黃興鑒于南京臨時政府借外債遭到輿論反對的教訓，對袁世凱政府大借外債表示了反對的態(tài)度；但同時發(fā)起成立國民捐會，倡導各地實行愛國捐款，以解決政府財政困難。

盡管未能行得通，卻說明黃興反對借外債，并非是為拆政府的臺。而民社主帥孫武竟親自出馬，為袁政府借外債作辯護，說是“此固謀國者不得已之苦衷”；并批評黃興“反對借外債者并非有真知卓見”，“黃克強雖然電阻借款，以意測之，亦不過矯激之詞……克強素持大體，熟于事勢。夫豈不知中國府庫空虛乎？”

曾聲嘶力竭地反對南京政府借外債的鄂省議員劉成禺等也改變了態(tài)度。在內(nèi)閣總理唐紹儀和袁世凱的政爭中，袁利用財政總長熊希齡攻擊唐紹儀，劉成禺等則毫不含糊地站在袁世凱一邊，攻擊唐紹儀，支持熊希齡，而熊正是袁政府3600萬兩對外借款的主要經(jīng)手人。于此可見，黎元洪為首的武昌官僚集團本質(zhì)上不是反對借外債，而是反對南京臨時政府。

建都之爭

1912年2月12日，清帝發(fā)布退位詔書。13日，孫中山即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呈。15日，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20日黎元洪再次當選為副總統(tǒng)。孫中山為防止袁世凱獨裁，在辭呈當中，提出臨時政府地點設(shè)于南京；新總統(tǒng)須到南京受任；新總統(tǒng)必須遵守南京臨時參議院制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三項內(nèi)容作為他和國務員解職的條件。孫中山多次電催袁世凱南下就職，并于2月18日派出蔡元培等五專使赴北京迎袁南下。

對于袁世凱來說，《臨時約法》并不可怕，可以在當權(quán)后慢慢去對付；而臨時政府建于何處，也就是國都所在地問題，則牽動他的統(tǒng)治基礎(chǔ)，而且是馬上就要付諸實行的問題，因而必須力爭。于是南北雙方為建都地點問題，展開了激烈斗爭。袁世凱藉口北方局勢不穩(wěn)，不肯南下；孫中山為使袁世凱脫離舊勢力的老巢，到革命氣勢較濃的南方來，以減少他破壞共和的危險，所以也堅持不讓。

黎元洪“從前以一協(xié)統(tǒng)望袁世凱如帝天，袁出，情甘為屈。”但在南北爭都問題上，居然提出了第三種主張——建都武昌。早在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之前，他就致電已自武漢退駐保定的段祺瑞，請其轉(zhuǎn)達袁世凱，表示選舉臨時大總統(tǒng)及組織臨時政府的會集地點應在漢口，并派出湖北軍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王正廷到北京，請袁“駕臨江漢，公同商議正式中央政府一切組織計劃”。

2月14日，又致電清內(nèi)閣總理袁世凱，再次表示：“現(xiàn)在組織中央政府為刻不容緩之圖，而會集之區(qū)，似以漢口為適中之地……敬請迅速派定北方各處代表南來，會同推定大總統(tǒng)及中央政府各重要人員與確定政府所在地點。”并說明得袁復電后，再由武昌方面電告南京臨時政府，令南方各省代表亦會齊漢口。黎元洪居然要左右南、北兩京，孫、袁二巨頭，這實在是他一生中政治雄心的一次大勃發(fā)。可惜，他的建議并未受到袁世凱的重視，袁一直把南京作為談話對象，施以威脅手段也是針對孫中山，所謂“與其孫大總統(tǒng)辭職，不如世凱釋政”等語。

袁世凱被南京臨時參議院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后，黎元洪要求到漢口選舉總統(tǒng)之議自然作廢，但他仍然堅持要求南北代表到漢口組織政府。2月17日袁世凱給他的復電中有言：“自武漢起事，天下從風，共和之基于斯肇建！”之語，他受到了鼓舞，似乎袁世凱承認武漢的重要地位，于是19日致電袁世凱，說什么：“我公識見宏遠，必能慮及會議之區(qū)，似以漢口為適中。懇通電各處，遣派代表來漢，以便組織中央政府。”而袁世凱根本未予理睬。

2月15日，湖北省臨時議會正式作出了“建都宜在武昌”的決議。20日，《民聲日報》即刊載了民社本部發(fā)表的通電，首先斥責南京臨時參議院：“附和政府少數(shù)人之私見，率定南京為臨時政府地點”，“此吾黨所絕對不敢贊同者”，又表示“際南北紛爭之日，新舊暗斗之時，吾黨似未可加重一方”，因此關(guān)于國都問題，“折中定制，莫若武昌”，其理由一是“武漢倡義，為全國人心所歸”；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樞”；三是“既滌除北京舊染之污，亦免蹈建業(yè)（即南京）偏安之習。”

次日又發(fā)表危言聳聽的言論，給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施加壓力，竟然說：“武漢軍界聞參議院受政府之指揮，決定南京為臨時政府地點，宣言將與段棋瑞軍聯(lián)合，極為傾倒南京政府之行動。”并援引英文《楚報》的紐約電訊稱：“美政府謂中國建都武昌為最宜，極為反對南京”。該報還連篇累牘地發(fā)表各種評論文章，從政治、外交、經(jīng)濟、交通諸方面論證國都必應設(shè)在武昌。他們津津樂道于武昌的首義地位，所謂“自起義以來，流血無量，人心之所響往，大勢之所趨歸，實民國惟一之紀念場，世界第二之華盛頓也！”。

無論是黎元洪主張也好，民社鼓吹也好，對于各省都督來說，都不如坐鎮(zhèn)北京的袁世凱的陰謀詭計更具有欺騙性。江蘇都督莊蘊寬、浙江都督蔣尊簋、煙臺都督藍天蔚、湖南都督譚延闿、廣西都督陸榮霆、云南都督蔡鍔、浙軍司令朱瑞、粵軍司令姚雨平，以及天津張鎮(zhèn)芳、張懷芝、張錫鑾等均發(fā)表通電，一律表示支持袁世凱建都北京。在這種情勢下，黎元洪于27日致電孫大總統(tǒng)并南京政府各機關(guān)，表達了三層意思：

一是壓迫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放棄建都南京的打算，居然威脅說：“若參議院諸公必欲膠執(zhí)成見，事久生變，誠恐以一時未審之謀，貽全國無窮之禍。倘使后人追原罪首，悔將何及？”

二是表示“臨時政府自應以地形險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國樞紐者為適當之地點”，則“居中馭遠，莫若武昌”；

三是考慮到各省都督皆贊成北京，故退一步，提出“為暫時權(quán)宜之計，必仍規(guī)定燕京”，而將來“宅中建國，仍在武昌”。故應一面先在北京組織中央政府，“規(guī)劃一切”；“一面開辟武漢，建筑新都”，“俟新都告成之日，即為總統(tǒng)移駐之時”。這是黎元洪為首的武昌官僚集團經(jīng)過審時度勢，作出的第二步打算，可惜其建都武昌之議，根本不為人所理睬。

袁世凱為使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屈服，一面同蔡元培等五專使虛與委蛇，表示“極愿早日南行”；另一面則指使爪牙于2月29日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變（即“壬子兵變”），造成北方局勢不穩(wěn)、袁世凱“暫難離京一步”的假象，以迫使南方革命派屈服。黎元洪則從這次兵變中很快醒悟過來，看清了袁世凱決不肯南下就職、國都必定北京的意向，于是連忙于3月3日發(fā)表致各省機關(guān)電，只字不敢再提建都武昌之議，而是藉助北方兵變之禍，危言聳聽地警告說，如果再不趕快定國都，建立統(tǒng)一政府，則會造成“兵亡”、“民亡”、“國亡”、“種亡”的慘痛后果，壓迫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向袁世凱讓步。最后明確表態(tài)：“時機萬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金陵形勢果勝燕京，猶當度勢審時，量為遷就，況利便之勢相判天淵乎？”。

4日、5日又連續(xù)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及各機關(guān)電，催促速定國都，所謂“首都一日不定，則國基一日不立”，“倘更有搖動，轉(zhuǎn)瞬即不堪設(shè)想”云云，壓迫革命黨人速向袁世凱屈服。湖北臨時議會也于10日通電各省，擁護在北京建立臨時政府。《民聲日報》也變了調(diào)子，恭維黎元洪改轍定都北京之論為“一言興邦”之“君子言”，又謂“項城在燕受職之議已底于成，記者對之安得不色然以喜！”

隨著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唐紹儀到南京組織內(nèi)閣，臨時政府北遷，這些高唱武昌為政治中心的言論自然銷聲斂跡，成為歷史的沉渣。然而它卻深刻地說明了，民國初年這場定都之爭，本質(zhì)上不是地域之爭，而是政權(quán)之爭。南京與北京之間，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武昌與北京之間是政治權(quán)力之爭。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集團，初則以第三黨的面目出現(xiàn)，企圖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繼則完全站在袁世凱一方，壓迫南京革命黨人向袁世凱妥協(xié)，從而在“爭都”問題上，最終成了袁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