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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Marlow / Magnum
利維坦按:
即便許多父親和女兒都渴望緊密的情感聯結,這種關系卻常常顯得淺薄、僵硬甚至緊張。這種隔閡的根源——不僅僅是冷漠或缺失時間,而是期待不匹配與角色調整的困難。長期以來,許多父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并不像母親那樣承擔情感養育的角色,但現代家庭中女兒更希望父親能提供情感支持與平等互動;這種期待與父親習慣于“理性、實際支持而非情感交流”的溝通方式之間往往難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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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長過程中,梅麗莎·舒爾茨(Melissa Shultz)有時覺得自己仿佛有兩個父親。她告訴我,其中一個父親風趣幽默,總是笑個不停。他是個講故事的高手,對她的寫作生涯影響深遠;他還會給她結結實實的熊抱。他常常給她買一些小禮物:她十幾歲時送她一個粉色的“公主”電話,她當了媽媽后,又給她的兒子們買玩具。兩人最親密的一些時刻,發生在她給他剪頭發的時候;她說,那是一種“無需交談也能親近彼此的方式”。在她人生低谷時,他也總是陪伴在她身邊。當她的訂婚告吹時,是他幫她收拾行李,開車把她送回家。
但她也告訴我,他們的關系有時會非常波折。她父親的另一個版本是“陰暗的”,會“憤怒到失去控制”。如果她挑戰他的權威,他就會好幾個月不理她。他會辱罵她,甚至當著她自己孩子的面。父親在她三十多歲時去世,她悲痛欲絕,盡管她懷疑他們是否真正了解過彼此。如今六十多歲的舒爾茨告訴我,她仍然為這段關系感到悲傷。
舒爾茨的故事或許會讓一些父女感到似曾相識。20世紀90年代,記者維多利亞·塞昆達(Victoria Secunda)在她的著作《女性與她們的父親》(
Women and Their Fathers)中寫道,父女之間那種“滋養性的依附關系”“驚人地罕見”。塞昆達采訪了150位女兒和75位父親, 發現他們描述的大多數關系都存在“過大的距離”。 二十年后,心理學家佩吉·德雷克斯勒(Peggy Drexler)在她2011年出版的《我們的父親,我們自己》(
Our Fathers, Ourselves)一書中——該書基于對數十位女性的采訪——寫道,女兒們往往會反復使用這樣一句話:“我愛我爸,但是
父女關系疏遠的證據在近期的家庭研究中也屢見不鮮。與核心家庭中的其他關系相比,父親和女兒更容易出現隔閡。根據2022年一項基于全國縱向數據的研究[1],美國大約28%的女性與自己父親的關系疏遠;這一比例略高于與父親疏遠的兒子(24%),但顯著高于與母親疏遠的任何性別的孩子(6.3%)。即便在并未完全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父女關系也往往不如其他家庭紐帶親密。一項2010年的研究發現[2],成年女兒在與父親討論個人問題時感到不如與母親那樣自在,并且更多依賴父親提供“工具性支持”,而非情感照料。長期研究父女關系、并就此寫過五本書的維克森林大學教授琳達·尼爾森(Linda Nielsen)稱其為“最薄弱的親子關系”。當然,也有很多女性與父親關系親密、充滿愛意。但研究結果十分明確:許多人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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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男女》劇照。? 豆瓣電影
這種緊張關系會傷害父親和女兒雙方。尼爾森在《父女關系》(Fa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一書中寫道,女性與父親之間的紐帶可能與她們的心理健康和戀愛關系質量有關。而一項2023年的研究顯示[3],與成年子女保持經常聯系的父母(尤其是父親),平均而言對自己的生活更為滿意。父女關系逐漸疏遠的人,都會談到巨大的痛苦。雙方都渴望親近,但似乎都不確定該如何做到。
現代父女關系疏離的根源似乎在于雙方期望的不匹配。總體上,幾代以來,父親在子女(尤其是女兒)生活中的參與度普遍低于母親。但當今的許多孩子卻期待更多:更多情感支持,以及更平等的對待。然而,許多父親似乎難以適應女兒的這些期待。其結果與其說是父女關系突然破裂,不如說是父女關系未能充分完成調整。
在撰寫這篇文章報道時,我與十幾位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交談,其中大多數人告訴我,她們與父親之間的紐帶缺乏深度:對話停留在表面,常常顯得尷尬,而她們的父親也幾乎從不流露出脆弱的一面。有幾位說她們害怕父親的憤怒;還有人告訴我,她們很少擁抱父親。很少有女性能經常與父親單獨相處。
一些研究人員指出,缺乏高質量的親子相處時間——尤其是在童年時期——是導致父女關系緊張的一個重要因素。尼爾森對我說:“親子相處時間與你和父母的關系質量密切相關。”而許多父親和女兒都缺乏足夠的親子時間。根據2024年的《美國時間使用調查》[4],育有6歲以下子女的女性平均每天比男性多花大約一個小時照顧孩子。而且,研究發現,父親在照顧孩子時,通常會花更多時間陪伴兒子:一項2012年針對8歲及以上兒童的研究發現,在兄妹關系中,兒子與父親相處的時間比女兒更多[5]。
隨著孩子們進入高中,父親陪伴兒子和女兒的時間差距越來越大。2012年的研究發現[6],到17歲時,女孩平均每周與父親單獨相處的時間不到30分鐘,而男孩則超過一小時;父親與青春期女兒的相處時間,在所有家庭組合中是最少的。造成這種時間差距的部分原因似乎在于,青春期男孩往往更想和父親待在一起,而青春期女孩則大多更傾向于和母親相處。但作家威爾·格倫農(Will Glennon)在其1995年著作《為父之道》(
Fathering)中采訪了數百位父親,他告訴我,許多父親也會主動疏遠處于青春期的女兒。他采訪的大多數父親都對目睹女兒經歷青春期感到不適。那個階段顯得動蕩不安,而父親們對女兒正在經歷什么“完全不知道”——于是他們選擇了退縮。格倫農說,他能理解這種反應: 他的女兒十幾歲時,他也經歷過類似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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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女之死》劇照。? 豆瓣電影
對于近三分之一父母離異的美國兒童來說,這種時間上的缺口可能尤為嚴重。只有三分之一的分居案例最終實現了完全平等的共同監護,而母親更有可能成為主要照顧者。正因為如此,美國有21%的兒童并未與其生父同住。當然,父母分離同樣會影響兒子,但對父女關系的破壞性尤其巨大。一項為期20年的研究調查了離婚后父親與成年子女關系的質量,發現感到這種關系明顯惡化的女兒人數是兒子的三倍[7]。馬里蘭州的家庭治療師坎迪斯·麥卡洛(Candace McCullough)告訴我,在她的臨床實踐中,離婚和婚外情是破壞父女關系最為嚴重的因素之一。
在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女性婚前主要依靠父親提供物質支持。父女之間的紐帶往往建立在一種相互責任感之上,女兒也被期望對父親畢恭畢敬。這種狀況在20世紀發生了變化。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獲得經濟獨立,父女關系的傳統基礎逐漸瓦解。
如今,孩子們通常希望在成年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仍能與父母雙方保持更親密的關系。但心理學家喬舒亞·科爾曼(Joshua Coleman)告訴我,雖然許多母親已經準備好滿足孩子對親密關系的渴望,但這種變化卻讓許多父親措手不及。科爾曼專門研究家庭關系,他表示,根據自己的臨床經驗,許多父親并未具備滿足孩子——尤其是女兒——需求的能力。“親密關系的產生源于他人的脆弱,”科爾曼解釋道,而父親們可能尚未準備好面對這一點。紐約大學教授尼奧比·韋(Niobe Way)長期研究男性與男孩,她告訴我,這種脫節可能部分源于許多現代父親成長于“壓抑”且“過度強調男性氣質”的環境中。她說,女兒通常“更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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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春》劇照。? 豆瓣電影
我采訪的幾乎所有女性,都描述了她們與父親之間令人痛苦的隔閡。(為了坦誠地談論父女關系,她們中的大多數要求只透露自己的名字。)43歲、居住在法國的教育工作者克萊爾(Claire)對我說:“我只是想說,‘你能不能表達一下你的情緒?’”她告訴我,她的母親在20年前自殺身亡,她非常渴望與父親談起母親。她想知道,父親是否會想起她的母親。“我從來沒問過他,”她說。而他也從未問過她。路易絲(Louise)是一位40多歲的前醫生,住在英國,她也很少看到父親與她進行情感交流。如果她試圖談論父親的私生活,他會“把話題打斷”。
29歲的敏(Min)成長于韓國,如今居住在倫敦,她也告訴我,她的父親很少詢問她的生活;她甚至不確定父親是否知道她的年齡,或她在哪里工作。相反,他更關注在實際事務上支持她,比如她出行時是否需要人幫忙搬運行李,或者她有沒有吃飯。“他相當家長制,非常以男性為中心,”她說,并將這一點部分歸因于韓國文化。她告訴我,他們之間的差異常常引發“文化沖突”——許多移民女兒或許都能感同身受。
格倫農告訴我,他采訪過的父親們同樣感到自己與成年女兒之間存在隔閡。他認為,女性為了應對這種情感上的缺失,會選擇冷落父親——比如會說:“不,我沒空聊天,我還有事要做。” 這會讓父親們感到困惑和受傷,從而加劇這種惡性循環。
在尼爾森看來,父女緊張關系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增加高質量的相處時間。她承認,不同性別的溝通方式可能存在差異,但她強調,無論這些差異如何,父親和女兒彼此投入的關注越多,這段關系通常就越好。
確實,越來越多的父親似乎正在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為孩子——包括女兒——騰出時間。平均而言,現代父親承擔的育兒工作量是1965年父親的三倍。有些人正在爭取更完善的共同監護法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放棄有薪工作,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尼爾森告訴我,男性在養育子女和同理心方面并不遜于女性;許多男性也為自己與孩子分離的時間感到遺憾。
我交談過的幾位女兒,也在主動為父親騰出時間。她們告訴我,她們會規劃一年一度的“父女公路旅行”,或一起接受心理咨詢。沙迪·沙赫納瓦茲(Shadi Shahnavaz)曾主持多場父親與成年女兒的聯合治療,她告訴我,根據她的經驗,這類關系往往是最容易修復的關系之一。
即便是在父女關系已經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尼爾森也一直認為,這種關系是可以、而且確實能夠恢復的。對梅麗莎·舒爾茨而言,療愈是在父親去世后才到來的。在父親離世后的幾十年里,她對他的憤怒逐漸緩和。她告訴我,她依然為自己“從未擁有過的東西”而悲傷,但她已經開始理解她的父親。“他小時候和父母相處得很痛苦。””
而對于與成年女兒疏遠多年的約書亞·科爾曼來說,和解來得更早一些。他告訴我,為了重建信任,他學會了不再為自己辯護;他逐漸明白,要求女兒尊重他的權威只會把她越推越遠。他意識到,自己需要變得更加平等,也更加“柔軟”。當女兒愿意再次見他時,他讓她來掌控節奏。他說,慢慢地,他們不僅找到了禮貌的相處之道,更找到了一種更為珍貴的東西:真正的親密關系。
參考文獻:
[1]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0254574/
[2]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3004430903415080
[3]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666558123000507
[4]www.bls.gov/news.release/pdf/atus.pdf
[5]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3502683/
[6]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3242364/
[7]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j.1741-3729.2003.00340.x
文/Isabel Woodford
譯/tim
校對/tamiya2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2026/02/father-daughter-divide/684466/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im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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