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木、坂西到土肥原 聊聊日本對華諜報前三代操控體系的構建

日本侵華前期，其在華諜報與政治操控體系的形成，并非單一間諜的孤立行動，而是經過三代諜報巨頭的接續(xù)經營、層層完善，逐步搭建起覆蓋中國全域、滲透軍政核心、兼顧情報搜集與勢力操控的完整網絡。青木宣純作為開創(chuàng)者，奠定了體系基礎；坂西利八郎作為繼承者，細化了運作模式、拓寬了滲透路徑；土肥原賢二則作為集大成者，將體系效能推向頂峰，三人前后銜接、各有側重，共同構建了日本侵華前期最核心的在華諜報與操控體系，成為日本推行大陸政策、逐步蠶食中國的重要工具。

青木宣純是日本對華諜報事業(yè)的鼻祖，也是第一代“中國通”軍人，他在中國前后活動長達二十八年，核心貢獻是打破了日本對華情報搜集的零散狀態(tài)，建立了第一個系統(tǒng)性的在華諜報機構，為后續(xù)體系建設鋪好了第一塊基石。1884年，青木宣純首次被派往中國廣州，彼時他雖主攻北京官話，卻為了開展工作苦學廣東話，順利完成初期情報搜集任務。隨后，他與同學柴五郎受命勘測繪制北京地區(qū)周邊地圖，將當時日本參謀本部簡略的北京地圖，完善為詳盡精準的軍事地圖，為日本軍部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情報支撐。

甲午戰(zhàn)爭后，青木宣純進一步深耕中國，1897年出任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期間，在北京設立了以“青木公館”為名的特務機關，對外以正常交際場所為掩護，實則廣泛結交中國官紳人士，搜集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類情報。他最為關鍵的操作，是取得了當時負責督練新建陸軍的袁世凱的信賴，兩人交往甚密，袁世凱甚至稱其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還曾特邀他前往濟南協(xié)助編練新軍。借助這一關系，青木宣純得以深入北洋新軍內部，獲取了大量核心軍事情報。

日俄戰(zhàn)爭期間，青木宣純的諜報能力得到充分發(fā)揮，他受日本參謀本部指派，再次赴華組織諜報機關，執(zhí)行破壞俄軍交通線、策動馬賊襲擾俄軍等秘密任務。他主動聯(lián)絡袁世凱，爭取到北洋政府的暗中支持，袁世凱挑選精干士官供其驅策，還每日將東北、蒙古地區(qū)的諜報整理后，通過青木的弟子坂西利八郎轉送日本駐軍。青木宣純組建的“特別任務班”，不僅切斷了俄軍多條通訊電線、炸毀遼河大橋，還網羅了馮麟閣、巴布扎布等數(shù)萬馬賊組建東亞義勇軍，在俄軍后方開展騷擾破壞，為日軍贏得遼陽會戰(zhàn)、奉天會戰(zhàn)等關鍵戰(zhàn)役提供了重要情報支持。此外，中文里“特務”一詞，便是從他的“特別任務班”逐步衍變而來。

青木宣純的晚年，仍活躍在中國政壇，先后擔任袁世凱、黎元洪的軍事顧問，一邊周旋于北洋各派系之間，一邊持續(xù)搜集情報、調整策略，甚至提出了遠比“二十一條”更為強硬的滿蒙分割論，主張以武力占領滿蒙要地。1924年，青木宣純病逝，他不僅留下了初步成型的諜報網絡，更培養(yǎng)出了坂西利八郎這一核心繼承者，為諜報體系的接續(xù)發(fā)展埋下了伏筆。

坂西利八郎作為青木宣純的得意弟子，是日本第二代“中國通”的代表，也是諜報體系的完善者與深化者。他畢業(yè)于日本陸軍大學校，憑借優(yōu)異成績入選“軍刀組”，深諳中國官場規(guī)則與風土人情，比青木宣純更擅長以“合法”身份開展?jié)B透活動，其核心貢獻是將青木宣純搭建的零散諜報網絡，細化為覆蓋北洋軍政核心、兼具情報搜集與政治操控功能的成熟體系。

坂西利八郎早年跟隨青木宣純來華，協(xié)助處理諜報傳遞、人脈聯(lián)絡等事務，逐步熟悉了中國的政治格局與交際方式。他深知中國官場的運作邏輯，與北洋軍閥交往時，從不擺出傲慢姿態(tài)，反而規(guī)規(guī)矩矩行拱手禮、學說天津方言，甚至背誦京劇臺詞以迎合袁世凱的喜好，逐步獲得了北洋派系的信任。青木宣純去世后，坂西利八郎接管了其在華諜報網絡，在北京設立“坂西公館”，表面是北洋政府的軍事顧問處，實則是日本陸軍在華的核心情報站，內設密碼室、檔案庫和間諜訓練地下室，北洋各派系的軍官簡歷、部隊布防圖等核心情報，均源源不斷地匯集于此。

與青木宣純側重情報搜集不同，坂西利八郎更注重政治操控，推行“以華制華”策略，試圖通過扶持親日勢力、挑起派系矛盾，實現(xiàn)日本對中國的間接控制。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裂為皖系、直系、奉系，陷入長期混戰(zhàn)，坂西利八郎憑借精準的情報和靈活的周旋手段，無論哪一派系掌權，都能保住自己的軍事顧問職位。他掌握著各派系的核心秘密——曹錕賄選的詳細賬目、段祺瑞銀元借款的抵押細節(jié)、張作霖在東北的貿易情況，這些秘密讓軍閥們對其既忌憚又依賴，不得不與其保持合作。

坂西利八郎還主動挑起北洋各派系的矛盾，暗中資助野心勃勃卻資源匱乏的軍政人員，讓各派系互相牽制、兩敗俱傷，日本則趁機在東北攫取鐵路權、采礦權等核心利益。此外，他還著力培養(yǎng)第三代“中國通”諜報人員，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岡村寧次等后來的侵華戰(zhàn)犯，均曾在他手下歷練，接受諜報技能與對華策略的培訓。坂西利八郎在華活動二十余年，將青木宣純開創(chuàng)的諜報體系，從單純的情報搜集網絡，升級為兼具情報、滲透、操控功能的綜合體系，為后續(xù)土肥原賢二的進一步拓展奠定了堅實基礎。1950年，坂西利八郎病逝于日本，其創(chuàng)建的“坂西系”諜報網絡，深刻影響了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制定。

土肥原賢二是坂西利八郎的得意門生，也是日本侵華前期諜報與操控體系的集大成者，更是將這一體系效能發(fā)揮到極致的核心人物。他精通漢語，諳熟中國習俗，交游廣闊，擅長從日常交際中刺探機密，被日本軍部稱為“中國通中的中國通”，其核心貢獻是將前輩搭建的體系進一步拓展，覆蓋東北、華北乃至全國，實現(xiàn)了情報搜集、武裝策動、傀儡政權扶植的全方位聯(lián)動，成為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的重要推手。

土肥原賢二早年跟隨坂西利八郎來華，參與各類諜報活動，逐步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920年，他因成功調查黑龍江尼港領事館炮擊事件，受到日本參謀本部的嘉獎，隨后逐步晉升，深入東北開展活動，曾擔任張作霖的私人軍事顧問，暗中搜集東北軍的核心情報。1928年，他參與策劃“皇姑屯事件”，炸死不愿對日本俯首聽命的張作霖，試圖借此掌控東北局勢，隨后升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全面接管日本在東北的諜報與操控工作。

1931年，土肥原賢二作為“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組織和策動者之一，在事變發(fā)生前奔走于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搜集中軍政情報，為事變的發(fā)動做足準備。事變后，他被任命為沈陽市長，在東北推行殖民統(tǒng)治，成立日偽地方機構，實行鴉片專賣，毒害中國人民。與此同時，他提出扶植以溥儀為首的傀儡政權，親自前往天津策動溥儀逃離，最終于1932年扶植成立偽滿洲國，將東北徹底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這也是日本通過諜報操控體系，實現(xiàn)殖民統(tǒng)治的重要標志。

在掌控東北后，土肥原賢二將目光投向華北，著手推行“華北自治運動”。1935年，他以關東軍代表的身份，借“張北事件”要挾中國政府，簽訂《秦土協(xié)定》，逐步控制冀、察兩省。隨后，他策動殷汝耕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又迫使宋哲元成立半獨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并親自擔任最高顧問，試圖將華北從中國本土分裂出去。盡管“華北自治運動”最終未能完全實現(xiàn)，但土肥原賢二通過這一系列操作，進一步削弱了中國政府對華北的控制，為日本全面侵華鋪平了道路。

1938年，土肥原賢二在上海設立“土肥原機關”，專門負責策反中國軍政要員、扶植偽中央政權。他先后試圖策反唐紹儀、吳佩孚等重要人物，雖未能成功，卻最終推動汪精衛(wèi)投降，于1940年扶植成立汪偽國民政府，實現(xiàn)了對中國淪陷區(qū)的傀儡統(tǒng)治。至此，日本在華諜報與操控體系，已經形成了從東北到華北、從地方到中央，涵蓋情報搜集、武裝策動、傀儡扶植的完整鏈條，而這一鏈條的搭建，正是青木宣純、坂西利八郎、土肥原賢二三代諜報巨頭接續(xù)努力的結果。

上海土肥原梅機關舊址

從青木宣純開創(chuàng)諜報事業(yè)、搭建初步網絡，到坂西利八郎完善體系、推行“以華制華”，再到土肥原賢二拓展范圍、實現(xiàn)全方位操控，三人的活動前后銜接、層層遞進，貫穿了日本侵華前期的全過程，這本身就彰顯了日本軍國主義亡我之心的長期性、成體系性與戰(zhàn)略性——其對華侵略絕非臨時起意的軍事冒險，而是經過幾代人接續(xù)布局、構建完整諜報操控體系，旨在逐步瓦解中國主權、實現(xiàn)全面吞并的長期戰(zhàn)略圖謀。三人搭建的諜報與操控體系，正是這一戰(zhàn)略的核心載體：從情報搜集的系統(tǒng)化布局，到政治滲透的分層推進，再到傀儡政權的逐步扶植，每一步都服務于“滅亡中國、稱霸東亞”的終極目標，形成了一套環(huán)環(huán)相扣、可接續(xù)、可拓展的侵略模式，深刻體現(xiàn)了日本軍國主義對華政策的戰(zhàn)略性與系統(tǒng)性。

更為關鍵的是，日本軍國主義這種亡我之心，并未隨著二戰(zhàn)的失敗而徹底消亡，其長期性與頑固性在戰(zhàn)后七十余年里始終有所顯現(xiàn)。二戰(zhàn)結束后，日本雖名義上廢除了軍國主義體制，但當年青木宣純、坂西利八郎、土肥原賢二所構建的諜報思維、滲透策略與“以華制華”的陰險思路，并未被徹底清算，反而以更為隱蔽的方式延續(xù)下來。從戰(zhàn)略層面看，日本長期追隨反華勢力，在對華政策上奉行遏制、圍堵策略，不斷在臺灣問題、領土爭端上制造摩擦，本質上仍是延續(xù)其近代以來“瓦解中國、遏制中國”的戰(zhàn)略圖謀，與當年三代諜報巨頭所推行的侵略戰(zhàn)略一脈相承。

從體系性來看，戰(zhàn)后日本雖不再公開設立特務機關，但通過官方機構、民間團體、學術交流等多種渠道，持續(xù)開展對華情報搜集工作，形成了一套覆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多領域的隱蔽情報體系，這正是當年在華諜報體系的變種與延續(xù)，依舊保持著成體系、有組織的特點。而從長期性來看，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始終存在，不斷推動修改和平憲法、擴充軍備，頻繁出現(xiàn)歪曲侵華歷史、美化戰(zhàn)犯的言行——青木宣純、坂西利八郎、土肥原賢二這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諜報戰(zhàn)犯，在日本國內仍被部分勢力奉為“英雄”，其侵略行徑未被徹底批判清算，這恰恰說明日本軍國主義亡我之心的頑固性與長期性。

當年三位諜報巨頭的侵略行徑，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而他們所承載的日本軍國主義亡我之心，并未因二戰(zhàn)的戰(zhàn)敗而終結。這種圖謀的長期性，體現(xiàn)在其跨越百年、從未中斷的遏制與瓦解企圖；其成體系性，體現(xiàn)在從近代諜報操控體系到戰(zhàn)后隱蔽情報網絡的接續(xù)傳承；其戰(zhàn)略性，體現(xiàn)在始終將遏制中國發(fā)展、分裂中國領土作為核心目標。歷史已經證明，日本軍國主義的亡我之心具有極強的頑固性與延續(xù)性，戰(zhàn)后日本的一系列反華舉動，都是這種圖謀的具體體現(xiàn)。這一歷史與現(xiàn)實的警示，時刻提醒著我們：銘記歷史認清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警惕其隱蔽化、合法化的侵略圖謀死灰復燃，始終堅守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以強大的國力守護民族的安寧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