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 桿 不 會 騙 人
? 定義科學的尺子,該拿回來了 ?
目前我們在教材中學習到的理科知識,基本都是西方世界創造的,充斥著大量以西方學者命名的公理與定理,因此一直有“中國古代只有技術、沒有科學”的論調。可如果中國古人不懂力學,怎么能創造出能精準稱量的“秤”呢?如果古人不懂幾何學,如何制作均勻承重的大型青銅器皿?如何搭建復雜的木質樓宇?如果古人不懂人體解剖學,仵作如何驗尸?可為什么教科書里,這些從來不算“科學”?因為定義科學的尺子,不在我們手里。
▲ 古人不懂力學,如何造出精準的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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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設備歷史藝術品一系列設備用于科學實驗這些設備大多余額用來測量重量和質量包括傳統平衡以及精密平衡滑
縱觀歐洲的科學發展史,一人發明數個定理,甚至在多個領域都有跨越式成就的學者比比皆是——達·芬奇、牛頓、萊布尼茨、笛卡爾。曾經我們看到西方世界的強大,理所應當地認為自己做不到不代表別人做不到。我們甚至說服自己:可能只是因為西方沒有記錄歷史的習慣,把部分成就歸集到了某個人身上。而中國歷朝歷代都有史官,不僅有中央政府編撰的史書,還有省志、縣志,因此科學發展的脈絡比較清晰。但也正因如此,中國的學者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解來龍去脈,去推動學術研究。歐洲世界連記錄都做不到,怎么能夠傳承“學術”這樣一個復雜的系統?
教科書告訴我們,古希臘古羅馬留下了大量莎草紙、羊皮卷,歐洲人從中繼承了科學遺產。這里有幾個問題。第一,羊皮紙怕潮、怕火、怕蟲、怕戰亂。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連造紙作坊都絕跡了八百年。國王都未必拿得出一本完整的藏書。第二,語言。歐幾里得寫的是希臘文,中世紀歐洲的學術語言是拉丁語。從公元6世紀到12世紀,整個西歐能流暢閱讀希臘文原著的學者,一只手數得過來。也就是說,這套書在長達六百年的時間里,歐洲本土沒人能看懂。那他們后來是怎么“繼承”的?靠12世紀從阿拉伯人手里翻譯。阿拉伯人又是從哪得到的?從東羅馬帝國搶的。一個被搶走、被遺忘、被翻譯成外語、再被翻譯回來的文本,真的是“歐洲自古以來的智慧”嗎?
一 · 中華文明的“科學基因”
早在上古時代,中國的古人就通過觀測星辰制定了歷法,并發現了宇宙運行與天地萬物變化發展存在客觀聯系,因此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從此刻起,“客觀規律”的概念就沉睡在中華文明的基因里。古人根據宇宙的變化,結合大地萬物的變化,用反映地球公轉的五行(四季)和反映地球自轉的陰陽(晝夜)來對萬物進行分類匯總,并結合事物的形態發明了文字。漢字是音、形、意的結合,根據其形態可以判斷它的意思,因此可以跨越發音進行交流,比如浙江人和廣東人,甚至是中國人和仍在使用部分漢字的日本人。這樣的文字系統,使得中華文明所及疆域都可以進行學術交流,實現文化融合,從而能在更大范圍選拔人才、促進發展,同時建立了大一統的文化基礎。
然而歐洲卻沒有這個條件。文字只能表示讀音,本身并沒有意義,而“口音”是會隨著人口的遷徙、民族的融匯改變的。幾百年后的人如何知曉前人寫下的發音是什么含義?沒有低廉的造紙術、印刷術去普及標準化的詞典之前,民間百姓可能跨區域進行大范圍的交流都做不到。所以西方世界長期分裂,不能形成大一統社會,語言邏輯也被分割成不同的系統。
由于“客觀規律”的思維存在,中國古代政權從來沒有被宗教主導。自漢代以來,“五經”就是讀書人的必修課,五經之首是《周易》,也就是易經。這部被現代認為是玄學占卜的書,其闡述的是宇宙和人類社會的關系,反映的其實是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然而周文王寫的《周易》其實是重新修訂易經,在此之前還有《連山易》和《歸藏易》。易學思維從上古時代就一直流淌在中華文明的血脈里,深深影響了后世的儒學和宗教的發展。因為無論是儒教、道教還是佛教,都是中國人在理解和解釋,自然逃不開這個物質世界所給予的思想鋼印。
反觀歐洲社會,長期處于“政教合一”的狀態。宗教是反科學的,因為科學會影響“神跡”。但就是這樣的一片土壤,竟然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甚至在古代竟然有無數科學文明的火種。這實在非常奇怪。試問:如果西方古代就擁有科學文明,為何會進入漫長黑暗的中世紀?先進的文化總是強勢的,因為它帶來先進的生產力、富裕的生活。任何統治者,哪怕是掠奪者,也必然會學習先進文化。就如中國唐朝的胡人、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滿人,他們最終都融入了漢文化。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覆蓋是必然的,即便要開倒車,也應該自圓其說。比如現在的歐美社會,仍然認為是上帝創造了一切,科學也是因為虔誠的信仰上帝而現世的神跡。怎么可能抹殺掉先進的生產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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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瑪竇——是“教”還是“學”?
二 · 利瑪竇不是來教的,是來學的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不妨大膽設想,試著用一些遺留的碎片信息去拼湊或許存在的歷史。以下內容只是我的猜想,大家可以當故事聽:
歐洲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一直很落后。由于沒有文字,學術難以傳承,生產力水平長期低下。沒有天文學制定的精確歷法,甚至連農耕文明都建立不了,無法通過農業獲得穩定的糧食補給,因此長期處于半農耕半漁獵的生活狀態。沒有穩定的糧食儲備,就無法建立大的國家、供養大型的軍隊。歐洲大陸由數千個小的“城邦”組成,類似我國現有的鄉鎮規模。這些城邦后來被翻譯成“國”,城邦的領袖則被翻譯成“國王”。所以歐洲童話故事里“王子遇見公主”并不是小概率事件,相當于鄉鎮聯姻。
國王的上一級是領主(君主),它們不屬于隸屬,而是分封關系,相當于政治聯盟,也就是當今歐美采用“聯邦制”的雛形。領主的上一級是教廷,通過教皇加冕使其統治具備合法性,其背后是“君權神授”的觀念。幾千年的制度習慣可不是說改就改的,歐洲社會長期處于分封而建的狀態,也就是封建制度。這種制度隨著《資本論》被翻譯到國內,使長期以來國人都認為中國古代也是處于封建社會。其實自秦代建立郡縣制,中國已經逐步采用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制度了,全國進行整體規劃,因此才有了長城、大運河這樣的大基建。我們今天的政治制度,依然是中央集權的延續,這是歷史經驗決定的。中國君王的統治合法性不來源于神,而來自于“道”。道究竟是什么需要單開一篇,把它認為是百姓安居樂業,能進行上天賦予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農耕文明即可。
由于這種分封制度實際上是政治結盟,領主對城邦缺乏實際控制權,畢竟領主也養不起大型部隊。當遇到極端天氣時,部分城邦就會出現食物短缺。為了族群生存,國王只能發動戰爭對其他城邦進行劫掠。這本質上和我國古代長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襲擾是一回事,都是因為沒有進入農耕文明,缺乏可以長期存儲的糧食應對饑荒。由于缺乏指導戰爭的兵法,歐洲的戰爭主要就是肉搏、突出個人能力。所以哪怕到了近代,歐洲軍隊打仗也是絞肉戰思維,雙方部隊找個地方火拼。在這種戰爭形態下,催生出的就是個人英雄主義。所以為什么東西方的英雄敘事完全不同,本質上是戰爭形態的不同、歷史經驗的不同。當劫掠與被劫掠成為常態,社會形態就會更凸顯動物性。就如非洲草原出生的角馬必須盡快學會奔跑,歐洲的孩童和老人也必須證明自己的價值。因此歐洲社會既不“尊老”也不“愛幼”,孩子要獨立、也沒有養老的傳統,大家都是平等的。這本質上依然是歷史經驗的不同。
歐洲在“古羅馬”時期也有過短暫的科技爆發,但由于缺少天然屏障,隨著帝國的崩壞又重新進入分裂狀態。自從秦漢時期,中國開始尋求對外貿易,逐步建立了絲綢之路,把東方的科技產品帶到西方,讓西方意識到東方有個神秘的大國。一直到元朝時期,馬可波羅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見識到中國的先進和繁華,歐洲開始陸續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學習。到了明朝萬歷年間,以西方傳教士利瑪竇為首的使團來到中國,和進士徐光啟開始交往。徐光啟在信仰上帝后一路官運亨通,做到了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為回報利瑪竇,幫助其將大量科技著作帶往西方。
但是這里有一處被教科書模糊掉的細節:根據《明實錄·神宗實錄》的記載,萬歷皇帝沒有接見利瑪竇,同時也沒有利瑪竇進獻《萬國全圖》、自鳴鐘等的記載。利瑪竇出入宮廷、指導欽天監更是無稽之談。他確實進了北京,也確實見了萬歷——但只是隔著簾子磕了個頭,賞了點吃的,就打發走了。他在中國待了二十多年,真正做的事情是:學漢語,穿儒服,和徐光啟、李之藻這些頂尖知識分子交朋友。他不是來“教”的。他是來“學”的。
1620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從中國運回歐洲7000多冊書。不是《論語》《詩經》,是大量科技類著作——水利、機械、冶金、兵器。這個時候伽利略正當年,歐洲科學開始“井噴”。
三 · 達·芬奇之謎
好,這時候另一個問題冒出來了:書運回去了,看不懂怎么辦?翻譯需要配圖,配圖需要畫師。找誰呢?達·芬奇。達·芬奇現存手稿約7200頁,據說寫于1480年至1519年。他沒上過大學,不懂拉丁文,一輩子顛沛流離,連穩定的書房都沒有。一個縣城美工,靠業余時間自學,同時發了醫學子刊、拿了土木工程獎、還設計了國防武器,這符合客觀規律嗎?
更巧的是:達·芬奇手稿里的鏈式水車、旋轉吊橋、鏡面磨削,跟北宋《武經總要》《夢溪筆談》里的配圖幾乎一模一樣。區別是:中國這些書比他早四百年。今天我們有完善的教育體系,學習的成本和效率比古代高很多。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也沒有出現能同時精通多個領域、都走在時代前沿的科學家。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符合客觀規律。現存的史料記載達·芬奇死于1519年,100年后法國傳教士才把書稿運到歐洲,奇怪的是達·芬奇擁有這樣的成就卻終身未婚、沒有子女,他謎一樣的身世或許另有隱情,就是為了掩蓋這場巨大的翻譯運動,讓他生活的時間提前了100多年。
科學技術的傳入,使歐洲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發展。但科學是反宗教的,不利于維護宗教的權威性。這里出現了一個死結:歐洲的知識分子不敢說這些學術來自“異教徒”的東方。更不敢說是自己發明的,突然冒出一堆新學問,你從哪學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托古。這些發現歸集給曾經帶來過科技曙光的“古羅馬”先賢。于是,古羅馬留下的莎草紙和羊皮卷“被發現”了,總共幾百萬字。拋開保存難度不談,突然在千年后發現大量文獻,從而獲得文明這種事,也只有在宗教體系下能夠自圓其說。
四 · 文藝復興與托古
在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后,和全世界的有錢人一樣,歐洲的資本家開始尋求政治權利以保護財產安全。他們急需一場文化運動獲得話語權,于是有了文藝復興。教廷是保守的,我就要開放,于是有了大量的裸體雕塑和繪畫。教廷專制,我就要一人一票的民主。正因為遭受千年壓迫,因此歐洲社會對于“某個集體說了算”的“專制”非常反感,認為這是獨裁。就有了現代歐美國家不遺余力地宣揚“普世價值”,把社會主義陣營當成敵人的作為。這本質上還是歷史經驗的結果。
一人一票的競選制度就在這樣的需求下誕生了,同樣是托古給古羅馬的“公民大會”。實際上這種政治制度的效率非常低下。以至于在有了巨大的先發優勢,通過戰爭積累了巨大財富、和發展中國家明顯拉開差距的美西方,還是被我們追上了。試想一下:你有一個發小,他的家庭非常富裕、從小學習成績也很好。三十年過去了,他現在的財富和你差不多、甚至還不如你。那他的能力是比你強還是比你弱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這把尺子,該拿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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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年前的柱子還立著,這符合客觀規律嗎?
五 · 廢墟上的疑問
在這段時間里,中國經歷了朝代更迭。關外的滿人可能做夢也沒有想過自己能夠入主中原,畢竟存在巨大的人口差距。執政者也是人,心理狀態和沐猴而冠的普通人是一樣的:不自信、戰戰兢兢,生怕有一天就被打回原形。這時候,歐洲和滿清政府的“默契”就開始了。歐洲需要什么?需要“古羅馬先賢”來支撐科學的合法性,避免教廷追查東方源頭。滿清需要什么?需要淡化漢文明的成就,防止漢人知識分子借“科技復興”凝聚民族意識。各取所需,歐洲分割明朝的外海資產。為了維護托古的謊言,他們不惜斥資在歐洲多地“發現”古建筑,并將隨之“出土”的古董進行售賣。伴隨著戰爭、擴張、軍費的需求,這類的集體造假運動帶來了巨大的利益,持續了上百年。
你去歐洲旅游,導游會帶你看“古羅馬廢墟”。兩千年前的柱子還立在地面上,兩千年前的壁畫顏色鮮艷,兩千年前的玻璃器完好如初。你去中國看殷墟,商代城墻埋在地下三米深,你只能看見一塊碑。這是為什么?唐長安城現在埋在西安市區地下三到五米。元大都城墻只剩幾段土壟。憑什么羅馬城的廢墟,恰好留在18世紀的地面上,正好被那時的貴族“發現”?
現代科技檢測給出了答案:大英博物館里相當一部分“古羅馬玻璃器”,鉛同位素特征指向18世紀的歐洲礦山,不是古羅馬的礦山。我們今天在博物館玻璃柜前仰望的“西方古代文明”,有一部分,是兩百多年前流水線生產的。我們今天還能看到幾千年前歐洲“古文明”的遺跡。要知道人類城市演化的鐵律是:后代會在前代的廢墟上蓋房子。拆走石料,熔掉金屬,鏟平墻基。這是生存本能,不是破壞文物。歐洲幾千年前的危樓不被拆毀重建,一直保留下來真是奇跡。
在國內,滿清政府也在做同樣的事。他們篡改歷史,配合將大量的科技著作署名給西方,為的就是矮化漢文明。同時,國內大興文字獄,不讓漢人百姓接受教育。《四庫全書》收錄了明末傳教士“翻譯”的西方歷法、數學書。但對于明末中國學者自己寫的科技著作——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不收;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不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不收;方以智的《物理小識》,不收。理由統一寫著:其法不精,其言冗雜。不是不精,是不能讓漢人知道自己祖上這么強。試想大家一代人不讀書會怎樣?何況是兩三百年的時間?當今的我們尚且不清楚幾十年前的事,何況幾百年前的歷史一旦被篡改,你怎么知道真相?
到了近代,滿清和歐洲的結盟徹底破裂了。積貧積弱的中國讓我們陷入自我懷疑——懷疑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制度,甚至是我們的人種。我們為何長期落后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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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決斗場
六 · 文化的韌性
那這些事情沒有人知道嗎?當然有。但是,真相在沒有話語權的時候,是很容易被埋沒、甚至被污蔑的。在多年學易的過程中,我對客觀規律的理解日益加深,才逐步意識到了一些細節。記得高中的時候,有一部動畫片叫《成龍歷險記》,是美國人拍的。其中有一段故事是:八大惡魔通過修改“歲月史書”統治了世界。成龍也被洗腦,留了辮子,成了奴才。統治者圣主其實是惡魔之一,他禁止老百姓閱讀知識、練習功夫。最后,成龍在隊友的幫助下剪掉了辮子、恢復了歷史。這部動畫片,其實是對真實歷史的隱喻。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強勢文化必然會覆蓋弱勢文化。滿清為了自保,實行愚民政策的同時,自己卻在不斷學習。兩百年后,他們終究成為了中華文化的一份子。這就是文化的韌性,你征服了土地,文化征服了你。
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鑒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同時歷史也是客觀的,它的發展遵循著宇宙運動的客觀規律,真相藏在我們生活的點點滴滴。經過幾十年全盤西化的教育,不可否認我們在各個領域都有了巨大進步。但使我們進步的是知識本身,并不是西方的世界觀。中華文明能夠幾經磨難而經久不衰,是因為我們很早就發現了“天道”。我們明白,只有穩定才是發展的根基,所以總能夠“分久必合”。今天我們再看傳統文化,它不是封建的枷鎖,而是在那個生產力條件下,最符合社會穩定的價值觀。中國人不怕改變,陰陽此消彼長,矛盾本就是常態。
在中國重新站起來的今天,是時候想一個問題了——如果衡量文明的尺子,一直握在別人手里。我們量來量去,量出的永遠是自己“不夠”。幾千年前發明的秤桿,今天還在那里,它等待我們長出配得上它的眼光,找回屬于我們文化的自信。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 《周易·賁卦》
? 你相信“中國古代只有技術、沒有科學”嗎?評論區聊聊。
秤桿不會騙人,歷史的真相也不會。
丙午年 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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