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馳人生3》：賽車手導演韓寒，讓“沈騰式幽默”為轟鳴的引擎讓了路｜程波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今年的春節檔電影，《飛馳人生3》呈現出“斷層式領先”的趨勢，觀眾走出影院，爭論的焦點也已超越了“好看不好看”“為什么沒有女性角色”這樣的淺層判斷或偽問題，而直指一個更深層次的思考：在這個算法試圖計算一切的時代，人究竟要捍衛什么？

從巴音布魯克到沐塵100，從一個人的孤膽傳奇到一群人的命運交響，當張馳（沈騰飾）和孫宇強（尹正飾）的賽車沖過終點線，贏下的不只是一座賽事的獎杯，更是為“人”的尊嚴進行的一場保衛戰。《飛馳人生3》作為系列的第三部，沒有躺在前作的成功上復刻自己，而是勇敢地駛入了一條全新的賽道——它把“鋼多”與“氣多”之辯，搬上了海拔4500米的高原。 這不僅是一次賽車類型電影的工業化躍升，更是一次在科技狂飆的時代里，對個體意志、傳統技藝與人性光輝的深情回望。

“鋼氣之辯”中的人性之光

理解《飛馳人生3》的野心，首先要看它如何在三部曲的遞進中用賽車完成了一場關于“集體與個體”“科技與人力”宏大主題的思辨：

第一部的核心是“孤膽英雄”。有著傳奇經歷的賽車“個體戶”張馳、一輛舊車、一條獨屬于他的巴音布魯克賽道，形成了傳奇性的古典英雄主義挽歌。人與車在極限邊緣達到某種純粹的和諧，最終以“縱身一躍”的悲壯完成自我證明。

第二部演進為“協作的雛形”。依然是個體性的老兵帶上了新人，用組裝的奧迪車與之前的大眾車形成了形與神的“合體”，對抗裝備精良、來自大公司的科技電車。這是“土辦法”對“高科技”的一次反擊，雖然稍顯吃力與狼狽，但也埋下了團隊的火種。

到了第三部，賽車電影的類型范式完成了最關鍵的躍進：從“游擊隊”走向所謂的“國家隊”，但這條路因充滿悖論而更具有傳奇性。

張馳被“中速天梯”計劃選中，以為可以代表國家隊出征，結果發現自己只是為資本“頂雷”的工具人。動力限制、權限封鎖、內定運作——這些現實職場里非常熟悉的“潛規則”，被赤裸裸地引入比賽。資本與科技（AI）的合謀，即所謂的“后臺操作”，既是技術賦能，更是權力操控，這讓比賽變了味。車隊在利益面前重組、分化，張馳被迫回到個體，但兩組個體、兩輛車、兩條路看似是原點，實則是一種帶著超越和創新的螺旋式上升。手動油車對智能科技，這是“動能回收”式的后發制人。當大車隊用資本喂養AI、用算法試圖窮盡所有駕駛可能時，個體的經驗、直覺，甚至那一點“不理智”的沖動，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這是對變異了的集體主義和變了味的家國敘事、功利性的科技萬能論的一次積極反思，最終落腳于對“手動”“傳統”和“人味”的謹慎樂觀之上，弗羅斯特《另一條路》的美與價值在電影里具象化。

導演韓寒的老辣或曰成熟之處在于，他沒有讓張馳停留在對抗自然極限的單純敘事里：第一部的對手是巴音布魯克的天險，第二部的對手是不公所生的心魔，而到了第三部，張馳面對的是更復雜的現實——那個由規則、資源和權力編織的隱形牢籠。沙溢飾演的百強對段奕宏飾演的安部長說出那句“我們控制不了車手，但是我們可以控制車” 時，一個關于機器與人乃至更廣義上的“鋼與氣”的隱喻就此展開。

《飛馳人生3》引入了AI賽車技術給人類車手帶來的挑戰，顯然具有時代感與前瞻性。安部長認為賽車的核心在于車，而非人。他為百強的車隊研發了一套AI系統，以邀請頂尖車手參與測試為名，通過他們的駕駛數據“喂養”AI，以實現算法的快速迭代。這種敘事轉折，映射的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焦慮——當個體努力可以被快速迭代的科技輕易替代，當人生賽道被看不見的手反復操控，我們該如何自處？影片給出的回答擲地有聲：真正的比賽，從來不在別人的賽道上進行。在冰冷的算法，甚至是轟鳴的引擎背后，最動人的還是“人味”。

張馳憑借多年積累的經驗與不可復制的直覺“手感”，最終跑贏了AI系統。但是，影片也并沒有簡單地貶低科技或神化經驗，而是呈現了一種辯證關系：科技確實可以提高一個人的技能——能計算出最優路線，能分析出最精準的剎車點，但它無法提高一個人的心靈高度。影片的結尾意味深長：領航員與數據的配合，不是取代，而是共生。孫宇強憑借經驗帶領張馳獲勝，但如果沒有科技的支持，他們也無法在極限賽道上生存。這種辯證思考，或許恰恰是當下AI焦慮最需要的解藥——科技是重要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使用工具的人，人機結合或者人機一體是以人為主體的，哪怕科技能模擬一切，卻永遠無法模擬一顆渴望飛馳的人心。

“縱身一躍”時的人生價值

《飛馳人生3》一個非常不易的地方，在于影片在賽車情節、動作和場面的設計感與創新性。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應該說，《飛馳人生3》的“武戲”很有張力：拉力賽中兩人徒手進行野外極限換胎，引擎蓋彈起遮擋視線車手依靠路書“盲開”，兩隊個體車手從兩條賽道匯合之后用托舉、破風、拉尾煙的自我犧牲來相互成就，車手對抗AI等技術回歸手動操作制勝，這些高光時刻給足了賽車電影最需要的“硬核”鏡頭，把賽車細節、車手動作、比賽過程像拆零件一樣拆解開，又組合成一個完整動人的整體，《飛馳人生》系列能在一、二之后“再三”呈現這樣的高水準與新鮮感，讓人相信，非熱愛不可為也。

電影的高潮段落能給予觀眾很大的爽感與高峰體驗，也能促人思考。如果說反派依仗的是“器之利”——由AI精確計算、后臺實時干預的智能賽車，那么張馳與林臻東（黃景瑜飾）依靠的則是“氣之馭”。兩人在并道之后無需言語的互助，構成了對“人性之光”最溫暖的書寫。當林臻東自知無法取勝，毅然選擇為張馳破風、推舉，甚至用尾煙阻擋后車時，這一刻的“自我犧牲”將個體友誼推向了某種集體榮譽的境界。這不是冷冰冰的數據模型能計算出的“最優解”，這是只有人類才懂的“縱身一躍”，一種義無反顧的“人味”。

“縱身一躍”在第三部里有了全新的詮釋：第一部的躍是生命的張揚與絕唱；第二部的躍是重生的掙扎，是老將與新星、過去與現在的合體；第三部的躍則是在更成熟與灑脫的犧牲與互助之中，對抗資本的權力與命運的不公。更有意味的是，這樣的“縱身一躍”不是一次性的激情發泄，而是來自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堅持甚至是沉默。那個出人意料但十分有效的“換輪胎”，是三人組經年累月辛勤訓練的結果；面對媒體與大眾的指責謾罵，主人公也只是平靜地說了一句“我也要干活了”，這句話里沒有憤怒的宣泄，沒有悲情的控訴，只有一個男人把屈辱咽下、繼續前行的沉默力量。

從第一部到第三部，張馳的尊嚴從來不是靠贏來維系的，而是靠“不放棄”本身。觀眾期望張馳沖線能贏，共情的其實更是像自己一樣的小人物不懼阻礙、不負熱愛、用平凡的人生守護的不平凡的尊嚴。不被看見的堅守也許才能在某一個時刻換來“縱身一躍”的高峰體驗與人生價值。

“平衡取舍”后的人文情懷

在視聽層面，《飛馳人生3》做出了頗具勇氣的戰略選擇。首先是實拍與虛拍的權衡。為了呈現“沐塵100”賽道的極限——99處急彎、1300米垂直落差、5類地貌混合，劇組深入海拔4500米的甘孜九龍，甚至不惜損毀萬元級設備進行高速實拍。這種對“物理真實感”的執念，是對當下電影工業化過度依賴特效的一種反撥。當觀眾能清晰聽見車輪碾過砂石的碎裂聲、車身擦過懸崖的金屬嘶鳴，那種“肉包鐵”的質感可能是綠幕特效很難達到的。

其次是節奏與剪輯的“文武之道”。影片最后40-50分鐘的賽車戲“量大管飽”，但爭議也會隨之而來。喜歡的人認為這是沉浸式的極限體驗，是國產賽車片從未達到的專業高度；不喜歡的觀眾則覺得冗長重復，文戲被壓縮成了“PPT式轉場”，喜劇元素退化成“調味料”。這種口碑的兩極，恰好暴露了創作者在“類型融合”上的取舍之痛。沈騰的“騰式幽默”依然在，但這一次，它為引擎的轟鳴讓了路。這似乎也是導演作為賽車手的“初心回歸”，想讓觀眾好好看看賽車本身。

最后是表演與類型的融合。沈騰收斂了過往角色中那種強烈的落魄感，更多展現了一個老將的沉穩與堅定。黃景瑜的回歸、范丞丞的成熟、胡先煦與張新成等新血的注入，構建起一個層次分明的“賽車手”群像。他們的表演服務于賽車的專業性，讓喜劇的“松”與賽車的“緊”在一種動態平衡中完成了敘事。

《飛馳人生3》既是商業感很強的類型電影，又似乎不是一部標準的“爆米花”電影，因為它有著明顯的專業門檻與執拗的人文情懷。它的前半段節奏舒緩，略顯拖沓，對白的可讀性與趣味性也不太夠，后半段賽車戲又十分出彩。它在中國電影序列中的價值可能恰恰在于這種有著一定平衡感的“為觀眾考慮”與“不完全迎合”，平衡取舍的盾牌背后的“大殺器”實際上是包含了熱愛與責任、傳承與超越的人文情懷，這是另一個意義上的“人味”。

對觀眾來說，優秀的系列電影往往也會產生一種情懷感，前作的良好口碑還會帶來選片上的安全感。《飛馳人生》系列對中國電影的類型化探索的啟示意義或許正在于：用作者性的專業和熱愛，和工業化的制作方式，把一些比較小眾的題材做深、做精，做出具有品質感和辨識度的品牌，通過這樣“無功利的功利性”，獲得口碑和票房的雙豐收，這不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作者系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執行院長）

原標題：《《飛馳人生3》：賽車手導演韓寒，讓“沈騰式幽默”為轟鳴的引擎讓了路｜程波》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均為電影官方照片

來源：作者：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