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帶殖民色彩的 “民族漢化” 一詞如何挑撥矛盾越罵越烈？

“漢化” 一詞，從近代以來便自帶西方殖民主義話語底色，最初被日本東洋史學等勢力用作割裂中國多民族歷史、服務侵略意圖的工具；

隨后進入學術場域，圍繞其概念定義、歷史敘事與理論范式展開長期論戰，成為近現代中國民族研究中極具爭議的核心議題；

而在今天的網絡輿論場中，這一概念又被簡化、曲解與濫用，淪為煽動對立、制造族群撕裂的話術，徹底偏離了歷史真實與學術理性，從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異化為激化矛盾的輿論導火索。

中國歷史敘述中的民族政治—— 以 “漢化” 語義流變為例

【文章導讀】

在近現代中國民族區域研究中，“漢化” 是一個相當關鍵，但又極富爭議的概念。馮乃希的文章全面梳理 “漢化” 一詞在近現代學術史上的語義流變，深入分析其中歷史觀和民族政治論述的變遷，揭示了 “漢化” 表述充滿爭議性的思想淵源。作者指出，“漢化” 并非一個本土概念，其基本的預設與理念均源自近代歐洲，并始終扎根于現代西方世界：近年來圍繞 “漢化” 的種種爭論，實質是沿用特定知識生產體系，將西方式現代性內在的壓迫性、不平等性代入到其他非西方現代語境時所產生的歧義。

“漢化” 表述折射出的復雜糾葛，其實是中國社會轉型當下處境的一個知識表征。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告別了計劃經濟體制，與之伴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在知識上的逐漸退場；但隨后接軌的現代化理論及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存在脫節，對于我們的認識和實踐都造成不小的干擾。今天，如何以 “中國式現代化” 為理念指引，創新現代化理論，建立起中國自主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成為擺在學界面前的一個日益緊迫的任務。

【關鍵詞】

漢化 民族區域 歷史敘述

一、中國歷史敘述中的民族政治：從 “漢化” 到 “中國化”

在中國歷史敘述中，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以何種方式交流、交往、交融，其過程中的相對力量和地位如何，一直以來都是中外學界討論的重點。漢族因人口眾多、分布區域廣泛而具備主體民族的地位，在與其他少數民族的關系中，因表觀上的諸多特征常被理解為占據優勢；與之相應，其他民族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發展，尤其是以現代視角來看偏于進步性的變化，常被描述成被漢族 “同化”(assimilation) 的過程，并冠以 “漢化”(Sinicization) 之名。

然而，“漢化” 表述的形成有其復雜的學術思想脈絡，與 19 世紀以來歐洲民族主義話語的擴張、殖民主義知識觀的流行密不可分，又與 “二戰” 結束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集權政治的否定息息相關。“漢化” 二字不是對中國各民族關系的簡單描述，它預設了歷史進程中塑造少數民族的單一性力量，影射了漢族與其他民族的對抗性關系和潛在的分離傾向。

事實上，歷史中的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一樣，都是開放且不斷變化的；它們的同時性變遷構成了 “中華民族” 的歷史，少數民族和漢族共同經歷了 “中國化” 的過程。這無疑指向了更高的認同價值，遠非簡單的 “漢化” 表述可以涵蓋。

在當代知識界反思現代史學邏輯和 “進步史觀” 的大潮下，“漢化” 已被普遍賦予負面意義。但對其簡單的拒斥并不能解決我國民族關系表述的困境，“漢化” 的意義變遷與建立現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訴求密不可分。唯有知其演變路徑，才能找準話語方向。本文的目的是梳理 “漢化” 一詞在近現代學術史上的流變，并分析其中歷史觀和民族政治論述的變遷。

自 20 世紀初期以來，中外學者均出自不同的學術視野和國家利益，對 “漢化”(或 “同化”) 一詞進行或褒或貶的闡發。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學界積極營造 “東洋史”, 并在其帝國主義式的亞洲視野下敘述中國各民族的互動交流史，以 “漢化” 之名構建漢族對滿蒙等北方民族的 “殖民” 關系。

深受其影響同時又與之積極論戰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在清末民初的特殊時期，以 “同化” 表述勾勒中華民族的形態，從而輔助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迫切任務。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肩負深度動員各族人民團結抗戰直至建立新中國的使命，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把 “漢化” 政策認定成 “民族壓迫”, 把 “漢化” 的現象認定成歷史進步，在這種看似矛盾的立場中完成對中國社會性質和歷史進程的判斷。

冷戰結束后，海外的中國學把 “認同”“族群” 等分析概念引入中國民族區域研究，在全球解殖和新自由主義化的浪潮中，重啟 “漢化” 與 “殖民主義” 的形式關聯，賦予此表述徹底的負面含義。

本文將展示此學術脈絡，并從歷史編纂學、現代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和現代社會轉型這幾個方面，進一步分析 “漢化” 表述的負面化背后的思想淵源。

二、近現代中國民族區域研究中的 “漢化”

中國傳統歷史著作不乏對各民族之間關系的描述，但囿于王朝正統史學觀念的限制，無論漢族與其他民族的實際關系為何，這些描述大都帶有 “華夷” 之別的標簽。摒棄此二元論的行為本身是歷史學告別傳統、走向現代的嘗試。然而 “漢化” 表述自其出現于現代史學研究之時起，便蒙上 “殖民主義” 的陰影，這一形式上的關聯使 “漢化” 表述始終難逃負面意義。

1908 年，日本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東京支社成立了 “滿洲及朝鮮歷史地理調查部”, 在其支持下，東洋史學者白鳥庫吉、矢野仁一等人紛紛開始了對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的考察。1915 年，稻葉巖吉發表專著《滿洲發達史》, 梳理中國東北地區的歷史，尤其關注明、清兩代，并論證滿洲和朝鮮與日本的歷史淵源。

稻葉認為 “滿洲種族” 是自古以來身份邊界清晰固定的共同體，他們世居中國東北，是漢族的 “入侵” 破壞了他們的自給自足狀態。滿漢的競爭關系成為《滿洲發達史》的基本框架，試圖開發建設大農園的 “中國人” 希求滿洲廣闊肥沃土地，導致了滿洲人的衰亡。

日本東洋學者以歐洲近代民族主義的理論和體質人類學的相關知識為框架，從血統層面把漢滿做出絕對的區分，同時以地理板塊為依據，認定滿族有其 “固有領土”, 進而有政治上建立現代國家的合法性。這種說辭無疑是為偽滿洲國尋求合法性的嘗試，已經偏離了歷史上東北地區的多民族共存之事實。

但正是在這樣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的過程里，“中華民族” 的概念得以逐步確立。論述中華民族由哪些群體以何種方式構成、其內部關系如何，成為幾代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的議題。需要注意的是，“漢化” 論述曾一度融入了 “中華民族化” 的討論中，在革命動員方面被賦予了積極意義。

由于涉及清王朝與中華民國政治合法性的問題，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尤其與滿族的關系在各方論述中顯得特別重要。縱使反對日本學者提出的 “滿蒙非中國” 論，梁啟超、楊度、康有為等學者也同樣深受歐洲近代民族主義知識和體質人類學的影響，在分析中華民族內部各族群的關系時，難以繞開血統和 “種” 的問題。

“文化認同” 之說便被時常援引以中和血統論帶來的均質化傾向，“漢化” 約等于各民族交融混成一個中華民族，同時意味著對 “中華文化” 這一更具超越性的文化形態的認同及實踐。

此一時期的學者也已經意識到 “漢化” 二字在輿論上的潛在負面影響，并試圖找出更具多元性和包容性的表達。最具代表性的是歷史學家陳垣。在 1923 年完成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中，陳垣提出了元代色目人 “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 的著名觀點。

有趣的是，陳垣在此書的寫作提綱中使用 “中國化”, 在初稿中用 “漢化”, 到最后的定本使用了 “華化”。這個改動別有深意。陳垣這樣解釋:“此書著于中國被人最看不起之時，又值有人主張全盤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在當時的語境下，“華” 與 “西” 相對，超越了單一民族身份和現代民族國家邊界，指向了更高的文化認同。

現今，“漢化” 常被認為有民族壓迫之嫌，但 20 世紀中葉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追求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的目標下，曾對 “漢化” 的復雜性做出過深刻的討論，值得重新探究。以翦伯贊、呂振羽為代表的學者從歷史發展階段、社會生產方式、階級屬性等維度出發，曾詳細分析過各民族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及其關系演變。

受到蘇聯民族理論，尤其是列寧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的影響，“民族平等” 被高舉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早期 “五族共和” 論中模糊的統合概念，被明確改造成中國各民族之間的平等團結，在新中國的建立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動員力量。

在此語境下，歷史上的 “同化” 是各民族之間彼此的 “同化”, 而其中占據主流的 “漢化” 現象則因漢族社會處在更高的歷史發展階段而具有了正面意義。在今天看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一些具體歷史問題的解釋上略顯刻板，但何以他們一方面推舉民族平等、反對大漢族主義，另一方面又在同化問題上抱有積極態度？

這一看似矛盾的立場只有在以社會制度為表征的歷史進程判斷和從階級關系出發的分析中才解釋得通。

民族論述與現實政治訴求密不可分，矛盾之處必須放置在具體的政治目標中才能被充分理解。1940 年，翦伯贊也加入了學界對顧頡剛 “中華民族是一個” 的大討論。翦氏在反駁顧氏時提出的觀點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具有代表性：要把中華民族的革命、普遍的民族主義放置在世界革命中，要用現實的利益代替空洞的 “團結” 理論。

在他看來，真正的團結不是含混的 “是一個”, 而是 “具有一定特征的民族之自由平等的結合”。民族趨于鞏固并非只靠外在的政治推動，更要依賴內在的經濟聯系。因此，對內要求各民族之平等，對外要求民族之解放。

1947 年，國共兩黨斗爭愈演愈烈。呂振羽以批判國民黨在民族關系上的 “宗族論” 為目標，撰寫了《中國民族簡史》, 率先把階級和社會制度這兩個維度系統地運用到民族關系的分析中。“同化” 具有中立性，漢族可以同化其他民族，反之亦然。

民族關系絕非單向 “漢化”, 而同化之所以常表現為漢族同化，則與漢族政權在社會形態上的先進性密切相關，是 “漢族老大哥帶頭封建化” 的結果。翦伯贊在 1960 年的文章中重申，民族平等，指的是 “權利的平等，而非歷史上作用的平等”。

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看，漢族的主導作用并不應成為一種忌諱，這種作用的發生機制 “不是它的特權，而是它的先進的生產方式，是它的愈來愈發展的封建經濟和文化”。翦氏如是總結：在推動階級社會向下一階段發展的角度上，民族同化是具備正面意義的；我們歡迎同化，但不歡迎同化的政策。

言下之意是，作為文明化的同化是順應歷史趨勢的，而刻意推行的同化政策是違背民族平等原則的。這一論述，至今還有現實借鑒意義。

三、從 “漢化” 看歷史觀和民族政治敘述的轉型

今天有關中國民族關系中的 “漢化” 表述已經成長為一個復雜的話語譜系。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具體的事件行動中，“漢化” 被反復提出，其含義經歷了褒貶起伏，體現了論述者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用 “漢化” 來描述的對象有兩類，一種是較長歷史時段中出現的少數民族文化融入漢族文化的趨勢和整體現象，另一種是精英階層有意推行的政策。20 世紀早期的學者如拉鐵摩爾，都盡可能對這兩者進行區分，歷史的趨勢和整體現象是不能輕易否認的客觀存在，而帶有沙文主義色彩的同化政策都是其反對的對象。

需要注意的是，“先進性” 這一判斷標準為 “漢化” 現象 (絕非 “漢化” 政策) 奠定了合法性基礎，而一旦有關進步的準則被否認，無論作為現象還是政策，“漢化” 就必然轉向絕對的負面。

在近二十年來 “新清史” 的爭論中，歷史上 “漢化” 現象開始與 “漢化” 政策相重疊，繼而 “漢化” 表述變成了極具負面意義的詞。誠然，跨語際翻譯是個關鍵問題。在英文辯論中，Han 與 the Chinese 有時會不加區分地使用，而 Sinicization 一詞則既可譯作 “漢化”, 也可譯作 “中國化”, 甚至 “華化”。

中文中的 “漢”“中國” 和 “華” 承載著不同價值和內涵，然而這種微妙的差別在 Sinicization 中全部消失。Sinicization 則成為大漢族主義立場的近義詞。在處理 “中國” 概念時，翦伯贊曾明確提出，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圖景中，中原王朝與邊疆政權的關系復雜多樣，不能把中國和漢族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的王朝等同起來，漢族王朝的統治范圍并不等于中國。

這一觀點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對海外研究中 “征服王朝非中國” 論點的否定。

誠然，歷史研究難以脫離學者自身意識形態和政治環境的限制，但簡單地對任一觀點進行肯定或否定，并不能讓我們充分理解為何曾經中立的表述變成一個負面問題，更無益于解決今天的話語困境。中國故事要講好，更要從智識層面講對。

反觀 20 世紀學術思想的演變，筆者認為，“漢化” 表述負面化還與以下因素密切相關：歷史學界研究范式和史學思想的轉變，近現代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歐洲民族主義知識的廣泛影響，以及在 “二戰” 后 “解殖” 浪潮下對少數族群或族裔的同情。

首先，“漢化” 表述關涉歷史編纂學的變遷。在用漢語書寫的王朝史料中，無論其統治者是否有漢族 “血統”, 其描述視角大都遵循 “華夷” 邏輯，“華” 必然要外化諸 “夷” 才能顯示其位于天下之中的正統性。當歷史資料從漢語走向滿語、蒙古語或藏語，相應的 “華夷” 邏輯便不再適用。這點已經被諸多學者詳細闡釋。

然而目前鮮少論及的是一種歷史觀的變化：現代史學中的進步史觀曾支撐中國民族主義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 “漢化” 找尋合理依據，而后現代史學對線性發展觀念的拋棄、對共同體進行原子化解構的嘗試以及對形式平等的追求，則間接造成了 “漢化” 和 “同化” 表述的負面化。

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觀點為代表，現代歷史學在 19~20 世紀經歷社會科學化后，把研究視角從歷代帝王將相的傳記式鋪陳轉向了對過去歷史時代的整體分析。這種整體分析以 “發展” 為基本邏輯，將歷史進行階段分期，并預設較晚階段比較早階段更先進；在引入 “民族” 這一分析維度后，以生產方式、社會組織形式或文化形態等不同的依據來判定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階段，最終構建出漢族先進、其他少數民族較落后的區別。

“落后” 必然演化至 “先進”, 這種歷史信念是各位學者解釋 “漢化” 合理性的智識資源。由 “落后” 與 “先進” 而帶來的矛盾，如戰爭和征服，則多被解釋為中立的、不可避免的現象。

我們要注意，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對古代社會的基本態度是批判的，但對同化現象給予特殊的積極評價，正是因為它一定程度上符合了進步、發展的趨勢。但這一視角在 20 世紀下半葉受到巨大沖擊。

史學界的 “后現代” 轉向開始修正現代史學中明顯帶有進化論式的觀念范式，反思進步史觀，強調其他文明的自治性，拒絕不同文明類型之間的橫向比較，進而質疑 “漢化” 表述中的 “進步性” 的正面意義。例如，著名人類學者巴菲爾德對游牧政治結構的分析就建立在摒棄 “先進 - 落后” 預設的基礎之上。

進步史觀在 20 世紀中葉以前的統治地位不僅是 “漢化” 表述被提出的認識論依據，還是冷戰以降 “漢化” 表述被深刻批判并徹底負面化的根源。

其次，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演變不能脫離近現代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整體變化。近代歐洲民族主義知識在 “漢化” 的爭論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現代國家建構的經驗為參照，“民族” 對其世代居住的土地有政治宣稱權，并有建立民族國家的權利；同時，體質人類學為民族內部構成的均質化與民族間差別的本質化提供了知識基礎。

日本東洋學者把滿族看作世代安守于白山黑水的民族，把漢族在東北地區的開墾看作侵略，正是這些知識帶來的極端表現。它設立了民族間絕對的異質性和對抗性：異質性指向清晰的、不可逾越的民族共同體的邊界，對抗性指向從民族身份認同出發的立場性矛盾。

最后，如何闡釋中國邊疆地帶漢族移民現象以及由此帶來的區域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成為各方論述的焦點。這便衍生出海外中國研究中經常出現的 “殖民性” 問題，具體分為廣義的漢族 “殖民性” 和以清王朝為代表的中央政權 “殖民性”。

“新清史” 領域里有關 “滿洲殖民主義” 的觀點曾引起學界諸多爭論，在此不再贅述。這種說法當然有以今度古之嫌，需要注意的是，“殖民性” 被不斷重新定義，甚至出現了泛化趨勢。

在否認主導敘述 (master narrative) 和霸權話語 (hegemonic discourses) 的觀念下，古代的 “漢族中心主義” 或 “中原中心主義” 被類比成現代的歐洲中心主義，成為被否定和批判的對象。然而界定殖民現象的標準變得模糊，近代歐洲海外擴張的真正動因是尋求工業資源，以發展國內的資本主義，其擴張方式、治理策略和思想依據均與歷史上中國邊疆地區出現的政治經濟現象有所差別。

殖民主義的定義逐漸偏離政治經濟學分析，簡化為只要有帝國形態的存在，有不同族群之間力量強弱的差別，就可以存在某種 “殖民主義”。這種泛化在擴大批判對象時也嚴重失焦，可能會掩蓋真正的帝國主義行為進而導致批判有效性的喪失。

漢族以外其他民族的主體性被加以強調，這既是突破歷史編纂學中漢語中心視角的嘗試，更是 “二戰” 后多元文化主義的具體實踐。出于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承認而盡可能從少數民族視角進行歷史分析，這本是歷史學研究方法的重要進步，也是歷史學家社會關懷的具體體現。

但是把這一視角再度政治化，以偏概全地認為一切同化現象都是壓迫性的，這本身否定了多元認同的可能，也否定了族群內部多元豐富的主體性。

四、余論：“漢化”，抑或 “現代化”？

1939 年吳文藻在《論邊疆教育》一文中這樣描述邊疆:“不論是蒙、藏、回、苗任何一族所在的地方，對中央不是殖民地的關系，不是藩屬的關系，亦不是如歐美人或日本人所說的保護國和宗主權的關系，而是整個中華民族或一個中華民國地方與中央的關系。”

對邊疆展開教育是改善其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途徑，“漢化教育” 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在于可以最終 “提高土人原有的生活程度，使之超于一般水準之上”。吳文藻在此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所謂的 “漢化” 與邊疆地區社會發展之間具有某種不可否認的重疊關系。

19 世紀以來，中國面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具體訴求，也持續接受現代社會轉型中出現的諸多挑戰。今天的中國社會整體都在經歷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重組。正如汪暉提出的，把民族區域出現的危機歸咎于民族矛盾沖突和 “漢化” 是有誤導性的，也是危險的。

這既不能真正解決少數民族地區與東部發達地區的貧富差距，也不能解決民族區域內部的社會階層分化問題。在民族區域被視為漢化的現象，在東部地區往往會被表述為 “西化”“全球化”“資本主義化” 等等，“漢化” 與 “現代化” 的重疊性是問題的根源。

在處理 “民族”“國家”, 甚至是 “歷史” 這些概念范疇時，我們所沿用的知識體系源自近代歐洲，并始終扎根于現代西方世界。在民族關系表述問題上，“漢化” 敘述所折射的，是沿用特定知識生產體系，將現代性內在的壓迫性、不平等性代入到其他非現代文化的概念之上所產生的歧義。

在近年來的 “漢化” 爭論中，民族間的 “壓迫” 與 “不平等” 大多以認同政治的方式被討論。無論是對長歷史時段的趨勢分析，還是對短歷史時段的政策評價，都化約成某歷史主體的族群認同。

一方面，以階級分析為切入點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逐漸退場；另一方面，對國家和社會的多元認同被置換成了單一族群認同。這又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新自由化的知識界中地位的邊緣化密切相關。最終，在告別現代史學、擁抱 “后現代” 的過程中，民族平等被認同層面的自決所取代，民族解放也常被置換成對某一特定權力的反抗。

實際上，不只在中國的語境下，在世界范圍內，民族和族裔之間的緊張關系 —— 而不是彼此的共存共融 —— 經常被放大。這種緊張又常常與基層治理、產業結構調整、自然資源開發等非民族議題密切相關。

超越民族視野，追求真正的多元認同，以此為前提才能直面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這也正是本文以 “漢化” 表述為線索梳理中國歷史研究中民族與政治之關系的目的所在。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責任編輯：郭錦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