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98年那場滔天大水退去后，人們驚奇地發(fā)現，在那片早就劃定的荊江分洪區(qū)里，五十萬老百姓竟然毫發(fā)無傷。
讓他們躲過這一劫的，是兩件不起眼的老物件：一是分洪區(qū)里特意壘起來的三十座避水臺，上面糧草充足；二是一套看起來笨得要命的人力手搖啟閉機，哪怕電全斷了，照樣能把閘門提起來。
這兩道“護身符”，是四十六年前，一位叫李先念的鐵腕人物硬是留下的。
把日歷翻回1952年。
那個夏天，這兩樣東西還停留在圖紙上，而那五十萬人的腦袋，成了一場驚天賭局的籌碼。
那年中南海菊香書屋里，毛澤東手里的紅藍鉛筆在地圖上比劃，眉心擰成了一個疙瘩。
擺在他眼皮子底下的，哪是什么水利圖紙，分明是個解不開的死扣。
不動分洪區(qū)吧，荊江大堤要是撐不住崩了，江漢平原就得喂魚，那可是國家的糧袋子；動吧，閘門一開，洪水全灌進洞庭湖，湖南的老百姓就得遭殃。
湖北想保命，湖南怕遭災。
兩邊的加急電報跟雪花片似的往北京飛，誰也不肯往后退半步。
這局面，就是典型的“你死我活”。
那會兒，毛澤東在地圖上的武昌和長沙中間畫了個圈，冷不丁冒出一句驚人的話：“讓先念同志去當個現代版的湖廣總督，怎么樣？”
這話聽著像句玩笑，可往深了琢磨，這筆賬算得太精了。
干嘛非要設個“總督”？
因為這事兒橫跨兩省，平起平坐的行政區(qū)，誰也指揮不動誰。
又為啥非得是李先念？
這事兒還得從三年前的一場硬仗說起。
1949年5月，李先念剛接手湖北這攤子事。
那會兒，他對付的不是扛槍的兵，而是武漢街頭叮當作響的“袁大頭”。
當時的武漢碼頭，人民幣在老百姓眼里就跟廢紙片子沒兩樣。
早上剛發(fā)的薪水，中午不去換成銀元，等到天黑就得縮水一大半。
銀元販子的吆喝聲，蓋過了長江的浪濤聲。
換個愣頭青，可能直接就下令強行封禁了。
可李先念心里的算盤不是這么打的。
硬禁，那是堵路，堵得住黑市的門，堵不住老百姓的心。
想贏，就得按經濟規(guī)律出牌。
他先來了招硬的。
公安局長劉晉帶著便衣隊，雷霆出擊掃蕩江漢路黑市，當場繳獲銀元三噸。
這是為了亮劍，告訴那幫投機倒把的：政府手里有槍。
轉過頭，他來了招更狠的釜底抽薪。
既然后你們迷信銀元，那我就把銀元給足了。
十輛滿得冒尖的軍用大卡車，拉著從山西運來的百萬銀元，大搖大擺開進了鬧市區(qū)。
政府直接攤牌：咱們拋售。
這下子，投機商全傻眼了。
他們囤貨居奇，賭的就是市面上銀元少。
如今市場上的銀元多得跟大米似的，價格瞬間大跳水。
三天。
僅僅過了三天，武漢黑市的銀元行市就徹底趴窩了。
這場“銀元風暴”，讓毛澤東看準了李先念身上的一個特質：這人，既有雷霆萬鈞的手段，又有一副菩薩心腸；既懂怎么搞政治，又會精打細算。
治水這活兒，缺了這兩樣還真不行。
視線轉回1952年那個僵局。
雖說選好了掛帥的人，但這工程本身還是個燙手的山芋。
林一山掏出來的方案是造一個54億立方米的分洪區(qū)。
說白了，就是給長江裝個“保險絲”。
技術上沒毛病，可政治上全是坎兒。
在這個方案的碰頭會上，湖南那邊的黃克誠火了，拍著桌子吼：“閘門一開，洞庭湖就成了大水盆，湖南的老少爺們兒咋辦？”
湖北代表自然是舉雙手贊成。
雙方吵得臉紅脖子粗，眼瞅著就要拍屁股走人。
就在這時候，周恩來甩出了一組壓箱底的絕密數據。
1931年，荊江口子崩了，淹死了14萬人。
1935年，大堤又潰了，又搭進去12萬條命。
周恩來敲著桌板，撂下句重話：“今兒個不把這事兒平了，明兒個咱們就是歷史的罪人！”
這筆賬算起來很殘酷：是看著幾十萬人被淹死，還是犧牲一部分農田？
在大災大難面前，沒法兩全，只能選。
所謂的“顧全大局”，說穿了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方案最后拍板：修。
但這一個“修”字壓下來，那是天大的擔子。
因為留給李先念的時間，滿打滿算不到三個月。
1952年4月5日，工程開工。
這會兒離汛期，只剩90天。
要把54億立方米的蓄水池子圍起來，要建兩座巨型閘門，還得加固193公里的堤壩。
按老一套的施工速度，這簡直是癡人說夢。
李先念跑到監(jiān)利縣，實地瞅了一眼，心都涼透了。
荊江大堤比縣城的房頂還高出六米，腦瓜頂上懸著一條河。
真要是洪水來了，都不用決口，直接就能漫過去。
咋整？
李先念把他在部隊帶兵的那套路數搬了出來。
既然常規(guī)辦法不靈，那就拿打仗的法子來湊。
他跟毛澤東要了六萬解放軍。
再加上二十萬民工，他在江漢平原上拉開架勢，搞了一場實打實的“大決戰(zhàn)”。
這可不是比喻，是真刀真槍地干。
部隊的建制直接搬到工地上。
每個師包一段堤壩，搞勞動競賽。
誰要是拖了后腿，誰就得在全軍面前做檢討。
在黃山頭節(jié)制閘工地上，碰上了流沙層，地基死活打不下去。
要是擱現在的工程隊，估計得停工論證、改方案，沒個把月下不來。
可那會兒的戰(zhàn)士們耗不起。
他們琢磨出個聽著挺土、實則好使得很的招兒——“冰凍沉箱法”。
趁著半夜天冷，玩命澆混凝土，硬生生把流沙給凍住、壓死了。
在太平口泄洪閘，鋼筋工沒安全帽戴。
戰(zhàn)士們就把繳獲的美軍鋼盔扣腦門上。
這一幕被蘇聯(lián)專家拍下來，登上了《真理報》的頭版。
最狠的是南線大堤。
原定90天的活兒，硬是被六萬軍民用58天給搶出來了。
當周恩來領著國際記者團來視察時，那些見過大場面的外國記者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
他們看見的是：三萬民工排成一條長龍，用洗臉盆接力運土；五百輛牛車在泥窩子里把石頭往大堤上拖；戰(zhàn)士們跳進泥漿里，直接用肉身當樁子使。
這哪里是工地，分明是在拼命。
周恩來感嘆了一句：“這哪是修工程，這是在重塑山河的戰(zhàn)場。”
工程是干完了，可故事沒完。
分洪工程謝幕后，全國上下掀起了撤銷大區(qū)局的風潮。
毛澤東在菊香書屋又睡不著了。
他還在琢磨那個“總督”的事兒。
雖說工程修好了，可湖北和湖南的梁子還沒解開。
只要江水還在流，利益沖突就在那兒擺著。
他對鄧子恢舊事重提：“要不學學清朝，設個兩湖總督，讓先念同志去坐鎮(zhèn)？”
鄧子恢是個直腸子，當場就給頂了回去：“大區(qū)局都解決不了的問題，設個總督更是疊床架屋，多此一舉。”
毛澤東最后聽了勸，沒設這個“總督”。
但他做了一個更有遠見的決定：中南局可以撤，但治水專班必須常設。
這其實是換了個馬甲的“總督”——不靠行政命令壓人，靠的是制度來擺平利益。
李先念晚年最愛翻那本《荊江府志》。
書里記著乾隆年間“舍南保北”的治水慘劇：為了保住北岸的繁華，南岸的老百姓一次次被當成了棄子。
他在日記里寫下一句：“共產黨人治水，既要講科學，更要講政治。”
啥叫講政治？
就是當你手里攥著幾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時，你不能光盯著算盤上的銀子，也不能光看圖紙上的標尺。
你得算得清民生這本大賬。
1952年的那個夏夜，毛澤東手指尖在地圖上摩挲的那一刻，其實心里早就跟明鏡似的。
不管是“銀元之戰(zhàn)”里的雷霆手段，還是“荊江分洪”時的壯士斷腕，甚至是那個沒設成的“總督”位子，理兒都是通的。
有些事，光靠市場那只手不靈，光靠技術也不頂用。
非得有一只看得見的大手，在節(jié)骨眼上，把千斤重擔給扛起來。
而那五十萬在1998年洪水中撿回一條命的人，就是這筆賬算對了的最鐵的證據。
信息來源：
《周恩來與荊江分洪工程》（湖北人民出版社）
《長江志·防洪卷》（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湖北省志·民政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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