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金澤：美國政權更迭的百年歷史與“反噬效應”

斯蒂芬·金澤（左）是一位屢獲殊榮的記者，曾報道過五大洲50多個國家。金澤在《紐約時報》工作了20多年，大部分時間擔任外派記者。在本文中，金澤與主持人格倫·迪森（右）教授一起討論了美國政權更迭行動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

主持人：史蒂文·金澤，獲獎作家、駐外記者，曾為《紐約時報》和《波士頓環球報》工作20年，現任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歡迎您。

金澤：很高興和你交流。

主持人：您的《顛覆》一書追溯了美國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政權更迭行動。這些行動的方式隨時間發生了怎樣的演變？

一、擴張的基因：從“天定命運”到帝國跨越

金澤：美國人一直是一個擴張主義強國。這種沖動驅使我們試圖實現所謂的“天定命運”——填滿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個北美大陸。189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宣布邊疆關閉，北美大陸已被定居。我們完成了“天定命運”，然后不得不問自己：現在我們該怎么辦？

是致力于建設一個道德社會，成為世界榜樣？還是繼續做我們建國以來一直在做的事——向其他土地擴張？

在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前殖民地變成殖民強國的先例。這對美國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心理飛躍。

第一個真正的突破出現在19世紀末的美西戰爭中。這場戰爭始于古巴人反抗西班牙統治的叛亂。美國人決定派兵幫助古巴革命者推翻西班牙。令我們震驚的是，古巴革命者不愿接受我們的幫助——他們擔心美國軍隊駐扎意味著什么。

美國國會通過《特勒修正案》承諾：一旦西班牙統治被推翻，美國人就會回家，讓古巴人擁有自己的島嶼。但在西班牙人被趕走后，美國開始意識到古巴革命者想要什么——他們想要一種可能與美國經濟利益沖突的國家主權形式：限制外國人在古巴擁有的土地數量，圍繞古巴建立關稅壁壘以促進國內制造業。

當時古巴90%的制成品是美國制造的。于是，美國決定無視承諾，在《普拉特修正案》下將我們自己的政府制度強加給古巴——允許當地人統治，但他們必須接受我們的指導。這成了一個模板。

從那時直到今天，你能看到的一條主線是：所有被干預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反抗，它們都拒絕接受美國的計劃。

二、傳教士本能與帝國心態的融合

美國例外論告訴我們：我們終于發現了幸福繁榮生活的秘訣，我們想與他人分享。我們想救贖世界。這種傳教士般的本能，加上每個帝國對自己的看法——“我們不同于其他帝國，我們不剝削”——使得美國進入了這個長達一個世紀的政權更迭時期。

《顛覆》出版于十多年前，突然之間它又流行起來了。巡回售書時，經常有人走過來對我說：“我喜歡你的書，但你漏掉了一個——那是我的祖國。”葡萄牙人說康乃馨革命是在美國大使館策劃的；土耳其人說1980年政變是卡特干的；希臘人認為上校軍政府完全是美國的項目。即使沒有收錄進書里的事件，這些國家里也有很多人相信是由美國煽動的。

有個老笑話：美國永遠不可能發生政變，因為那里沒有美國大使館。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在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長的時期內，干預了更多遠離我們本土的其他國家。

三、邊疆假說與擴張的意識形態

主持人：弗雷德里克·特納的“邊疆假說”認為，邊疆塑造了獨特的美國性格——更富創造力、個人主義、對未來樂觀。邊疆也像一個安全閥，釋放社會緊張關系。當邊疆關閉，它與1898年美西戰爭碰撞，美國獲得了菲律賓等殖民地。政權更迭主要是由什么驅動？意識形態？經濟利益？安全利益？

金澤：在過去一百多年里，美國本質上是世界上的一個革命性強國。我們想要改變事物。我們認為自己擁有對他人有益的配方——至少我們說服自己這就是原因。

許多美國人很難想象一個不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這是我們不安的原因之一。

很難將經濟和地緣戰略因素完全分開。審視冷戰期間發生的政變，我的結論是：美國實際上并不是為了保護公司利益而干預，但公司在吸引干預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過程大致如此：一家在外國經營的公司覺得受委屈，向美國政府投訴。然后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動機發生變化：“當我們看危地馬拉，我們不是為了保護聯合果品公司而干預。但政府攻擊聯合果品公司表明，那個政府一定是我們的敵人，可能是全球競爭對手的工具。因此，我們出于安全原因干預。”如果不是因為經濟利益沖突，那個國家甚至根本不會進入華盛頓的視野。

從1898年奪取菲律賓開始的海外擴張，有著深刻的經濟動機。19世紀末報紙滿篇都是“過剩”——如何處理剩余產品？美國人已掌握大規模生產技術，生產超出自身吸收能力，1893年引發嚴重恐慌。來自各生產州的國會議員都在說：我們需要海外市場。

那個年代，歐洲列強都有殖民地，只能與母國貿易。所以，如果你想有貿易伙伴，你就得奪取領土。這就是美國奪取菲律賓作為通往中國市場墊腳石的原因。所有這些狂熱躁動，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海外擴張——這本質上是我們輸出社會問題的方式，正如我們也輸出產品。

四、干預手段的演變：從海軍陸戰隊到中情局

主持人：從硬性軍事手段到轉向非政府組織，工具方面是否有演變？

金澤：早期是“A計劃”：直接派遣海軍陸戰隊。1909年，當我們認為尼加拉瓜總統不再 favor 美國利益時，直接派了炮艇，他下臺了。“炮艦外交”這個詞非常貼切。

夏威夷始于傳教士，他們的兒子開始對制糖業感興趣，想將夏威夷并入美國以免關稅。夏威夷是美國高級官員批準下，外國政府被推翻的第一個例子。美國軍艦“波士頓號”派遣數百名水兵和海軍陸戰隊員上岸，夏威夷君主制終結。這大致是我們直到二戰前的方式。

然后進入新時期：中央情報局。1950年代是中情局政變的黃金時代。兩個非常成功的例子——長遠來看都成了災難。1953年我們推翻伊朗歷史上唯一的民主政府，因為它將伊朗石油國有化。1954年，中情局將注意力轉向危地馬拉，聯合果品公司抱怨民族主義政府“壓迫性榨取”。同一時期，我們在印尼發動內戰，策劃推翻并暗殺剛果總理盧蒙巴。

大力支持秘密行動的艾森豪威爾將其視為和平計劃。他深受二戰影響，把秘密行動視為避免戰爭的方式。他的安全計劃“新面貌”有兩個支柱：較小常備軍和更大核威懾。但沒人知道還有第三個支柱——秘密行動。成千上萬探員遍布世界，通常在美國大使館頂層工作。許多偽裝成外交官的探員滲透社會，顛覆政府或支持政府。1973年智利也是如此。

五、從秘密行動到非政府組織

1970年代重大丑聞玷污了中情局形象，要求改革呼聲很高。中情局意識到舊模式已過時——我們用得太多，目標國家已熟悉我們的技術。

于是進入非政府組織時代。里根政府期間，國會創建國家民主基金會。投票很接近，有些人反對因為它試圖干涉他國內政。但它獲批了，通過分支機構向各國輸送數千萬美元，特別是在東歐推動變革。這些美國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像軍隊一樣遍布許多國家，在東歐甚至有了名字：“索羅斯幫”。

國家民主基金會負責人坦率解釋：我們現在做的是中情局過去做的事，秘密地做并不好。這是概念飛躍：用新方式，你不需要保密，因為沒有秘密可言。你不用擔心有人發現是美國的錢在推動這些事件，它白紙黑字寫在那里。這已成為美國試圖影響外國的主要方式。

主持人：非政府組織可以“明目張膽地隱藏”。如果你像我一樣批評北約的一些戰爭，像挪威赫爾辛基委員會這樣由國家民主基金會和索羅斯資助的機構，就會發表抹黑文章，試圖把你趕出大學。它們相當令人不悅。

六、伊朗：原罪與反噬

主持人：考慮到可能走向與伊朗的戰爭，這可以追溯到1953年政變。我們能從中吸取什么教訓？

金澤：我第一次作為記者去伊朗時，毫無準備。我被巨大反差震撼：一方面伊朗人如此復雜，歷史和文化如此深厚；另一方面政府令人不悅，始終未能鞏固民主。我問為什么，一位先生告訴我：“我們這里曾經有過民主，直到你們出現，然后你們把它奪走了。”

我隱約記得1953年政變。回到駐地想查查那場政變，驚訝地發現根本沒有書——從來沒人寫過。

我年紀夠大，還記得人質危機。當時主要論調是：這些伊朗人純粹出于虛無主義和仇恨。這塑造了美國人對伊朗的形象。

自人質事件以來，幾位參與劫持者寫了文章，都解釋為什么這么做，并將故事追溯到1953年。他們寫道：1953年人民趕走國王，但中情局從大使館地下室策劃政變，把國王帶回來，給了我們25年獨裁。1979年國王再次逃走，我們擔心中情局特工再次組織政變。為什么這么想？因為那恰恰已經發生過一次。

但美國人不知道伊朗發生過政變。當卡特被問及時說：“那是古老的歷史。”伊朗人對美伊關系的理解和美國人完全不同。從美國方面看，美伊關系始于并終于人質危機。但伊朗人會說：毒害我們關系的重大事件，是你在1953年推翻了摩薩臺。那使我們偏離了民主進程。

1953年政變是伊朗的“原罪”。那時一個初生民主可能出現。但因為它是民主，其領導人必須回應民意，而民意聚焦于巨大民族不公：我們坐擁石油海洋，卻都屬于英國。從1953年夏天幾周展開了巨大歷史畫卷。如果美國沒有推翻伊朗民主，我們本可以在穆斯林中東擁有一個繁榮民主國家長達70年。

我們在伊朗干預的歷史結果非常糟糕。我再次看到在許多干預中都見過的綜合癥：我們有能力造成任何破壞，但沒有真正思考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因為作為美國人，我們有特殊看法：我們可以處理任何事情。

七、“我能行”心態的黑暗面

美國建立于“我能行”心態：只要你足夠渴望某樣東西，足夠努力，你就會得到它。這是很棒的事情。但“我能行”也有黑暗面：你可以闖入具有非常不同歷史傳統的國家，揮舞魔杖，把它們變成你認為應該成為的樣子。這種傲慢與軍事力量結合，對其他國家構成危險。

主持人：人們抱怨伊朗神權政治，但常常忘記，1953年政變后國王被確立為獨裁者，秘密警察薩瓦克幾乎滲透并控制所有社會機構，壓制政治反對派。少數沒有被滲透并控制的領域是清真寺——它們自然而然地成為政治表達的唯一空間，宗教思想和宗教領袖也因此成為組織抵抗運動的核心力量。這一情形，與波蘭共產主義時期天主教會所扮演的角色如出一轍。

八、反噬效應：全球反美情緒

主持人：“反噬效應”——干預造成長期不穩定和反美情緒——是大多數政權更迭的共同主題嗎？

金澤：當然。1950年代，世界對美國看法發生巨大變化。二戰結束時，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崇拜美國。在伊朗，出現的唯一美國人是傳教士，建立了醫院和學校，從不像英國人或俄羅斯人那樣具有掠奪性。但1950年代美國政變使公眾輿論轉變。

在伊朗政變不僅向中東其他精英傳達信息——美國想要提供石油的獨裁政權，不會對民主滿意——還引起民眾對美國不滿。1954年危地馬拉政變后，整個拉丁美洲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這距離美國領導世界贏得二戰還不到十年。弗里達·卡羅臨終前讓迭戈·里維拉推著輪椅參加抗議集會——那是她最后一次公開露面。

最終敲響美國形象喪鐘的是1961年豬灣入侵。那是世界上許多人第一次聽說中情局，標志著中情局黃金時代終結。肯尼迪曾說：“我想把那個中情局撕成一千片。”秘密行動在世界范圍內引發巨大反美不滿情緒。

從長遠看，這些干預大多數產生的政治結果對美國并不有利。當你暴力干涉另一個國家政治，就像從山頂放出一個輪子。你可以讓它滾下去，但幾乎無法控制它會如何彈跳，最終落到哪里。

在伊朗，我們得到了理想結果——趕走我們不喜歡的摩薩臺，扶植國王。這似乎是一個完美結局。要是歷史停止發生就好了，但不幸的是，歷史不斷展開。我們正生活在1953年政變的長期后果中。我們發動這些行動是為了解決眼前問題，但當你開始談論長期影響時，就失去了華盛頓那些人的興趣——政治體制的設置不是為獎勵思考長期影響的人。

九、美國例外論的盲點

主持人：美國革命產生了自由憲法，沒有出現其他國家革命后的殘暴。這是否源于一種假設——只要推翻政府，自然狀態就是和平穩定？或僅僅是缺乏對其他國家復雜性的理解？

金澤：我們不搞復雜性。布什有句名言：“我不搞差別對待。”如果你告訴他伊拉克的什葉派和遜尼派，他可能會說：“我記得以前兩個人爭當郵政局長，我都能搞定。”

古希臘有“自然發生說”——認為有泥巴、雨水和陽光，很快就有蠑螈出現。我認為美國人就是這樣看待世界危機：它們自然發生，從稀薄空氣中爆發出來。這就是為什么作家建議把國名改為“美利堅遺忘國”。

當任何制度化國家的蓋子被揭開時，最暴力團體浮出水面是合乎邏輯的。在俄國革命中，如果你愿意殺死所有反對者而其他團體不愿意，你就會勝利。在美國這沒有發生，部分原因是美國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獨立戰爭。革命摧毀現有社會結構，這在美國沒有發生。我們的更像獨立戰爭，保留母國制度。所以沒有同樣動力去報復可怕錯誤。

外國干預上臺的政府面臨合法性問題。國王掌權25年，但始終不合法——被視為依靠外國干預上臺，通過外部勢力維持權力。這幾乎保證美國人扶植的人難以成為人民愿意追隨的領袖。由于人們不愿追隨，他們就反抗，美國不得不再次干預，這是反復出現的循環。

我給學生一長串關于歷史的定義。其中一個我喜歡的是黑格爾說的：“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這當然是審視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好口號。

十、烏克蘭：錯失的奧地利模式

主持人：烏克蘭經歷過兩次政權更迭——2004年不成功，尤先科支持率僅2.7%。2014年又一次政權更迭，隨之而來與俄羅斯的戰爭，之后變得非常依賴西方。您如何看待這次與其他國家的比較？

金澤：烏克蘭故事令人心碎。當烏克蘭從蘇聯廢墟幸存下來，人們認為它可能成為中歐版的法國——工業、高等教育、高識字率、優越地理位置、良好自然資源。實現這一雄心所需的是與浮現的新冷戰保持距離——把烏克蘭變成東西方之間的橋梁，而不是雙方爭奪的地方。

但美國尤其不愿意接受這一點。這讓我想起1955年《奧地利國家條約》。二戰后蘇軍和西方軍隊占領奧地利，蘇聯拒絕撤軍除非奧地利獲得永久中立保證。艾森豪威爾討厭這個主意——他不希望奧地利成為東西方橋梁，希望它在西方。他抵制多年最終讓步，同意《奧地利國家條約》，規定任何外國軍隊不得駐扎，奧地利保持永久中立。這被寫入憲法。

這本可以是烏克蘭的完美模式。但美國人不喜歡它，原因和艾森豪威爾不喜歡奧地利協議一樣：我們得不到烏克蘭，誰也別想得到。這不夠好，我們不想讓它離開我們的勢力范圍。

拜登常說：不再有勢力范圍這種東西。但實際上，美國認為除了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其他少數地方，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勢力范圍。我們提出虛偽論點：每個國家應被允許選擇自己安全伙伴。因此，如果烏克蘭想加入北約，讓美國軍隊駐扎，那是烏克蘭自己的事。但每個美國人都明白，我們永遠不會容忍中國在墨西哥建立軍事基地或俄羅斯在魁北克建立空軍基地。我們永遠不會容忍。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不誠實的論點。

然后我們推動烏克蘭與俄羅斯對抗，它造成的破壞絕對可怕。當你有過作為記者身處戰爭的經歷，你會意識到戰爭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而這場戰爭正威脅殺死越來越多的人——只為頓巴斯邊界在哪里的問題。我覺得烏克蘭很大程度上是被美國及其北約盟國推到這個位置。

十一、歐洲戰略創造力的喪失

美國持這種觀點是非常自私的：烏克蘭戰爭對我們很好，因為我們在殺死俄羅斯人，而沒有一個美國人死亡。這表明了世界在冷戰后所犯的失敗。老布什試圖超越冷戰分歧，但克林頓上臺接受北約擴張。我們只是把冷戰時期分割歐洲的老分界線又向東移動了幾百英里。

美國允許這些國家發展與俄羅斯自身關系的想法，在華盛頓似乎不可思議。反俄情緒一直很強烈——反蘇聯、反共產主義，混在一起。歐洲國家已失去如此多戰略創造力，他們對來幻想自俄羅斯威脅的唯一反應就是武裝自己，準備戰爭。試圖建立也包含俄羅斯利益的歐洲安全架構以降低戰爭風險，他們似乎從未想到過。

所以歐洲處于極其怪誕的境地：即使美國想要退出，歐洲仍在火上澆油。歐洲作為現代外交發明者，現在似乎無法運用外交解決其如何挑戰。相比之下，東亞分歧和仇恨遠比歐洲任何地方深，但他們能超越這些，設法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相處，為所有人帶來繁榮。如果你相信過去500年出現的歐美大西洋霸權時代正在終結，這就是很好的證據。

十二、“慕尼黑”綜合癥：外交的死亡

主持人：現代外交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慕尼黑”這個參照非常有害——它假設和平需要戰爭，外交談判只會助長對手。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能與俄羅斯人交談，因為交談是對侵略的獎勵。米洛舍維奇、薩達姆、卡扎菲、阿薩德、普京……每當我們遇到對手，就提出他們是希特勒最新轉世，得出“慕尼黑教訓”：不能與他們交談，那只會助長他們。我們必須讓他們付出代價。

金澤：戰爭中的談判總是取決于戰場實際態勢。美國人一直幻想：他們等得越久，情況就會改變——俄羅斯人會改變想法，會削弱，我們會重創他們。與此同時，我們沒有損失任何美國士兵。

所以烏克蘭是一個潛在警示信號，其他國家也可能效仿。我現在非常擔心伊朗——看到伊朗內部發生重大沖突的可能性。我希望美國人不要再引發另一輪自毀性干預。但如果我們真的這么做了，那也只是在遵循我們悠久的歷史和傳統行事。

美國未來的巨大挑戰是適應一個更加多極化、不由我們主導的世界。如果我們能和平做到，世界就有希望實現長期穩定。但總是存在危險：美國會反抗，會發動戰爭以防止從世界主導大國地位上跌落。

美國政府和政治體制會接受這一點，首次在我們現代歷史上過度成為一個不必統治整個世界也能生存和繁榮的國家嗎？還是我們如此固守于自我認知，以至于其他大國崛起會嚇到我們，導致不必要的、自毀的軍事干預？

“慕尼黑”的教訓——如果我們相信外交全是謊言——那么我們就摧毀了整個國際合作機構。這些機構都是二戰后為服務于美國利益創建的。現在通過有意摧毀它們，我們正在為世界帶來本不存在的挑戰。這是真正的反噬因素之一。

主持人：感謝您的深刻見解。

金澤：這是我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