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
前言：可能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這個《鴕鳥肉事件》案件，由于案件太過殘忍恐怖，警方也把案子做了“修飾”，只是簡單概括了案情。不過當地人提起這個案件，絕對是毛骨悚然！十多人被張永明殺害，分尸，部分尸體被當作“鴕鳥肉”外賣，一時間，云南“食人魔張永明”傳遍全國。
1
2012年5月，云南省昆明市晉寧縣晉城鎮南門村的空氣中飄蕩著異樣的氣息。這個素有“滇中糧倉”美譽的村莊，距離昆明市區僅28公里，村外214省道車流如織，村內青瓦白墻的民居錯落有致，田間的水稻在初夏的風中泛起綠浪。表面上看，一切如常。但村民們的竊竊私語，像暗流在村莊底部涌動。
“老李家那孩子，都五年了，一點音信沒有。”
“謝家那小子也是，說是去學校拿成績單，人就沒了。”
“我聽說，韓家那個大學生，在咱們村工地上實習，大白天的就不見了...”
從2005年開始，七年時間里，這個僅有千余人的村莊，竟陸續有17名男性離奇失蹤。失蹤者年齡集中在12歲至22歲之間，大多是身材瘦削的少年和青年。更詭異的是，所有失蹤事件都發生在以南門大街225號為圓心、半徑約700米的范圍內——這個圓圈，像一個無形的死亡陷阱，靜靜吞噬著年輕的生命。
最先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是韓耀的母親李玉蓮。2012年4月25日，她19歲的兒子在距離工地辦公室僅20分鐘路程的路上人間蒸發。這個溫順孝順的男孩，是云南工商管理學院的大三學生，正在一家工程公司實習。失蹤前一天晚上，他還給母親打電話：“媽，等我轉正了，第一個月工資給您買件新衣服。”
李玉蓮尋子的第八天，在晉城鎮派出所門口遇到了另一個憔悴的中年婦女——謝順生的妻子。兩人交談后驚恐地發現，她們的兒子都是在南門村失蹤的。接下來的三天里，李玉蓮走遍了南門村及周邊三個自然村，竟然找到了16個有類似遭遇的家庭。
一張手繪的地圖在李玉蓮手中逐漸成形：17個失蹤地點，全部密集分布在214省道東側、鑫云冷庫周圍的狹小區域內。地圖的中心點，是南門大街225號——一座不起眼的平房，住著一個沉默寡言的57歲老頭，張永明。
村民們對張永明的印象模糊而矛盾：“不怎么說話”、“每天下午去公園下棋”、“養了三條很兇的狗”、“夜里經常推著板車到處走”。但沒有人將他與失蹤案聯系起來，直到李玉蓮將這些點連成線。
5月3日，李玉蓮和其他五名失蹤者家屬再次來到晉城鎮派出所，這一次，他們帶來了一份聯名信和那張令人不安的地圖。接待民警皺了皺眉：“可能是去黑工廠打工了，年輕人不都這樣嗎？”
“我兒子才12歲！打什么工？！”李漢雄的父親李建國吼道，他眼睛布滿血絲。
“失蹤要滿24小時才能立案，你們這個...時間跨度太大，不好查。”
“七年！十七個人！這還不好查？！”謝順生拍著桌子，聲音嘶啞。
爭吵聲引來了派出所副所長。他看了看地圖，臉色逐漸凝重。那張圖上，17個紅點像一串血色珍珠，緊緊纏繞著南門大街225號。
5月7日，一份題為《關于晉城鎮南門村系列失蹤案的情況匯報》被緊急送往昆明市公安局。同日，李玉蓮撥通了云南電視臺新聞熱線的電話。
風暴，即將來臨。
2
要理解2012年的張永明，必須回到1955年的春天。
那年4月，張永明出生在晉城鎮南門村一個普通的農戶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父親張德貴是個木訥的莊稼人，母親陳秀珍則性情暴烈，是村里有名的“悍婦”。
“張家那女人，發起瘋來連自己都打。”村里老人回憶，“有年春節，因為二兒媳做的飯菜不合口味，她抄起搟面杖就打，把兒媳婦打得頭破血流。要不是鄰居拉住，怕是要出人命。”
更可怕的傳聞在村中悄悄流傳：陳秀珍年輕時曾在一場酒后沖突中，用酒瓶砸死了一個賣酒的小販。雖然從未被證實，但這個陰影始終籠罩著張家。村民們路過張家時，總會不自覺地加快腳步，孩子們被警告：“離張家遠點，那家人不干凈。”
張永明的童年是在這種壓抑中度過。他不愛說話，總是一個人蹲在墻角玩石子。村里孩子玩捉迷藏、滾鐵環時，他遠遠看著，眼神空洞。“那孩子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讓人心里發毛。”張永明的小學老師回憶，“有一次上課，我發現他盯著我的脖子看了整整一節課，問他看什么，他說‘老師的血管在跳’。”
暴力在張家似乎是一種遺傳。1980年秋天，張永明的二哥張勇在菜市場與鄰村菜販發生爭執。爭執中，張勇抄起攤位旁的鋤頭，狠狠砸向對方頭部。“一下，兩下，三下...”目擊者回憶時仍心有余悸，“等拉開時，那人的頭都快被砸爛了，腦漿流了一地。”
張勇最終被判無期徒刑。宣判那天，張永明也在旁聽席上，面無表情。
家庭暴力的種子，在張永明心中悄然發芽。1974年12月25日，這顆種子結出了第一顆惡果。
那天晚上，19歲的張永明邀請小學同學陸士榮到家中過夜。兩人自小相識，陸士榮是少數不排斥張永明的人之一。深夜，陸家人聽到張永明家傳來凄厲的慘叫，沖過去時，看到了一生難忘的景象：陸士榮被綁在床上，張永明正機械地揮刀砍向他的頸部和面部，鮮血濺滿了土墻。
“我在夢游。”面對審訊，張永明給出這個解釋時，表情平靜得像在陳述別人的事。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個解釋似乎被接受了。張永明僅被判處勞教六個月。陸家花了三百多元醫療費——這在當時是巨款，相當于一個工人三年的工資——張家最終只賠了四十元。
“他爹媽跪在地上求我們，說家里實在沒錢。”陸士榮的哥哥多年后回憶，“我弟弟撿回一條命，但脖子上留下了一道二十厘米長的疤，天陰就疼。”
這次事件后，張永明更加孤僻。村民回憶，他常常在村后的亂墳崗一坐就是半天，對著墳堆自言自語。有小孩撞見過，說他當時“眼睛發直，嘴里念叨著聽不懂的話”。
1978年，張永明被安排到村瓦窯廠工作。在那里，他結識了外村青年楊樹榮。楊樹榮性格開朗，是少數愿意主動與張永明交談的人。那年10月的一個傍晚，張永明說要去鎮上賣米，邀楊樹榮同行。
“我兒出門前還說，賣完米和張永明去吃碗米線。”楊樹榮的母親回憶時老淚縱橫，“他爹死得早，我一人把他拉扯大，就盼著他娶妻生子...”
楊樹榮再也沒有回來。半個月后，放牛娃在南門河下游的洞穴里發現了一具赤裸的男尸，手腳被折斷，全身浮腫。楊母認尸時，憑著一顆虎牙認出了兒子。
警方在張永明枕頭下找到了楊樹榮的衣物。審訊中，張永明平靜地交代：“我趁他不注意，用石頭砸他后腦。他倒了，我又補了幾下。天黑，我把尸體手腳折斷，扔進了河里。”
南門村全村聯名要求判處張永明死刑。但最終，法院以“認罪態度好”為由，判處死緩。
“那天宣判完，他被押上警車時，回頭看了一眼村子。”當年在場的村干部回憶，“那眼神，我現在還記得，冷得像臘月的冰。”
3
云南省第一監獄的檔案室里，保存著張永明的服刑記錄。厚達兩百多頁的記錄顯示，這個沉默的犯人在19年牢獄生涯中，表現出乎意料的“良好”。
“他很少說話，讓干什么就干什么。”曾看管過張永明的獄警回憶，“但有一件事很奇怪——每次食堂吃肉，他總盯著別人碗里的肉看，眼神很瘆人。”
另一名獄警記得，有次張永明在監獄工廠做工時，盯著運轉的切割機看了很久。“我問他看什么，他說‘這機器切肉應該很利索’。”
1997年6月，因“在改造期間認罪服法，遵守監規，積極參加勞動”，張永明獲得減刑，提前釋放。
出獄那天，沒有人來接他。他背著破舊的行李，步行三十公里回到南門村。家中，父母早已過世，大哥入贅臨縣，姐姐遠嫁，二哥還在獄中。祖屋因年久失修，房頂塌了一角，院子里雜草齊腰。
村民陳大爺是少數與張永明打過招呼的人：“我問他以后打算怎么辦，他說‘種地’。我問他要不要幫忙修房頂，他搖搖頭，就關上了門。”
此后的張永明，像一顆釘子楔進了村莊的日常生活。他每天清晨下地，傍晚回家，幾乎不與任何人交流。村里紅白喜事，他從不參加；鄰居家孩子滿月，他連門都不出。
變化發生在2005年。那年春天，12歲的李漢雄在玉米田里消失。警方搜索三天無果，定為“失蹤”。沒有人注意到，就在李漢雄失蹤后的第七天，張永明家飄出了燉肉的香氣。
“那味道很怪，又香又腥。”鄰居劉嬸回憶，“我問他燉的什么，他說是狗肉。可我明明看見他那三條狗都在院子里。”
2008年，南門村土地被征用開發，張永明分到三萬兩千元補償款。他用這筆錢做了一件讓村民不解的事：在屋后建了一個小型冷凍庫。
“村里有人問他建冷庫干啥，他說要存肉賣。”村民小組長回憶，“可他從沒見他賣過肉，倒是經常半夜推著板車出去，天亮才回來。”
更詭異的是張永明的作息。他每天下午準時出現在古滇文化公園，與退休老人們下象棋。“他棋下得不錯，但從不說話。”常與他下棋的老王說，“有次他走了步妙棋，我夸他，他抬頭看我一眼，說‘人跟棋子一樣，該棄就得棄’。”
夜晚的張家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三條大狗徹夜狂吠，電視機音量開得極大。“我找他吵過幾次，他說狗是看家的，電視聲大才能睡得著。”隔壁的趙師傅說，“后來我也習慣了，就是那狗叫聲...聽著不像狗，像狼。”
2011年1月，15歲的謝海俊失蹤。他父親謝順生尋子一年，幾乎傾家蕩產。有次在張永明家附近打聽時，謝順生注意到張家院子里的土是新的。“我問張永明是不是翻地了，他說‘埋了條死狗’。可我分明看見，那土里露出一角藍色布料，和我兒子失蹤時穿的夾克顏色一樣。”
謝順生報了警。民警來看了看，說：“老謝，我知道你著急，但人家埋條狗你也管？張永明是有前科，但也不能隨便懷疑人家。”
懷疑的種子，在絕望的土壤里，找不到破土而出的力量。直到2012年春天，韓耀的失蹤，終于讓黑暗中的一切浮出水面。
4
2005年3月，第一個失蹤者出現。
18歲的劉偉是晉城鎮一家摩托車修理店的學徒。3月12日晚9點，他下班后步行回兩公里外的家中。路過南門村時，有村民看見他在小賣部買了包煙。“那孩子我還記得，遞給我十塊錢，說‘叔，來包紅梅’。”小賣部老板回憶，“他沿著214省道往東走了，那邊路燈暗。”
劉偉沒有到家。第二天，家人報警。警方在省道旁的水溝里找到了他的工具包，但人不見蹤影。“可能跟人出去打工了。”這是警方最初的判斷。劉偉的母親哭了三天：“我兒最孝順，出門一定會跟我說...”
2007年5月1日，12歲的李漢雄在自家田里消失。
那天下午，李漢雄和父親在田里插秧。5點收工回家，走到半路發現外套忘在田埂上，他折返回去取。“我看著他跑進玉米地的。”當時在田邊看管抽水機的王老太說，“玉米桿子高，他一進去就看不見了。我以為他拿了衣服就從另一邊走了。”
但李漢雄再也沒有從玉米地另一頭走出來。父親等了半小時，覺得不對，進地里找，只找到兒子的一只鞋。報警后，警方和村民搜索了三天三夜，玉米地被踏平了，人卻像蒸發了一樣。
“警察說，失蹤不到24小時不能立案。”李建國紅著眼睛，“等滿了24小時，又說什么證據都沒有，立了案也破不了。我就一個兒子...”
2011年1月27日，15歲的謝海俊的失蹤，是系列案件中一個關鍵轉折點。
那天是學校發期末成績單的日子。下午3點，謝海俊和同學謝洋春打摩的到學校。謝洋春在教室拿到成績單后，在校門口等謝海俊。“等了半個小時，打他電話，通了沒人接。又等了半小時，再打就關機了。”
謝海俊的父母最初以為兒子去了同學家。“他成績好，考了全班第三，可能和同學慶祝去了。”謝父謝順生說。但第二天晚上，兒子還沒回家，他們開始慌了。
謝順生是鎮中學的數學老師，有些社會關系。他托人到附近黑工廠打聽，花了兩萬多元“打點費”，進了三家疑似使用童工的工廠，都沒找到兒子。“有一次，我在一家工廠門口守了三天，看見一個背影很像，沖過去一看，不是...”
2011年3月，謝順生偶然聽村民說起張永明有前科，曾半夜推板車在村里轉。“我立刻警覺了。”他找到派出所，反映這個線索。接待民警記錄后說：“我們會調查的。”
一個月后，謝順生再去問，得到的答復是：“調查過了，張永明精神有問題，但沒證據證明和你兒子失蹤有關。”
“精神有問題？”謝順生質問，“精神有問題半夜推板車到處走，你們不覺得可疑？”
民警不耐煩了：“老謝，你要相信我們。沒有證據，我們也不能隨便抓人。”
謝順生不知道，就在他離開派出所后，那名民警在值班記錄上寫了一行字：“失蹤者家屬謝順生，懷疑同村張永明。經查，張永明有精神病史，但無作案證據。建議安撫家屬情緒。”
2011年9月30日，17歲的陳濤失蹤。
這個喜歡打籃球的男孩，左臂上紋著一朵玫瑰和一頭小豬——玫瑰是母親的生肖，豬是自己的生肖。“他說等賺錢了，要把紋身補上色。”陳濤的母親泣不成聲。
當晚9點，陳濤和三個朋友在鑫云冷庫附近的山坡上玩。9點半，他給母親打了個電話，母親在開車沒接。11點回撥過去，已關機。朋友們說，陳濤說要去上廁所，離開后就再也沒回來。
警方在山坡下的公廁旁找到了陳濤的手機，屏幕碎裂。“像是被人摔碎的。”技術員說。但除此之外，再無線索。
2012年2月19日，16歲的采云偉的失蹤，是張永明落網前最后一起案件。
這個性格內向的男孩，那天和兩個同伴去鑫云冷庫玩。上午9點，他說要去上廁所。公廁就在冷庫后面一百米處。同伴等了二十分鐘，覺得不對，進去一看，廁所空無一人。
“窗子是從里面插上的，門也是從里面鎖的。”辦案民警回憶，“但人就這么不見了。像是...像是從地里消失了。”
采云偉的父親采國興在兒子失蹤后，做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實驗：他測量了從廁所到張永明家的距離——320米。步行只需四分鐘。
“我問過張永明，2月19號上午9點他在哪。他說在家看電視。”采國興說，“但我記得那天上午，張家電視根本沒開——他家的電視天線壞了，只有下午才能收到信號。”
這個疑點，同樣被忽略了。
從2005年到2012年，17個家庭陷入絕望。他們跑遍了云南的勞務市場、黑工廠、傳銷窩點，甚至在街頭貼了上萬張尋人啟事。有的家庭花光了積蓄，有的夫妻因此離婚，有的老人一病不起。
而所有這些失蹤事件，都指向同一個中心點：南門大街225號。那個沉默的男人，每天下午依然準時出現在公園，楚河漢界，車馬炮廝殺。傍晚回家，生火做飯，三條狗在院子里狂吠，電視機的聲音大得隔兩條街都能聽見。
直到韓耀的失蹤，終于讓這個死亡循環被打破。
5
2011年12月7日，晚上8點，南門村。
高一學生張建原下了晚自習，騎車回家。快到家的岔路口，他看見一個高大的身影站在路邊——是張永明，村里人都認識的“怪人”。
“他當時就站在路燈下，手里提著個編織袋。”張建原后來回憶，“我騎過去時，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說不上來，就是心里一毛。”
張建原沒多想，繼續往家騎。家就在前面一百多米處，已經能看見窗戶透出的燈光。就在這時，他突然感到脖子一緊——一根皮帶從后面勒住了他的脖子。
“我喊不出聲，氣管被卡住了。他力氣很大，把我從自行車上拖下來，往路邊樹林里拽。”
張建原拼命掙扎，腳踢到了路邊的鐵桶，發出“哐當”巨響。就在張永明把他拖進樹林的瞬間，張家的門開了，張建原的父親張建國沖了出來。
“我看見我兒子兩條腿在樹林邊亂蹬，一個人正拖著他。”張建國抄起門邊的鐵鍬沖過去，“放開我兒子！”
手電光照亮樹林邊的兩人：張建原臉色紫紅，眼睛凸出；張永明背對著光，看不清表情，但手里死死勒著皮帶。
“你干什么？！”張建國吼道。
張永明松了手。張建原癱倒在地，劇烈咳嗽。皮帶在脖子上勒出了一圈紫黑色的瘀痕。
“抓賊。”張永明說，聲音平靜得像在說“吃了”。
“賊？我兒子是賊？！”
“他偷我東西。”
“偷你什么了？你說！”
張永明不說話了，轉身要走。張建國攔住他，報了警。
晉城鎮派出所，晚上9點20分。
民警做了筆錄。張永明的說法變了：“鬧著玩的。我跟他開玩笑。”
“開玩笑用皮帶勒脖子？！”張建國吼道。
民警示意他冷靜，轉向張永明：“你以前就殺過人，現在又干這種事？”
“我腦子有病。”張永明說，“精神病。控制不住。”
這句話，成了整件事的轉折點。
“老張，”民警把張建國拉到一邊，“他確實有精神病史，以前就因為這個判得輕。你看，孩子也沒大事，就是脖子有點瘀傷。真要立案，精神病鑒定很麻煩，最后可能還是教育了事。”
“可他差點殺了我兒子！”
“我知道，我知道。這樣，我讓他給你賠禮道歉，再賠點醫藥費。你看行不行？”
最終，張永明賠了200元醫藥費，事情不了了之。
事后，張建國在村里提醒大家：“離張永明遠點，那瘋子會殺人。”但提醒的效果有限——村民們只是不讓自家孩子靠近張家，沒人將這件事與之前的失蹤案聯系起來。
“現在想想，如果當時認真查，也許后面那些人就不會死。”2013年，張建國在接受采訪時痛哭流涕，“我兒子撿回一條命，可其他孩子...我對不起他們父母...”
更令人痛心的是，當時處理此事的民警，在值班記錄上只寫了一句話：“村民糾紛，已調解。”他沒有查詢張永明的完整檔案——如果查了，他會發現1974年張永明砍傷陸士榮時，用的也是“夢游”的借口；1978年殺害楊樹榮前，楊樹榮也曾是張永明“唯一的朋友”。
模式早已存在，只是無人連接那些點。
襲擊事件后，張永明的行為更加怪異。他開始在深夜推著板車在村里轉悠，車上有時是空，有時蓋著帆布。有村民問，他說“撿破爛”。
另一個變化是，張永明開始頻繁出現在村后的墳山。“我撞見過三次，他在墳地里轉悠，像是在找什么。”村民老趙說，“有一次我問他，他說‘看看有沒有值錢的陪葬’。”
村里開始流傳：張永明盜墓。但沒人報警——在農村，盜墓雖然缺德，但只要不盜自家祖墳，沒人愿意多管閑事。
2012年春節，張永明家的春聯成了村里的談資。別人家貼“喜迎新春”、“闔家歡樂”，張家門上貼著白紙黑字，寫的是“陰陽兩隔”、“生死由命”。
“瘆人。”經過的村民都說。
但依然沒人將這一切與失蹤案聯系起來。直到三個月后，韓耀的消失，終于撕開了這層麻木的面紗。
6
2012年4月25日，上午7點30分，19歲的韓耀和同事抵達南門村附近的工地。這是他在云南省工商管理學院畢業前的實習，公司派他來協助一項公路勘察。
“媽，我到工地了，晚上可能晚點回，不用等我吃飯。”7點40分，韓耀給母親李玉蓮發了最后一條短信。
8點，項目經理讓韓耀回兩公里外的項目部取一份圖紙。“快去快回，9點前要。”經理說。
韓耀應了聲，沿著214省道向東走去。那是條兩車道的鄉村公路，兩側是農田和零散的民房。早晨8點的陽光下，少年的影子拉得很長。
他再也沒有回來。
上午9點，經理打韓耀手機，無人接聽。9點半，打到項目部，工作人員說“沒看見小韓”。10點，經理意識到不對勁，報了警。
李玉蓮接到電話時，正在家里準備午飯。“我兒子不見了。”經理在電話里說。
“不見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人沒了。我們找遍了，哪兒都沒有。”
李玉蓮癱倒在地。半小時后，她出現在工地，臉色慘白：“我兒子呢？你們把我兒子弄哪兒去了？”
最初的搜索毫無頭緒。警方調取了214省道的監控，但南門村路段恰好是盲區。工友們沿著公路找了三天，貼了五百多張尋人啟事，懸賞從一萬漲到五萬。
第四天，一個放牛的老人提供線索：4月25日上午8點多，他看見一個“瘦高個年輕人”在南門橋頭和一個“老頭”說話。老人描述的老頭特征：60歲左右，一米七多，很壯實，穿灰色外套。
“是張永明！”有村民脫口而出。
李玉蓮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她找到張永明家，敲門，無人應答。鄰居說：“他每天下午去公園下棋，5點才回。”
下午5點，李玉蓮等在張永明家門口。張永明推著自行車回來，看見她，愣了一下。
“大叔，4月25號上午，你在南門橋頭見過一個年輕人嗎？大概這么高，穿藍色夾克...”李玉蓮比劃著。
張永明搖頭：“沒見過。”開門，進屋，關門。
李玉蓮沒放棄。她在村里打聽張永明，聽到了各種傳聞：有前科、殺過人、精神有問題、半夜推板車...一個可怕的猜想在她心中成形。
5月1日，勞動節。李玉蓮打印了五百份新的尋人啟事，這次加了一行字：“有目擊者稱，最后一次見到韓耀時，他與一名60歲左右男子在一起。該男子特征如下...”
她在晉城鎮各處張貼，在張永明常去的古滇文化公園貼了十張。那天下午，張永明沒來下棋。
5月3日，轉折點。李玉蓮在派出所門口遇到了謝海俊的母親。兩個絕望的母親抱頭痛哭，交換了信息。那天晚上，她們找到了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最終，十七個家庭聚在了一起。
“七年，十七個人，都在南門村附近失蹤。”謝順生攤開一張手繪地圖，“你們看，所有失蹤地點，都圍著張永明家轉。”
地圖上，十七個紅點組成一個不規則的圓，圓心是南門大街225號。
5月5日，十七個家庭集體到晉城鎮派出所報案。接待民警看著厚厚一疊失蹤報案材料，面露難色：“這個...時間跨度太大，而且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這些失蹤案有關聯，更別說和張永明有關了。”
“十七個人在同一個地方失蹤，這叫沒關聯？！”謝順生拍桌子。
“老謝，你冷靜。辦案要講證據，不能靠猜測。”
“那張永明有前科！他殺過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已經服過刑了。法律上，他現在是清白的人。”
爭吵持續了一小時。最終，派出所答應“調查”，但拒絕立案。
當晚，李玉蓮做出了一個決定：找媒體。
5月7日，云南電視臺記者來到南門村。鏡頭前，十七個家庭展示了十七張照片：劉偉穿著修理廠工作服傻笑；李漢雄系著紅領巾；謝海俊捧著“三好學生”獎狀；陳濤在籃球場上躍起；采云偉害羞地看著鏡頭；韓耀戴著學士帽...
“他們還都是孩子啊...”李玉蓮對著鏡頭，眼淚流干了，“最小的12歲，最大的22歲。活生生的人，說沒就沒了...”
5月9日，節目播出。當晚，云南省公安廳值班室的電話被打爆。
5月10日上午，由公安部刑偵專家、云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昆明市公安局組成的聯合專案組進駐南門村。組長是刑偵專家陳建國，有三十多年刑偵經驗。
“這個案子不簡單。”看完材料，陳建國說，“要么是建國以來最大的失蹤懸案，要么...是驚天大案。”
專案組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勘查所有失蹤現場。第二件事，是調查張永明。
“他有重大嫌疑。”陳建國在案情分析會上說，“第一，有殺人前科；第二，獨居，有條件作案；第三，活動范圍與失蹤區域高度重合；第四，有村民反映他深夜推板車活動，這很不正常。”
“但沒有直接證據。”有組員說。
“那就找證據。”陳建國說，“申請搜查令，搜他家。”
5月11日上午9點，搜查令獲批。二十名民警包圍了南門大街225號。張永明正在院子里喂狗，看見警察，他放下狗食盆，拍了拍手。
“張永明，因涉嫌與多起失蹤案有關，現依法對你家進行搜查。”陳建國出示搜查令。
張永明點點頭，讓到一邊。三條大狗狂吠，被他呵斥住。
搜查，從這一刻開始，將揭開的是一幅地獄般的圖景。
7
上午9點15分，搜查開始。
張永明的家是三間平房，院子約五十平米，雜亂地堆著農具和柴火。三條大狗被拴在角落，對著警察狂吠不止。
“從廚房開始。”陳建國說。
廚房很簡陋：土灶、水缸、一張舊桌子。但民警很快發現了異常——灶臺旁的地面，有幾塊磚的顏色與周圍不同。
“撬開。”
磚被撬開，下面是一個用空心磚砌成的平臺。移開最上面的磚，一股難以形容的氣味涌出：腐肉的甜腥，混合著石灰的刺鼻。
手電光照進黑暗。五個白色塑料桶整齊排列。打開第一個桶蓋，在場所有人倒吸一口涼氣。
桶里，是密密麻麻的肉塊。暗紅色，紋理清晰，浸泡在暗黃色的液體中。
“是肉。”法醫戴著手套，撈出一塊，“有皮膚組織，是...人肉。”
第二個桶，裝的是內臟：心臟、肝臟、腎臟...已經變色，但形狀可辨。
第三個桶，是四肢：手掌、腳掌、小臂...
第四個桶，第五個桶...分類整齊，像肉鋪的冷柜。
“拍照！固定證據！”陳建國聲音發顫。從警三十年，他從未見過如此場景。
平臺下的空間里，還發現了六個麻袋。打開，里面是衣服、褲子、鞋子、書包...還有手機、錢包、學生證。
“這是...謝海俊的校徽！”一個民警拿起一枚徽章，聲音哽咽——他參與了謝海俊失蹤案的調查。
“這是陳濤的手機！”另一人舉起一部諾基亞手機，手機殼上貼著籃球貼紙。
“韓耀的實習證...”
證物一件件被取出，在院子里鋪開。十七個失蹤者，至少十一個人的物品被找到。
但最駭人的發現在臥室。
臥室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衣柜。桌上，幾個不銹鋼盤子一字排開，里面盛著已經風干的肉塊。墻上，一塊透明膠帶粘著一片皮膚——上面紋著一朵玫瑰和一頭小豬。
“陳濤...”陳建國閉上眼睛。那個17歲男孩的母親說過，兒子左臂紋了玫瑰和豬，玫瑰是媽媽的生肖，豬是自己的。
搜查范圍擴大到院子。在墻角，民警發現一片泥土顏色異常。挖掘開始。
第一鏟下去，碰到硬物。是骨頭。
第二鏟，第三鏟...更多的骨頭。股骨、肋骨、椎骨...都被砍成十幾厘米長的碎塊。
“叫法醫！叫支援！”陳建國吼道。
增援的民警和法醫趕到時，院子已經被挖開一片。泥土被篩出，剩下的幾乎全是骨頭碎塊。法醫初步判斷，屬于至少五個個體。
“菜地！”陳建國指向屋后。
菜地里種著白菜和蘿卜。挖掘機開來，翻開土壤。更多的骨頭，更深，更多。有些骨頭上還連著肌腱，有些有明顯的切割痕跡。
“像...像屠宰場。”一個年輕民警忍不住跑到墻角嘔吐。
下午3點，在張永明家旁的枯井里，民警找到了相對完整的骸骨。四具，都是青少年，但都沒有頭顱。
“頭呢？”陳建國問。
張永明被戴上手銬，坐在警車里。從始至終，他面無表情，看著自家院子被挖開，看著一袋袋證物被搬出，看著民警在菜地里篩出白骨。
“張永明，”陳建國拉開車門，“那些人，是不是你殺的？”
張永明抬頭，眼神空洞：“哪些人？”
“那些失蹤的孩子。”
沉默。
“說話！”
“我不記得了。”張永明說，“你們找到了多少衣服？”
“什么？”
“衣服。”張永明重復，“你們找到了多少件衣服，大概就是多少人。”
陳建國感到一股寒意從脊椎升起。
“他們在哪？那些頭在哪？”
張永明轉過頭，看向窗外：“喂狗了。”
三個字，輕飄飄的，卻讓在場所有民警如墜冰窟。
搜查持續到深夜。在張永明家搜出的人體組織，最終確認屬于11名失蹤者。另外6人，可能早已化為黃土，或散落荒野。
三條大狗被帶走。解剖發現，它們的胃容物中有人體組織殘留。
“他用人肉喂狗。”法醫報告寫道。
5月12日凌晨，張永明被正式刑拘。消息傳開，南門村炸了鍋。
“怪不得他家的狗那么兇...”
“我聞過他家的燉肉味，還以為是羊肉...”
“我孫子失蹤前，說看見張永明在路邊對他笑...”
恐懼、憤怒、后怕，在村莊彌漫。而更大的疑問是：這個惡魔，究竟是如何在眾目睽睽下，殺戮七年？
8
2012年5月12日上午9點，昆明市公安局審訊室。
張永明戴著手銬腳鐐，坐在審訊椅上。他表情平靜，甚至有些漠然，仿佛即將被審訊的不是自己。
主審是陳建國，副審是省廳刑偵專家李文。記錄員小王坐在一旁，手指微微發抖——他參與了搜查，見過那些塑料桶里的內容。
“張永明，知道為什么抓你嗎？”陳建國開門見山。
“知道。”聲音平穩。
“為什么？”
“殺了人。”
“殺了誰？”
沉默。
“說！”
“不記得了。”張永明抬起頭，“太多了，記不清。”
李文接話：“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2005年吧，也可能更早。”張永明歪著頭，像在回憶，“第一個...是個修摩托的，晚上在路上走。我跟著他，到沒人的地方，用皮帶勒住脖子。他沒怎么掙扎，一會兒就不動了。”
“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沒問。”
“尸體呢？”
“拉回家，拆了。”張永明語氣平淡，像在說殺雞，“肉剔下來，骨頭扔地里。頭...頭喂狗了。”
記錄員小王的手開始抖。李文按住他，繼續問：“為什么要殺人？”
張永明想了想：“他們瞧不起我。”
“誰？”
“所有人。”張永明說，“村里人，都瞧不起我。說我坐過牢，是殺人犯。那些小孩，看見我就跑。”
“所以你就殺他們？”
“嗯。”張永明點頭，“殺了，就安靜了。”
審訊持續了三小時。張永明交代了11起命案，細節與現場物證吻合：
1.2005年3月，劉偉，用皮帶勒死，分尸，部分肉“腌起來了”。
2.2007年5月，李漢雄，扼頸致死，尸體埋在菜地，“后來挖出來重新處理過”。
3.2011年1月，謝海俊，誘騙至家中，用錘子擊打后腦，“他掙扎了一會兒”。
4.2011年9月，陳濤，在公廁用繩子勒死，“他手機響了，我砸了”。
5.2012年2月，采云偉，同樣在公廁，“從后面勒住，他踢倒了水桶”。
6.2012年4月，韓耀，“那個大學生，很瘦，沒費什么勁”。
每交代一起，張永明就停一會兒，像在回憶細節。說到分尸過程時，他語氣甚至有些“專業”：
“要先放血，不然肉不好吃。關節要卸開，脊椎最難砍...我買了把新斧頭，好用。”
“你吃人肉？”李文問。
張永明沉默。
“說話！”
“吃過。”張永明說，“不然浪費了。”
“怎么吃？”
“燉，或者炒。放辣椒，去腥。”張永明舔了舔嘴唇，“人肝最好吃，嫩。”
記錄員小王沖出去嘔吐。陳建國臉色鐵青，李文的手在桌子下握成了拳。
“為什么要吃？”
“好奇。”張永明說，“想嘗嘗什么味。后來...就習慣了。”
“還做了什么？”
“賣過。”張永明說，“冒充鴕鳥肉，在鎮上賣。便宜，買的人多。”
審訊室里死一般寂靜。能聽見記錄筆在紙上劃過的沙沙聲，和窗外隱約的車流聲。
“總共殺了多少人？”陳建國最后問。
張永明想了很久：“不記得了。你們找到了多少件衣服？”
“我們在問你！”
“二十多個吧，可能三十個。”張永明說，“有些是很久以前的了，記不清。”
“頭呢？那些頭在哪？”
“喂狗了。狗愛吃腦。”張永明說，“有時候埋了，有時候扔河里。”
“那些失蹤的人，都是你殺的？”
“大部分是。”張永明說，“有幾個不知道，可能跑了，或者被別人殺了。”
審訊結束，張永明被押回看守所。走出審訊室時，他回頭看了一眼，說：“我枕頭底下，還有本日記。”
民警在他枕頭下找到一本硬皮筆記本。翻開，里面是用圓珠筆寫的歪歪扭扭的字：
“2005年3月12日，今天弄了個修車的。肉有點老。”
“2007年5月1日，小孩，嫩，好吃。”
“2011年1月27日，學生，戴眼鏡，掙扎得厲害。”
“2012年4月25日，大學生，瘦，沒多少肉。”
日記最后一頁，寫著一行字：
“人就是動物，殺了就殺了。”
看日記的民警當場崩潰，痛哭失聲。
9
2012年7月28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審判庭。
能容納三百人的旁聽席座無虛席。前排，十七個失蹤者家庭的家屬，手捧遺像，神情悲戚。韓耀的母親李玉蓮抱著兒子的學士服照片，謝海俊的父親謝順生捧著“三好學生”獎狀，陳濤的母親撫摸著手臂——她在兒子紋身的位置，紋了同樣的玫瑰和小豬。
“傳被告人張永明到庭！”
法警押著張永明走入法庭。他穿著橘色囚服，戴著手銬腳鐐，步伐緩慢。經過家屬席時，有人發出壓抑的啜泣，有人咬牙切齒。
“畜生！”一個中年婦女喊道，被法警制止。
張永明面無表情，在被告席坐下。
公訴人宣讀起訴書，聲音在寂靜的法庭里回蕩：“...2008年3月至2012年4月間，被告人張永明分別在晉城鎮南門大村附近、鑫云冷庫附近、蓉辰冷庫附近等地，先后將謝海俊、陳濤、采云偉、韓耀等11名被害人殺害，并將尸體拉回住處分尸、毀尸...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
每念到一個名字，家屬席就傳來一陣哭聲。陳濤的母親暈倒在地，被扶出法庭。
舉證環節，公訴人出示了五桶人體組織、六麻袋衣物、菜地里的骸骨、枯井中的尸骨、墻上的紋身皮膚...照片在投影屏上閃過，旁聽席響起陣陣驚呼和干嘔。
“經DNA鑒定，上述人體組織分別屬于謝海俊、陳濤、采云偉、韓耀等11名被害人...在被告人張永明家中搜出的衣物、手機、證件等物品，經家屬辨認，確屬失蹤者所有...”
張永明的辯護律師試圖做精神鑒定辯護，但被駁回——司法鑒定顯示，張永明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最后陳述環節，審判長問：“被告人張永明，你還有什么要說的？”
張永明緩緩站起，手銬嘩啦作響。他環視法庭，目光掃過哭泣的家屬，掃過憤怒的群眾，掃過表情凝重的法官。
“我認罪。”他說。
三個字，平淡，冰冷。
“請求法庭從輕處罰。”辯護律師補充。
“駁回。”審判長敲下法槌，“現在休庭，合議庭評議。”
休庭的三十分鐘，是家屬們一生中最漫長的等待。謝順生握緊妻子的手，李玉蓮閉上眼睛祈禱，陳濤的父親盯著天花板，不讓眼淚流下。
“嘭！”法槌再響。
“全體起立！”
法庭肅靜。審判長宣讀判決書：
“...被告人張永明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影響極壞，應依法嚴懲...雖如實供述罪行，但不足以從輕處罰...”
“判決如下：被告人張永明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話音未落，家屬席爆發出痛哭。有人跪倒在地，有人仰天大喊，有人緊緊擁抱。
張永明面無表情。法警押他離開時，他回頭看了一眼，嘴角似乎動了動，像在笑。
2013年1月10日，清晨7點，昆明市看守所。
張永明吃了最后一餐：一碗米線，兩個包子。他吃得很慢，很仔細。
7點30分，法警驗明正身。
“有什么遺言？”
張永明搖頭。
7點45分，押赴刑場。沿途戒嚴，但仍有群眾聚集。有人舉著橫幅：“惡魔伏法，告慰亡靈”。
8點整，槍聲響起。
消息傳回南門村，村民放起了鞭炮。但很快，鞭炮聲停了——他們意識到，這沒什么可慶祝的。17個生命永遠消逝，17個家庭支離破碎，正義遲到了七年。
李玉蓮捧著兒子的骨灰盒——從菜地里篩出的，屬于韓耀的只有幾塊趾骨——去了滇池邊。她把骨灰撒進湖水，輕聲說：“兒子，媽帶你回家。”
謝順生辭去了教師工作，開了個小賣部。他說：“講了一輩子數學，最后發現，有些東西算不清。比如，為什么是我兒子？為什么是17個？”
陳濤的父母搬離了晉城鎮。“每一條街，每一個巷子，都有他的影子。”陳母說，“我受不了。”
南門大街225號被推平，原地建起了社區健身廣場。但村民們很少去那里鍛煉——他們說，夜里能聽見狗叫，能聞見奇怪的味道，雖然那只是心理作用。
而張永明的日記，被鎖在公安局檔案室最深處。最后一頁，法醫添加了一行字：
“惡魔伏法，但惡魔留下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回答？”
10
張永明被處決了，但案子留下的疑問，像幽靈一樣在南門村游蕩。
第一個謎：到底有多少受害者？
法院認定的被害人是11人，但失蹤者是17人。另外6人——包括最早的劉偉——下落如何？
“從張永明家搜出的衣物、鞋子超過50套。”參與辦案的民警透露，“有些很舊了，可能是90年代的衣服。但時間太久，無法做DNA鑒定。”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張永明的供述中，有這樣一個細節：“有幾個，埋在后山了。后來蓋了房子，挖不出來了。”
晉城鎮在2008年后進行了大規模開發，南門村周邊建起了住宅小區和商業街。如果張永明說的是真的，那么那些遺骸，可能永遠埋在了高樓大廈的地基下。
第二個謎：人頭去了哪里？
11名確認的受害者，無一發現完整頭顱。張永明說“喂狗了”或“扔河里了”，但警方在三條狗的糞便殘渣中并未發現大量頭骨成分，南門河的打撈也一無所獲。
“可能被處理掉了。”法醫推測，“頭骨比較硬，要徹底銷毀需要專業工具。張永明可能有我們不知道的處理方式。”
有村民回憶，曾看見張永明深夜在自家院子燒東西：“火很大，煙是黑的，有怪味。”但當時以為他在燒垃圾。
第三個謎：有沒有同伙？
張永明堅持說所有案子都是他一人所為。但警方在調查中發現幾個疑點：
第一，部分受害者體重超過70公斤，而張永明已年近六十，如何獨自制服、運輸？
第二，菜地和枯井中的骸骨，有些埋藏深度超過1.5米，一人挖掘難度很大。
第三，有村民反映，曾在深夜看見張家“有不止一個人影”，但無法確認。
“不排除有同案犯的可能。”陳建國在案件總結中寫道，“但由于張永明已死，且物證不足，難以繼續深挖。”
第四個謎：為何能持續七年？
從2005年到2012年，17人失蹤，警方為何沒有并案偵查？
晉城鎮派出所的接警記錄顯示，幾乎每起失蹤案，接警民警的初步判斷都是“可能外出打工”或“與家人鬧矛盾離家出走”。直到韓耀失蹤引發媒體關注，才引起重視。
“基層警力不足是事實。”一位退休老民警說，“但更重要的是，沒人往連環殺人那方面想。總覺得，這種電影里的事，怎么可能發生在自己轄區？”
第五個謎：村民真的毫無察覺？
案發后，村民們紛紛表示“沒想到”、“太可怕了”。但真的毫無蛛絲馬跡嗎？
張永明家的狗異常兇猛；夜里經常有推板車的聲音；偶爾飄出的“燉肉”怪味；菜地里的土經常翻新；張永明經常在墳地轉悠...
“其實大家都覺得不對勁。”村民老趙在采訪中說，“但農村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他坐過牢，誰敢惹？”
這種“不敢惹”的心態，無形中成了張永明的保護傘。
第六個謎：精神病？反社會？
庭審中，張永明的精神鑒定結果是“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但報告也指出他“有明顯反社會人格障礙，缺乏共情能力，對生命漠視”。
心理學專家分析，張永明的犯罪可能源于幾個因素：遺傳（家族暴力史）、童年創傷（母親暴力、被歧視）、長期孤獨、以及第一次殺人后未受到足夠懲罰的心理強化。
“他可能從殺人中獲得了掌控感和權力感。”專家說，“在長期被歧視、被邊緣化后，殺人成了他證明自己‘強大’的方式。”
但所有這些分析，都無法完全解釋張永明為何會發展到吃人、賣人肉的程度。這已經超出了普通連環殺手的范疇，進入了“惡魔”的領域。
2013年3月，在張永明被處決兩個月后，云南省公安廳發布了《晉城系列殺人案調查報告》。報告承認“基層公安機關在前期處置中存在重視不夠、排查不力的問題”，并宣布在全省開展“重點人員排查管控專項行動”。
但這一切，對那17個家庭來說，已經太遲了。
2014年清明，李玉蓮在兒子墓前放了一束花。墓碑上沒有照片，沒有生卒年月——韓耀的遺體大部分沒有找到，墓里只有那幾塊趾骨。
“媽每天都會想起你最后那條短信。”她輕聲說，“‘媽，我到工地了’。如果那天我沒讓你去實習，如果那天我讓你請假，如果...”
沒有如果。
風吹過墳頭的青草，像嘆息。
11
張永明伏法了，但他留下的創傷，在南門村、在晉城鎮、在那17個家庭中，永遠無法愈合。
家庭之殤
謝順生，那個曾經在講臺上侃侃而談的數學老師，現在整天坐在小賣部門口發呆。“我教了三十年書，教學生要誠實、善良、相信正義。”他苦笑著，“可我自己的兒子，就消失在我相信的這個世界里。”
他的妻子在兒子失蹤后得了抑郁癥，幾次自殺未遂。案發后，她病情加重，被送進精神病院。“她總說聽見海俊在喊‘爸爸救我’，可我叫不醒她。”
陳濤的父母賣掉了晉城鎮的房子，搬到了昆明。但逃離并不能治愈傷痛。陳母在手臂上紋了和兒子一樣的玫瑰與豬，她說：“這樣，他就永遠和我在一起了。”但她再也沒打過籃球——那是兒子最愛的運動。
李漢雄的父親李建國，在兒子失蹤后開始酗酒。2013年冬天，他醉倒在雪地里，再也沒醒來。死時手里攥著兒子12歲生日照片，背面寫著：“爸找你找到死。”
韓耀的母親李玉蓮，成了失蹤者家屬互助會的負責人。她幫助其他類似家庭尋找親人，推動“失蹤人口快速反應機制”的建立。“我不能讓其他母親經歷我的痛苦。”她說，但每個夜晚，她仍然會驚醒，夢見兒子在黑暗中呼喊。
村莊之變
南門大街225號被推平后，原址建起了健身廣場。但村民們很少去。“總覺得陰森森的。”有村民說，“尤其到了晚上，好像還能聽見狗叫。”
實際上，張家的三條狗在被解剖后，尸體被焚燒，骨灰深埋。所謂的狗叫，只是心理作用。
但陰影是真實的。村里的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不愿回來。“名聲壞了。”村干部嘆氣，“一說晉城南門，人家就問是不是那個吃人村。”
旅游業受到重創。原本規劃中的“古滇文化鄉村旅游項目”被擱置，投資商撤資。“誰愿意來這種地方玩？”鎮領導無奈。
更深遠的影響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村民不再讓孩子單獨外出，見到陌生人會立刻警惕，鄰里間的串門也少了。“誰知道身邊還有沒有第二個張永明？”有村民私下說。
制度之問
張永明案暴露出的，不僅是個人之惡，更是系統之失。
第一，重點人員管控的漏洞。
一個有兩次暴力犯罪前科（其中一次致死）的人，出獄后竟沒有任何有效監控。司法所的“定期回訪”流于形式，派出所的“重點關注”只是紙面文章。
“我們社區就兩個人，要管三千多人，哪顧得過來？”晉城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員辯解。但事實是，在張永明出獄后的15年里，司法所的回訪記錄只有薄薄三頁，最近一次是2009年——“表現正常，務農為生”。
第二，失蹤人口報案機制的僵化。
“失蹤24小時才能立案”的規定，在基層被機械執行，甚至演變成了“不到24小時不接警”。劉偉、李漢雄的家屬都曾因“未滿24小時”被拒。
“規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云南省公安廳在事后檢討中承認，“對有明顯疑點的失蹤案，應當立即介入。”
第三，并案偵查意識的缺失。
7年，17起失蹤案，發生在同一區域，受害者特征相似（年輕男性），竟沒有并案偵查。各派出所各自為政，信息不共享。
“如果早一點并案，早一點發現模式...”陳建國在退休前寫的反思材料中寫道，“但歷史沒有如果。”
第四，基層治理的麻木。
村民的“不敢惹”，村委會的“不想管”，派出所的“不重視”，形成了縱容犯罪的溫床。張永明能在眾目睽睽下殺人七年，不是因為他多高明，而是因為所有人都選擇了視而不見。
“我承認，我們村委會也有責任。”南門村老村長在案發后辭職，“總覺得‘瘋子’嘛，不惹他就行了。沒想到...”
張永明被處決后，網絡上掀起激烈討論。有人呼吁恢復酷刑，有人要求追究警方責任，更多人則陷入深層的恐懼：如果張永明就在我們身邊，我們該如何識別？如何防范？
心理學家指出，絕大多數連環殺手都有一些共同特征：童年創傷、社交孤立、虐待動物、對暴力著迷...但具備這些特征的人，絕大多數不會成為殺手。
“關鍵不是識別‘潛在殺手’，而是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和監控體系。”犯罪學專家說，“讓有心理問題的人能得到幫助，讓有犯罪傾向的人受到約束。”
在張永明的童年和青年時期，如果有心理干預；在他出獄后，如果有有效監控；
在第一次失蹤案發生時，如果有認真調查...悲劇或許可以避免。
但所有這些“如果”，都已隨風而逝。
2015年，晉城鎮立了一塊警示碑，上面刻著17個名字。碑文最后寫道：“勿忘悲劇，敬畏生命，守望相助。”
每年清明，都有家屬來獻花。但更多的日子，石碑孤零零立在風中，像在質問每一個路過的人：
我們，真的從這場悲劇中學到了什么嗎？
李玉蓮還在為其他失蹤者家庭奔走。2021年，她推動建立了“云南省失蹤者家屬互助基金”，為那些尋找親人的家庭提供法律和心理援助。
“我兒子回不來了。”她說，“但我希望，其他孩子能回來，其他母親不用經歷我的痛苦。”
但她也知道，有些傷害無法彌補。有一次，她遇到一個同樣失去兒子的母親，兩人抱頭痛哭。那位母親說：“我寧愿我兒子是死了，而不是被...”
話沒說完，但李玉蓮懂。死亡是終結，但那種死法...是連想象都不忍的噩夢。
2022年春天，李玉蓮再次來到南門村。健身廣場上，孩子們在玩耍，老人在曬太陽。陽光很好，一切都顯得那么...正常。
“媽！”
一個小孩跑過，撲進母親懷里。年輕的母親笑著抱起孩子，親了親他的臉。
李玉蓮轉過身，淚流滿面。
在離開的車上，她看到路邊立著一塊新的標語牌，上面寫著：
“鄰里守望，平安晉城。”
但愿如此，她想。
但愿如此。
(根據網絡披露案件進行創作，為符合文學創作需求，部分內容進行文學夸大修飾創作，但案件本身未作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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