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的錯誤絕不能再犯！中美對抗越激烈，中國就更需咬死這一點

蘇聯在冷戰后期總是讓步美國，結果把自己搞垮了。

蘇聯當年可是跟美國平分秋色的超級大國，冷戰初期，軍力經濟都挺硬氣。可從斯大林時代開始，就有點對美國發怵。

二戰打完，蘇聯死了兩千七百萬人，國土上到處是廢墟，美國呢，本土啥事兒沒有，還靠賣武器發了筆橫財。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推行新思維，放松對東歐的管束。1989年，東歐國家一個接一個變天，蘇聯沒動兵，任由它們脫離。戈爾巴喬夫以為這樣能換來美國援助，幫蘇聯渡過經濟難關。

可美國利用機會扶持蘇聯內部反對力量，進一步拆散這個大國。

結果1991年蘇聯解體，15個共和國獨立，經濟鏈條斷了，軍力散了。俄羅斯繼承大部分，但從此陷入泥潭。這就是一味退讓的下場，給了對手可乘之機。

1945年夏天，蘇聯紅軍的T-34坦克停在柏林勃蘭登堡門前。那時的蘇聯，勢力范圍向西延伸至中歐腹地，莫斯科與前線之間擁有約1600公里的戰略縱深。這道緩沖帶，是以巨大犧牲換來的現實成果。

如果把視線轉向2026年的歐洲安全格局，地緣邊界已發生深刻變化。冷戰結束后，原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陸續脫離蘇聯影響，加入北約，戰略緩沖空間明顯收縮。對俄羅斯而言，這不僅是地圖上的線條移動，更是安全結構的重組。

圍繞這一變化，解釋路徑眾多：經濟轉型失誤、制度震蕩、技術差距、人口結構變化等因素交織在一起。若把時間軸拉長，會發現幾個關鍵節點深刻影響了后續軌跡。

1959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嘗試緩和對抗氛圍。然而1960年的U-2偵察機事件迅速打破這一氛圍，雙方互信基礎受損。

上世紀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在東歐政策上采取放松控制的做法。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原有安全體系瓦解。

隨后，葉利欽主導經濟“休克療法”。快速私有化與金融開放在短時間內引發劇烈震蕩：高通脹、GDP大幅下滑、社會保障體系崩塌。1998年俄羅斯債務違約，更加劇外界對其經濟穩定性的質疑。

地緣政治層面，北約擴員成為持續爭議焦點。1999年波蘭、匈牙利、捷克加入；2004年波羅的海三國等國加入；此后多輪擴展持續推進。

俄羅斯將其視為安全空間壓縮，而北約則強調成員國自主選擇權。認知差異不斷累積，最終在烏克蘭問題上爆發為全面沖突。

2022年俄烏沖突升級后，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提供大規模軍事與財政支持，沖突進入長期消耗階段。能源價格波動、制裁與反制裁、供應鏈重組，使俄羅斯面臨經濟與軍事雙重壓力。

如果從更宏觀角度觀察，這種演變折射的是“安全困境”邏輯：一方為增強自身安全采取行動，另一方卻將其解讀為威脅，進而反向強化軍備與聯盟結構。循環往復，信任空間不斷壓縮。

對比不同國家的戰略選擇，也能看到差異，在朝鮮戰爭時期，中國作出出兵決定，形成對美軍的直接軍事對抗。

這一行動塑造了之后數十年的安全認知格局。此后在多次摩擦與談判中，“紅線”與“底線”概念逐漸成為外交語言的一部分。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在貿易摩擦、科技限制等問題上采取對等回應與產業升級并行的方式。面對高額關稅與技術封鎖，強化自主研發與供應鏈安全成為政策重點。

兩種路徑反映出不同的歷史條件與資源稟賦。蘇聯后期高度依賴能源出口，經濟結構單一，一旦油價波動便承受沖擊；而當代中國經濟結構更為多元，制造業體系完整度較高，外貿網絡廣泛，具備更強緩沖能力。

但任何大國都無法脫離國際體系獨立運行。經濟相互依存與軍事競爭并存，使博弈更為復雜。

從歷史經驗看，單純退讓難以換來持久安全；單純對抗同樣代價高昂。穩定的均勢往往建立在實力與談判并行的基礎之上。

2026年的國際格局仍處于震蕩期。歐洲安全架構重塑、亞太戰略調整、能源與科技競爭持續發酵。對任何國家而言，關鍵不在情緒表達，而在制度韌性、產業能力與戰略定力。

回望1945年的柏林與今日的頓巴斯，地理坐標的變化固然醒目，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制度選擇、經濟結構與聯盟體系如何在數十年間塑造國家命運。

歷史無法倒流，但可以提供參照，在大國博弈的長期軌道上，真正決定走向的，不只是前線得失，而是綜合實力、內部治理與對風險的管理能力。尊嚴與和平并非來自口號，而來自可持續的能力積累與理性的戰略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