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歲選上院士，一場“頂級好友圈”發起的硬核助選

列夫·朗道（Lev Landau）與喬治·伽莫夫（Georgy Gamow）騎著摩托車，中間載著的是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的兒子。照片攝于哥本哈根，尼爾斯·玻爾研究所，1929年。（圖片來源：伽莫夫自傳[1]）

撰文｜邸利會

在1931年8月到1933年10月，差不多兩年多里，伽莫夫被蘇聯政府限制出境。這段時間里發生了很多事情——在護照局漫長的等待期間邂逅了柳博芙（“Rho”）[2]，兩人墜入愛河并閃電登記結婚；他和朗道[3]、布朗斯坦[4]、伊萬年科[5]等發聯名電報，嘲諷哲學家鮑里斯·黑森而掀起軒然大波；還有他幾次嘗試私自越境的離奇經歷。

但本文講述的事，在很長時間里幾乎不為人知，似乎連伽莫夫本人都在刻意“忽略”[6]。

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原因，畢竟這些事，確切地說，他參選蘇聯科學院院士，試圖在體制內獲取一席之地；籌劃蘇聯第一個理論物理研究所，試圖在自己的國家再造一個“哥本哈根”，怎么看也不至于不重要，或者“乏味”到沒必要提。

也可能，在他為自傳寫前言的時刻，1968年的3月4日，雖然一些當事人，如好友布朗斯坦，前輩約費[7]、瓦維洛夫[8]已經去世，但朗道、伊萬年科尚在世？抑或，這是一段失敗的、充滿了挫折感的創傷記憶，伽莫夫始終不愿提起？

在伽莫夫被限制出境錯過1931年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首屆核物理大會后，與會者給他寄去明星片表達慰問。（圖片來源：伽莫夫自傳）

01 機會來了

讓我們穿越回1931年的秋天，看看發生了什么。

當時的伽莫夫苦等了兩個月后，依然無法獲得出國護照，錯過了10月中旬在羅馬舉行的首屆國際核物理大會。那次大會，他是唯一被邀請的蘇聯學者。與會者因他缺席而深深遺憾，集體給他寄了一張簽名明信片以表慰問。伽莫夫此后一直珍藏著這張明信片，視為珍寶。

讓我們欣賞下這些簽名者：居里夫人（Madame Curie）、康普頓（A. H. Compton）、密立根（Robert Millikan）、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蓋格（Hans Geiger）、泡利（Pauli）、費米（Fermi）……。不用多說，年輕的伽莫夫在國際學術界已經得到了相當的認可。

順便提一句，這點，蘇聯國內的物理學界也是知道的。會議結束后的11月10日，同樣參會的埃倫費斯特[9]給他的老朋友約費寫信[10]，在詳述參會者和會議內容之際，也提到“伽莫夫最終未能前來，讓所有對年輕蘇聯物理學感興趣的人都感到非常、非常遺憾。”

總之，不被允許出境，伽莫夫不得不考慮（不管是長遠還是暫時），先在國內尋求立足。

他很快正式受聘于國家鐳研究所（the State Radium Institute），同時也在其它機構兼職[11]。這個時候，一個有利于他“留下”的機會來臨了——來年初即將舉行蘇聯科學院院士選舉，而他任職的單位也決定提名他為“通訊院士”。如果順利當選，無疑將增強伽莫夫在國內的地位和話語權。

1931年12月17日，蘇聯科學院常務秘書、院士沃爾金（ V.A. Volgin）收到了國家鐳研究所的推薦信：

“國家鐳研究所主席團，院士維爾納茨基（V.I. Vernadsky）、赫洛平（V.G. Khlopin）與教授米索夫斯基（L.V. Mysovsky），于本年12月10日決定提名 G.A. 伽莫夫為全聯盟科學院通訊院士。隨函附上關于G.A. 伽莫夫在原子核研究領域的科學工作說明、個人簡歷及國家鐳研究所學術委員會成員簽署的支持此提名的簽名頁。”

推薦函由文中提到的三人簽字確認，當時維爾納茨基為該研究所所長，赫洛平為副所長，米索夫斯基則是伽莫夫所在的物理部的主任。

02 請外援

照理說，選個院士沒有那么復雜，單位推薦，到時候院士投票就行了。可事實卻不是這樣。

也許是考慮到還有別的競爭者，或者伽莫夫幾乎一直在國外，在國內沒有“靠山”，擔心他選不上，好友朗道、布朗斯坦為他進行了一場積極的助選活動。他們的目標也有點“不尋常”，是打算讓伽莫夫跳過“通訊院士”，一步到位當選“正式院士”。這些年輕人的策略之一是“搬外援”。

1930年哥本哈根會議合影；前排中間五人由左至右依次為：尼爾斯·玻爾、維爾納·海森堡、沃爾夫岡·泡利、喬治·伽莫夫和列夫·朗道。（圖片來源：見參考文獻16）

在浩如煙海的玻爾檔案中，躺著一封朗道的來信，正是請求玻爾出把力：

• “列寧格勒，1931年11月25日
• 
  
• 尊敬的玻爾先生！
• 
  
• 我們有意將伽莫夫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但許多人強烈反對，特別是約費，他甚至認為這主意可笑，并聲稱外國物理學家（尤其是您）認為弗倫克爾[12]才是更杰出的理論物理學家。這種說法帶有諷刺意味，只是掩蓋了更深層的原因。如果您作為科學院的外籍院士，能給科學院秘書處寫封信，表達對伽莫夫的支持，那將對我們幫助巨大。最好您能將信寄到我這里，請向泡利[13]和埃倫費斯特致以我誠摯的問候。我不記得他們是否也是科學院的外籍院士；若是，那我也將請求他們寫信支持。”

三年前，朗道受蘇聯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派遣出國訪學，哥本哈根是其重要一站——在那，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圍繞著偉大的玻爾，在其主持的研討會中激烈地討論著物理學的前沿問題。無拘無束的氛圍以及玻爾本人的魅力深深地影響了朗道，乃至自此之后他從內心里一直認為自己是玻爾的門徒。[14]

而此時此刻，為了好友伽莫夫順利當選，他不惜把這位物理學的大神仙請出來！

這還不算，同一天，朗道還給在劍橋的同胞卡皮察[15]寫了信：

• “親愛的彼得·列昂尼多維奇，必須讓強尼·伽莫夫成為院士。他無疑是蘇聯最杰出的理論物理學家。對此，阿布勞（不是杜爾索，而是約費）出于些許嫉妒，正試圖阻撓。必須遏制這個失去分寸的家伙，他已經自以為是、不可一世。您如果能善心大發，給科學院常務秘書寫一封信，作為科學院通訊院士稱贊強尼，那就太好了。如果能寄到我這，我還可以連同玻爾和其他人寫的信件，一起在《真理報》或《消息報》上發表。如果能把‘鱷魚’也拉進來簽署那就更棒了！您的，L.朗道”[16]

朗道信里提到的阿布勞是一款產自克里米亞的起泡酒，其俄文是Абрау，與約費的名字“Абрам”發音相近。朗道用這款酒戲稱約費，還特意加了括號說明。（鱷魚是卡皮察給盧瑟福取的外號）

然而，卡皮察似乎并不熱心，他回復道：

• “親愛的朗道：科學院需要煥發新生——我同意。強尼或許是合適的‘猴腺移植物’——有可能。但我終究不是沃羅諾夫醫生，也不愿插手與我無關的事務。”[17]

卡皮察提到的沃羅諾夫博士（Serge Voronoff）是當時一位頗知名的俄裔法國外科醫生。他有名主要是因為實施推廣了一項手術——“猴腺移植術”（Monkey Gland Transplant）——將年輕、健康的黑猩猩（或狒狒）的睪丸組織移植到那些通常是年長富有的男性體內，據說可返老還童。

至于玻爾，朗道沒有等來回信。

或許兩位都覺得，這事是蘇聯科學院自己的事情，外人不好插手。此外，卡皮察雖然在卡文迪許實驗室與盧瑟福共事十余年，且成為了劍橋蒙德實驗室的首任主任，已經頗有名氣，但還只是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他心里或許也覺得，伽莫夫憑什么一步到位？！[18]

總之，現有的證據表明，朗道的“請外援”行動似乎失敗了。

在國內沒什么“靠山”的伽莫夫，會不會兇多吉少呢？如果仔細分析當時蘇聯國內物理學界的各個“山頭”，這樣的擔心并非沒有道理。

03 沒有大腿

那么，1930年代初，蘇聯國內物理學界代表性的研究機構和人物有哪些呢？我們不妨看下1931年及之前已有的物理學正式院士，也就是“山頭”。

“在物理科學領域，政治家和科學院成員之間沒有公開的爭論；相反，發生了一場悄無聲息的拉鋸戰。科學院選舉的內部政治通常保持封閉，但如果人們匯編和分類結果，就很難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選舉反映的是物理學界內部的權力關系，而非外部政治影響。……”[19]科熱夫尼科夫在其所著的《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科學：物理學家的時代與歷險》一書中說。

在當時的蘇聯物理學領域，主要有四位正式院士——彼得·拉扎列夫[20]、阿布拉姆·約費、德米特里·羅日杰斯特文斯基[21]和列昂尼德·曼德爾施塔姆[22]。四人各自代表著蘇聯國內四家物理學科研機構，兩家在列寧格勒，兩家在莫斯科。

“一旦當選，這四位中的每一位都為其最親密的合作者和學生爭取到了三個通訊院士職位。這種仔細的平衡必然是通過資深院士之間的悄悄協議實現的。科學院有通過此類協議選擇候選人的悠久傳統；通常在正式投票程序中，每個空缺只提名一個人。”科熱夫尼科夫說。

1931年之前，蘇聯物理學界的四大正式院士彼得·拉扎列夫、阿布拉姆·約費、德米特里·羅日杰斯特文斯基和列昂尼德·曼德爾施塔姆。（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1931年之前，拉扎列夫的三名弟子曉德羅（Shchodro,1929）、舒列金（Shuleikin,1929）和瓦維洛夫（Vavilov, 1931）；約費的三名弟子謝苗諾夫（Semenov, 1929）、卡皮察（Kapitza, 1929）、弗倫克爾（Frenkel, 1929）；曼德爾施塔姆的兩名弟子帕帕列克西（Papaleksi,1931）、阿爾卡季耶夫（Arkadiev,1927）已經當選為通訊院士。

而在1932年這一年，即將與伽莫夫競爭通訊院士的有羅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兩名門徒捷列寧（Terenin,1932）以及福克（Fock, 1932）；曼德爾施塔姆的親密合作者蘭茨貝格（Landsberg, 1932）。

如果伽莫夫期望“一步到位”競爭正式院士，那么他還將面臨另一位強力的競爭者，拉扎列夫的門徒瓦維洛夫。

為了讓伽莫夫當上正式院士，朗道去搬“國際救兵”，而布朗斯坦則拜見了所長約費。

生物學家妮娜（Nina Kanegisser）在給她姐姐熱尼亞（Yevgenia Kanegiesser，自從大學時候起她就是伽莫夫圈子的主要成員）的信里描述了當時的情形——

“本季最熱門新聞是讓強尼（按：伽莫夫）當院士的嘗試。道（按：朗道）和阿博特（按：布朗斯坦）私下決定應該讓強尼當院士來推動理論發展。幸好當時道生病了，實施這個瘋狂想法的任務落在了阿博特身上。他居然為此咨詢了阿布拉姆（約費）。阿布拉姆溫和地表示這個想法充其量是荒謬的。可以想象阿博特多么憤怒；盡管心知強尼毫無希望，他們仍固執己見。他們計劃發動媒體攻勢，讓公眾反對那些不愿接納年輕人才的老學究。他們甚至寫信給玻爾索要推薦信（打算公開）。

后續還有更多動作。

圍繞喜劇《強尼院士》的騷動很大，漣漪甚至波及國外。卡皮察（他們曾寫信尋求他和盧瑟福的支持）從英國回信：我完全同意需要使科學院年輕化，強尼是這項實驗的合適動物。我不是沃羅諾夫醫生，堅決拒絕干涉他人事務。

有趣吧？總之——與同樣謀求該職位的雅沙（弗倫克爾）爭吵，與阿布拉姆關系緊張。道和阿博特在奔走 campaign，而強尼謙虛地表示當通訊院士就滿足了。道和阿博特辛苦勞作時，強尼卻在計算未來工資。似乎只有他懷有希望，當被告知不會成功時也真心失望。”

很難判斷信里所有細節的真實性，但似乎透露出，約費似乎很不高興。

弗·亞·弗倫克爾在其所寫的《喬治·伽莫夫：生平紀事》一文中解釋道，“約費本人十分欣賞并支持伽莫夫，但他也關心自家物理技術研究所培養的物理學家們是否能被選入科學院，他也非常重視他們的成就。”

這就是目前我們通過檔案資料了解到的選舉的背景，至于資深院士們在幕后如何協商達成默契，恐怕很難為外界知曉了。

04 成功當選

好在最后，沒有太大的意外發生。

來年的1932年2月29日，伽莫夫以42票對1票壓倒性的當選為蘇聯科學院數學－自然科學部通訊院士，為他即將到來的28歲生日獻上了一份厚禮。可見，對于絕大多數院士，他們對于伽莫夫的成績是頗為認可的，只是還不到直接送他正式院士的份上。

根據現有的文獻和當事人回憶，伽莫夫在競選院士過程中表現得體，并未奔走拉票。而為他奔走的朗道和布朗斯坦則似乎遭到了冷遇，此事甚至成為了他們與老一輩約費關系惡化的導火索之一。他們的助選行動可能讓約費頗為不滿——畢竟，誰當院士，豈能是年輕人應該染指的事？

注釋與參考文獻：

• [1] Gamow, George. My World Line: An Informal Autobiograph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 [2] 伽莫夫的朋友謝爾蓋·列昂尼多維奇·曼德爾施塔姆（Sergey L. Mandelstam）將他介紹給自己的大學同學柳博芙·尼古拉耶芙娜·沃赫明采娃。她畢業于莫斯科大學物理數學系，主修理論物理，年齡與伽莫夫幾乎相同，僅小他一歲。不久，柳博芙成為了喬治·伽莫夫的妻子（1935年在美國，他們的兒子魯斯塔姆-伊戈爾·伽莫夫出生）。謝爾蓋·利沃維奇·曼德爾施塔姆（1910年2月22日生于敖德薩，1990年11月26日卒于莫斯科）是蘇聯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79年），光譜學研究所創始人兼首任所長。他出生于敖德薩，其父L·I·曼德爾施塔姆是蘇聯杰出物理學家。謝爾蓋·曼德爾施塔姆于1931年畢業于莫斯科國立大學，1931年至1935年間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物理研究所工作。1935年出任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實驗室主任，1968年起擔任光譜學研究所所長。參見：Френкель В.Я. Георгий Гамов: линия жизни 1904–1933 (К 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Г.А. Гамова) , Успехи физических наук. 1994.Т. 164, № 8. Август. 弗倫克爾 V.Ya.，喬治·伽莫夫：生平紀事，1904–1933（紀念伽莫夫 G.A. 誕辰90周年），物理科學進展，1994年8月，第 164 卷, 第 8 期。
• [3] 朗道于1929年10月開啟學術旅程，先后造訪了歐洲多個物理研究中心，按時間順序為柏林、哥廷根、萊比錫、蘇黎世、哥本哈根、劍橋，之后再次到訪哥本哈根、蘇黎世并第三次赴哥本哈根。三次去哥本哈根的時間為：1930年4月8日至5月3日、1930年9月20日至11月20日以及1931年2月25日至3月19日。其中1931年初，當朗道的蘇聯助學金中斷時，玻爾協助他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使其得以延長訪學時間，并第三次前往哥本哈根與玻爾會面。第三次訪學結束后，朗道返回列寧格勒，先是在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工作了一年，之后移居哈爾科夫，擔任了成立不久的烏克蘭物理技術研究所理論部主任。正是在那里開始，他建立了其影響深遠的“朗道學派”。
• [4] 布朗斯坦（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1906—1938）是蘇聯理論物理學家、量子引力研究先驅，其學術成果涉及天體物理學、半導體、量子電動力學和宇宙學領域，并著有多種兒童科普讀物。 布朗斯坦于1937年8月6日在基輔的父母家中被捕，1938年2月18日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并于當天執行。其傳記以及物理成就的解讀，見G. E. Gorelik, V. Y. Frenkel, 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 and Soviet 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Thirties, Birkhauser Verlag, 1994.
• [5] 伊萬年科（Dmitri Dmitriecivh Ivanenko，1904-1994）1927年畢業后，在蘇聯科學院物理數學研究所作研究生，后留所工作。1929年－1931年，他到了哈爾科夫，擔任新成立的烏克蘭物理技術研究所理論部首任主任，他還是1929年5月首屆蘇聯理論物理會議的組織者之一。1931-1935年，伊萬年科回到列寧格勒，擔任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關于伊萬年科對其大學生活的記述，參見http://www.g-sardanashvily.ru 。
• [6] 關于伽莫夫“有意忽略”他參選蘇聯科學院院士以及籌備蘇聯第一個理論物理研究所的事情，最明顯的證據有兩個：其一是伽莫夫在自傳中從未提起。朗道于1968年4月1日去世，當伽莫夫為其自傳寫前言時，朗道還活著。第二是，在朗道死后不久， 在1968年4月，科學史家維納對伽莫夫的采訪中，本文描述的這些事件也沒有被提及，參考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eorge Gamow by Charles Weiner, 1968 April 25 and 26, http://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histories/4325 當然，伊萬年科活得更久，一直要到1994年12月30日才去世。不幸地是，伽莫夫在寫完他自傳前言以后五個月，就生病住院，幾天后就去世了，他沒有等到《自傳》的出版，也沒有機會向世人澄清了。參考George Gamow, A Physicist, Dies; Wrote Books on Science for the Popular Audience, The New York Times, Aug, 22, 1968. 這篇報道提到，“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科普讀物作家喬治·伽莫夫博士因罹患循環系統疾病多年，于昨晚在當地逝世，享年64歲。自1956年起擔任科羅拉多大學教授的伽莫夫博士，今年六月初曾赴劍橋大學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講學與研究。因病情惡化，他于上月被迫從英國返美，自本周一以來一直在本地住院治療。”
• [7] 阿布拉姆·費奧多羅維奇·約費（Abram Fyodorovich Ioffe，1880-1960），是杰出的蘇聯物理學家，被譽為“蘇聯物理學之父”。他不僅是半導體和晶體物理研究的先驅，更是一位卓越的導師，培養出了庫爾恰托夫、朗道、卡皮查等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和科學巨匠，為蘇聯建立世界級的物理學派奠定了基石。
• [8]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Sergey Ivanovich Vavilov, 1891-1951），是蘇聯杰出的物理學家，在物理光學領域貢獻卓著。他最為人稱道的成就是發現了切倫科夫輻射，并給出了其理論解釋。盡管這一現象以其學生命名，但瓦維洛夫是實驗發現和研究的核心推動者。此外，他還在熒光和發光方面做出了基礎性研究。作為蘇聯科學院院長，他也是蘇聯科學事業重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 [9] 保羅·埃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1880—1933）奧地利-荷蘭物理學家，以對統計力學、量子理論及相變理論的深刻貢獻而聞名。作為杰出的教師和評論家，他在萊頓大學培養了許多優秀物理學家，并與愛因斯坦、玻爾等人密切合作。他對俄羅斯物理學貢獻很大，也在幫助俄羅斯青年才俊出國訪學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 [10] 信件開頭部分原文為：第106號信件 1931年11月10日，萊頓 親愛的約費，我親愛的朋友！我已經很久沒有你的消息了。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也想問你一些事情，但主要是想保持我們之間的聯系。1. 我受邀參加了“電與核會議”，聚集了許多非常有趣的人：玻爾、海森堡、泡利、博特、蓋革、埃利斯、密立根、福勒、布里淵、費米、居里、佩蘭、莫特、德爾布呂克、羅森菲爾德、邁特納、古茲密特、羅西、德拜、斯特恩、理查森、湯森、索末菲、魯施、海特勒和我。當然，最重要的是玻爾所說的話，以及他逐步向我們灌輸的關于量子力學適用范圍的看法：它對于原子核的原初模型仍然有效，但對于“核內電子”已經不再適用（對于后者，能量守恒原理也不再成立）；此外，在所有情況下，當輻射對電子的反作用力與將其束縛在軌道上的力相當時，它也不再適用。這樣一來，玻爾就把我們從所有那些過度精細的文獻堆砌中解放出來了！他這樣做，是在建立秩序，并為那些未來將要闡明在這些超越量子力學的領域需要出現什么新內容的年輕科學家騰出起跑空間。當然，伽莫夫最終未能前來，讓所有對年輕蘇聯物理學感興趣的人都感到非常、非常遺憾。…… 參見：《埃倫費斯特–約費書信集（1917–1933）》，弗·亞·弗倫克爾主編（列寧格勒：科學出版社，1990）
• [11] 參見V. Ya. Frenkel’, George Gamow: World line 1904—1933 (On the ninetieth anniversary of G. A. Gamov’s birth),UFN, 1994, Volume 164, Number 8, 845–866，伽莫夫參選院士的推薦機構是成立于1922年的國立鐳研究所（the State Radium Institute），該研究所隸屬于科學院，并受人民教育委員會科學機構總局（the Principal Directorate of Scientific Institute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Education）的管轄 。研究所內設立了三個部門：物理、化學、地球化學和礦物學 。V. I. 維爾納茨基（V. I. Vernadskii）為研究所所長，他本人承擔了指導地球化學和礦物學部門的任務；副所長兼化學部門主任是V. G. 克洛平（V. G. Khlopin）；L. V. 梅索夫斯基L. V. 梅索夫斯基（L. V. Mysovskii）是科學秘書和物理部門主任 。這三人組成的主席團于1931年12月10日提名伽莫夫為科學院通訊院士。最終，伽莫夫在次年以42票比1壓倒性當選為通訊院士。國家鐳研究所是伽莫夫1931年回國后主要的工作機構，盡管他也在其他機構有兼職。該所的保存的檔案中至今還保存著一份伽莫夫的簡歷，顯然是他剛受聘時所寫，日期是1931年9月28日，全文如下——“我于1904年出生于敖德薩，在當地完成中學課程后，于1922年考入列寧格勒國立大學物理—數學系物理專業。1925年畢業后，成為該校理論物理教研室的研究生，開始從事原子結構理論及新量子力學研究。1928年夏，被派赴德國進修，在哥廷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期間提出了原子核放射性衰變的理論。1928/29年冬，應尼爾斯·玻爾教授邀請，赴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繼續研究放射性衰變理論以及人工裂變問題。1929年春回蘇聯，逗留至秋天。因獲得洛克菲勒獎學金，我于1929年9月前往劍橋，進入世界頂尖的放射性研究機構——盧瑟福教授領導的卡文迪許實驗室。在劍橋期間，我研究了質量虧損曲線特性及核裂變的能量平衡問題。最后一年，我再次前往玻爾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研究與某些放射性物質中所謂“長程”與“短程”α粒子相關的γ射線理論問題。今年秋回國后，我準備在列寧格勒國家拉德涅夫研究所繼續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工作。”
• [12] 弗倫克爾（1894-1952）是列寧格勒理論物理學家中最活躍的一個，一生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和二十部專著，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在凝聚態物理。1926年深秋，弗倫克爾從德國學術休假歸來后，就開設了他在蘇聯的第一門量子力學課程。他指導過很多學生，包括朗道和布朗斯坦。他也長期與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反對者做斗爭，他堅決反對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滲透自然科學，認為其無法為物理學貢獻任何東西。參見Josephson, Paul R.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13] 沃爾夫岡·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奧地利裔瑞士理論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奠基人之一。以提出泡利不相容原理（解釋原子中電子排布規律）聞名，并預言了中微子的存在。其科學批判極為犀利，被稱為“物理學的良心”，甚至有“泡利效應”（實驗在他到場時易出故障）的傳說。曾獲194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 [14] 參考E. M. 栗弗席茲，列夫·達維多維奇·朗道（1908–1968），《物理科學進展》97卷，169–183頁，1969年。
• [15] 卡皮察（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1894—1984） 蘇聯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1978）。1918年畢業于彼得格勒工學院，1921年起在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師從盧瑟福從事研究，1929年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934年回國探親時被蘇聯政府留置，此后在莫斯科組建物理問題研究所并任所長直至逝世（1946—1955年間因與貝利亞沖突曾被撤職）。主要科學貢獻包括：發現液氦的超流性（1937）、發明空氣液化的渦輪膨脹機、研制新型微波發生器、提出球狀閃電的等離子體理論等。因在低溫物理領域的奠基性工作，被譽為“低溫物理之父”。曾兩度獲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45、1974）及斯大林獎（1941、1943）。
• [16] 同注釋2.
• [17]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 A Gamow and P L Kapitza, Uspekhi Fizicheskikh Nauk, 164(8) 879-888(1994), Translated by A Gelbtuch,
• [18] 參見弗倫克爾的分析，弗倫克爾 V.Ya.，喬治·伽莫夫：生平紀事，1904–1933（紀念伽莫夫 G.A. 誕辰90周年），物理科學進展，1994年8月，第 164 卷, 第 8 期。
• [19] Kojevnikov, Alexei B. Stalin's Great Science: Th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Soviet Physicists.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04.
• [20] 彼得·彼得羅維奇·拉扎列夫（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Лазарев，1878—1942） 蘇聯生物物理學家、地球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1917）。早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醫學系，后師從物理學家列別捷夫，轉向物理學研究，1912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1911年為抗議沙俄政府打壓大學自治，隨列別捷夫等教授集體辭職離開莫斯科大學。1918年參與調查庫爾斯克磁異常，同年為受槍傷的革命領導人列寧進行X光檢查。1919年創建蘇聯第一個生物物理研究所并任所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生物物理學（離子興奮理論）、地球物理學（磁異常研究）及科學史。1931年因反對部分共產黨員不經選舉進入科學院等事件被流放至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次年返回莫斯科后仍在多所科研機構任職。著有500余篇論文和書籍，是蘇聯生物物理學奠基人之一。
• [21] 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羅日杰斯特文斯基（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1876—1940） 蘇聯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1929），國家光學研究所（ГОИ）創始人和首任所長（1918—1932）。1900年畢業于圣彼得堡大學，后赴德國萊比錫大學和吉森大學深造。1915年起任圣彼得堡（列寧格勒）大學物理研究所所長。主要貢獻在原子光譜學和反常色散研究，1912年獲羅蒙諾索夫獎。作為蘇聯光學工業的組織者，他領導建立了光學玻璃生產線，推動了蘇聯光學研究的系統化和產業化。1932年辭去國家光學研究所所長職務，由瓦維洛夫接任，此后繼續領導光譜學研究直至逝世。
• [22] 列昂尼德·伊薩科維奇·曼德爾施塔姆（Леонид Исаако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1879—1944） 蘇聯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1929），莫斯科大學教授（1925起），與約費并稱為蘇聯物理學奠基人。1899—1914年曾在德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學習和工作。學術貢獻極為廣泛：與蘭茨貝格共同發現光的組合散射（拉曼散射，1928）；建立振動理論并開創非線性振動學派；發明無線電干涉測量法；在量子力學中參與隧道效應的研究；預言瑞利散射的精細結構等。他創立了著名的曼德爾施塔姆物理學派，培養出塔姆、安德羅諾夫、列昂托維奇等杰出學者。其研究特點是將理論與實驗、物理學與技術有機融合，對20世紀物理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