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勢惡化，中國外交官三箭齊發，日本已通知撤人，為臺海戰事鋪路

最近，高市早苗的那個關于“美日聯合撤僑”的言論，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場人道主義行動，但背后是一盤大棋，為什么這么說？

首先，高市早苗之前就曾把臺海局勢強行關聯日本的“存亡危機”，現在又打出了“人道主義撤離”的招牌，這是什么意思？一來，通過將臺海局勢與日本“生死存亡”強行關聯，目的在于援引日本國內的《安保法案》，為自衛隊突破“專守防衛”原則、行使集體自衛權預先掃清法律障礙，為的是解決“憑什么能去”的問題。二來，“人道主義撤僑”這個招牌，則提供了具體的行動借口。撤僑行動需要軍事力量護送與掩護，這便順理成章地為日本自衛隊的艦機進入或接近臺海區域，提供了一個看似正當且難以直接反駁的理由，解決了“以什么名義去”的操作路徑問題。兩者結合，讓日本完成了從“法理松綁”到“行動落地”的關鍵鋪墊。同時，日本加速在西南諸島的導彈部署等軍事建設，則為這一潛在介入提供了現實的前沿火力陣地。

面對日方的挑釁，中國三箭齊發，直接精準回應了日本，首先是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表示，日本沒有資格對臺灣問題說三道四，這個回應的高明之處在于，我們沒有陷入“該不該干涉”的具體辯論，而是直接否認了日本的“資格”。其次，我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也表示日本在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公然挑戰國際秩序。

最后，還是在聯合國，我孫磊大使對日本做出了多重定性：國際秩序破壞者、軍國主義招魂者、侵略戰爭加害者、緊張局勢挑事者。中方在外交部和聯合國的回應，一是抽掉日本試圖介入臺海問題的歷史根基，一個曾經的加害者，在道德和歷史上根本沒有資格對臺灣問題說三道四。二是打擊它的法理偽裝，指出它作為二戰戰敗國，違背了戰后國際秩序根基。咱們的這兩招，大幅抬高了日本在國際上為自身行為辯護、爭取同情的成本和難度，等于把它頂在了歷史和國際法的“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