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住在悉尼郊區,每天陪女兒買菜做飯,沒人認出她是誰;吞下三百顆藥片那年她才二十六歲;繁漪的瘋,是她活過來后才真正演明白的
一九四六年,顧永菲生在南通一個藝術家庭,她的祖上可以追溯到東晉的顧愷之,父親平常寫劇本,母親做的是新中國第一批播音員的工作,家里書多、戲本也多,她從小聽臺詞長大,說話帶腔調,走路也像在走臺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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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十六歲進了上海戲劇學院,老師覺得她機靈又安靜,同學們喊她小顧老師,她不光長得好看,還懂得琢磨角色,別人背臺詞時她在體會情緒,別人練動作時她在調整呼吸節奏,當時沒人料到這種敏感勁兒后來會把她拖進困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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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風暴來了,她家因為成分不好,被安排到化工廠干活,不是做文藝工作,而是去犁地、扒糞、扛麻袋,白天流著汗,晚上睡不著覺,丈夫受不了這種日子,就提出離婚,她一個人住在集體宿舍,連收工路上的狗都躲著她走,人還活著,但心里早就空了。
在她二十六歲生日那天,她吞下了三百多片安眠藥,瓶子倒空的時候,天還亮著,搶救了七天七夜,醫生說再晚兩個小時就真的沒救了,她醒過來第一句話問自己還能不能演戲,護士不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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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新疆軍區文工團招人,她報名參加了,邊疆的風很大,舞臺很小,可她一站上去就感覺腳下生根,兩年后,她演出《霓虹燈下的哨兵》,觀眾鼓掌把手都拍紅了,沒人知道她夜里常常做噩夢,一睜眼就去摸自己的手腕,生怕自己又會伸手去拿藥瓶。
1984年拍攝《雷雨》的時候,導演原本安排別人來演繁漪這個角色,試戲時她一開口說話,全場都安靜下來,她說繁漪不是壞女人,而是被逼到墻角的活人,整部戲拍完她瘦了十斤,金雞獎提名名單公布后她沒有去領獎,有人問她為什么不去,她說獎是給角色的,不是給她這個活下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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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春晚,她穿著紅毛衣表演短劇,笑得就像鄰居家愛鬧的小姨,觀眾都記住了這張臉,但沒人知道她在彩排前吐了三次,胃病是老毛病,從化工廠工作那會兒就落下了,她特意選了活潑角色,因為瘋過的人最怕別人看出自己害怕安靜。
第二段婚姻沒撐過十年,丈夫有了外遇,她沒哭也沒鬧,只帶上女兒搬出去住,有記者問她恨不恨這個人,她說恨一個人太費力氣,我只剩下這點命,得省著用,九十年代中期,她突然不再接戲了,去了澳大利亞生活,不是躲債,是不想再聽見別人叫她"繁漪"。
1998年陳凱歌找她演趙姬這個角色,她考慮了很久才答應下來,拍完戲后,海外媒體評價說中國老演員的爆發力比年輕人還要強,她回到澳洲以后,把報道剪下來貼在冰箱上,女兒問她為什么這么做,她說這樣能提醒自己,還有人需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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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后,她很少出現在大家面前,2023年央視播出《美術經典中的黨史》,介紹顧愷之的畫作時,鏡頭掃過寫有“顧”字的族譜,卻沒有提到她的名字,她看了兩分鐘電視,就關掉屏幕,走到陽臺上去澆花。
有人翻看老錄像,發現她在八十年代錄廣播劇時,聽到處理過的聲音愣住,問錄音師那是不是她自己的聲音,那聲音被壓低、提亮、加混響,像另一個人,她后來沒再進錄音棚。
如今她七十九歲,手機里存著女兒小時候的視頻,最多重播三遍,朋友勸她寫回憶錄,她說有些事說出來就輕了,她不解釋當年為什么不吃藥活下來,也不說如果沒那三百顆藥會不會更早紅起來,沉默對她來說不是回避,是把話留給自己。
前年冬天,悉尼華人社區辦了一場老電影展映,放完《雷雨》之后,有人在后排喊“繁漪老師”,她沒有應聲,散場時燈亮了,她扶著女兒的肩膀慢慢往前走,影子投在地上,顯得又短又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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