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貨：國醫大師王琦經方調治男科病經驗

父親是在五十三歲那年“趴下”的。這個詞是他自己說的，用他那口帶著潮汕尾音的普通話，輕飄飄的，卻像一顆銹釘子，楔進我們往后所有的日子里。

在這之前，他是家里那座不會傾斜的山。九十年代末，他攥著在服裝廠打了十幾年板攢下的錢，加上借遍親友的債，在東莞開了自己的小制衣廠。頭幾年，是真的順。機器從五臺加到二十臺，晚飯的餐桌上開始出現他帶回來的、用油紙包著的燒鵝。他說那是“時運到了”，眼神亮得像擦過的鎢絲燈。母親勸他見好就收，把債還清，他擺擺手：“你懂什么？勢頭正好，要乘勝追擊。”他把賺來的錢，連同我們預備買學區房的首付，全部投了進去，擴廠房，添新機型，接更大的訂單。那是他人生的高光，也是自戀的開始。他常掛在嘴邊的話變成了：“我做這一行，閉著眼睛都摸得出門道。”

命運的坑，挖在他最得意的時候。零八年金融危機像一場毫無征兆的寒潮，海外訂單一夜之間消失殆盡。倉庫里堆滿了他認定會暢銷的新款式布料，機器沉默著，每日的損耗卻在轟隆作響。他起初不信邪，認為是暫時的低谷，甚至又借了一筆錢，準備改做內銷，設計那些他自以為能引領風潮的服裝。結果，潮流沒跟上，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他睡不著，整夜在陽臺上抽煙，火星明明滅滅，像他正在急速黯淡下去的生機。最終，廠房抵給了銀行，機器被債主抬走。我們搬出了寬敞的廠區宿舍，擠進城中村一個不見陽光的出租屋。搬家的那天，他沒怎么說話，只是反復摩挲著一把裁縫剪刀，最后輕輕把它收進一個破舊的鐵皮盒子。那聲幾不可聞的“我趴下了”，就是在那時說的。

趴下，不是躺下。躺下或許還能歇歇，趴下卻是臉貼著地，動彈不得，眼睜睜看著塵土撲進口鼻。他有近兩年的時間，早晨起床后，就坐在那張吱呀響的塑料凳上，對著墻壁發呆。母親出去做保潔，我放學回來，常看見他一動不動的背影。他曾是那么風風火火、相信人定勝天的人，如今卻被抽掉了所有心氣。母親罵過，哭過，最后只剩嘆息。她有一次低聲對我說：“你爸不是不努力，是那時候，看不清自己幾斤幾兩，也看不清老天爺的臉。”

轉機來得悄無聲息，像墻縫里掙出的一絲綠意。原來廠里一個沉默寡言的老版師，姓陳，自己開了個小裁縫鋪，專做旗袍和唐裝定制，生意竟慢慢有了口碑。他來找父親，不是敘舊，是直接抱來一卷料子和一張復雜的版式圖。“林師傅，這個版，我琢磨了半個月，這里總是處理不好。這城里，論手上功夫和懂面料，我只服你。”他把“師傅”兩個字咬得很重。

父親的眼神，那一刻才有了聚焦。他沒說答應，也沒拒絕，只是接過料子，用手指細細捻了捻，又對著光看了許久。傍晚我回來時，他已經伏在飯桌上，用我畫幾何的鉛筆和尺子，在舊報紙上畫線了。燈光昏黃，照著他花白的鬢角和新長出的、粗硬的胡茬，他的側影安靜而專注，仿佛過去幾年的震蕩從未發生。那晚，他屋里的燈亮到很晚。

他不再提“廠”，也不提“老板”。他開始去陳叔的小鋪子，不是打工，是“幫忙”。他重新拿起剪刀和軟尺，手一點沒生。有挑剔的客人拿來昂貴的香云紗，嫌別處做得不夠挺括，父親不言語，只是將布料噴上特調的漿水，在陰涼處晾上整整一天一夜，再用溫度恰好的烙鐵慢慢熨燙。成品出來時，那份柔韌與骨感，讓客人嘖嘖稱奇。他沒說什么，但脊梁，在我眼里，是一寸寸重新直起來的。

他變得很沉默，但眼神清亮了許多。有一次飯后，他忽然對我說：“人這一輩子，老天爺給飯吃的機會，就那么一兩次。第一次給你，是看你勤快；收回去，是看你狂不狂；再給你，就得看你醒不醒了。”他頓了頓，看著自己布滿老繭卻穩定的手，“我現在就只想把手里這件旗袍的領子，做得服服帖帖。這就夠了。”

今年春節，我們還在出租屋里過。父親特意給母親做了一件深紫色的改良旗袍。母親嘴上嫌顏色太亮，試穿時卻在鏡子前轉了好久。窗外的煙花炸開，瞬間的光亮映在玻璃上，也映在父親平靜的臉上。他沒有再看窗外那短暫而易逝的絢爛，只是低頭，用指腹輕輕抹平了旗袍袖口一處幾乎看不見的褶皺。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父親沒有“東山再起”，他不會再回到那個熱衷談論“風口”和“擴張”的過去了。他只是在人生的廢墟里，找回了一把屬于自己的、安靜的尺子。他量過了得失的深度，也量清了自己雙腳能站穩的地方。所謂清醒，大概就是在趴下之后，終于學會了如何不靠飄忽的野心，而是靠掌心真實的觸感，重新丈量生活與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