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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在五十三歲那年“趴下”的。這個詞是他自己說的,用他那口帶著潮汕尾音的普通話,輕飄飄的,卻像一顆銹釘子,楔進我們往后所有的日子里。
在這之前,他是家里那座不會傾斜的山。九十年代末,他攥著在服裝廠打了十幾年板攢下的錢,加上借遍親友的債,在東莞開了自己的小制衣廠。頭幾年,是真的順。機器從五臺加到二十臺,晚飯的餐桌上開始出現他帶回來的、用油紙包著的燒鵝。他說那是“時運到了”,眼神亮得像擦過的鎢絲燈。母親勸他見好就收,把債還清,他擺擺手:“你懂什么?勢頭正好,要乘勝追擊。”他把賺來的錢,連同我們預備買學區房的首付,全部投了進去,擴廠房,添新機型,接更大的訂單。那是他人生的高光,也是自戀的開始。他常掛在嘴邊的話變成了:“我做這一行,閉著眼睛都摸得出門道。”
命運的坑,挖在他最得意的時候。零八年金融危機像一場毫無征兆的寒潮,海外訂單一夜之間消失殆盡。倉庫里堆滿了他認定會暢銷的新款式布料,機器沉默著,每日的損耗卻在轟隆作響。他起初不信邪,認為是暫時的低谷,甚至又借了一筆錢,準備改做內銷,設計那些他自以為能引領風潮的服裝。結果,潮流沒跟上,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他睡不著,整夜在陽臺上抽煙,火星明明滅滅,像他正在急速黯淡下去的生機。最終,廠房抵給了銀行,機器被債主抬走。我們搬出了寬敞的廠區宿舍,擠進城中村一個不見陽光的出租屋。搬家的那天,他沒怎么說話,只是反復摩挲著一把裁縫剪刀,最后輕輕把它收進一個破舊的鐵皮盒子。那聲幾不可聞的“我趴下了”,就是在那時說的。
趴下,不是躺下。躺下或許還能歇歇,趴下卻是臉貼著地,動彈不得,眼睜睜看著塵土撲進口鼻。他有近兩年的時間,早晨起床后,就坐在那張吱呀響的塑料凳上,對著墻壁發呆。母親出去做保潔,我放學回來,常看見他一動不動的背影。他曾是那么風風火火、相信人定勝天的人,如今卻被抽掉了所有心氣。母親罵過,哭過,最后只剩嘆息。她有一次低聲對我說:“你爸不是不努力,是那時候,看不清自己幾斤幾兩,也看不清老天爺的臉。”
轉機來得悄無聲息,像墻縫里掙出的一絲綠意。原來廠里一個沉默寡言的老版師,姓陳,自己開了個小裁縫鋪,專做旗袍和唐裝定制,生意竟慢慢有了口碑。他來找父親,不是敘舊,是直接抱來一卷料子和一張復雜的版式圖。“林師傅,這個版,我琢磨了半個月,這里總是處理不好。這城里,論手上功夫和懂面料,我只服你。”他把“師傅”兩個字咬得很重。
父親的眼神,那一刻才有了聚焦。他沒說答應,也沒拒絕,只是接過料子,用手指細細捻了捻,又對著光看了許久。傍晚我回來時,他已經伏在飯桌上,用我畫幾何的鉛筆和尺子,在舊報紙上畫線了。燈光昏黃,照著他花白的鬢角和新長出的、粗硬的胡茬,他的側影安靜而專注,仿佛過去幾年的震蕩從未發生。那晚,他屋里的燈亮到很晚。
他不再提“廠”,也不提“老板”。他開始去陳叔的小鋪子,不是打工,是“幫忙”。他重新拿起剪刀和軟尺,手一點沒生。有挑剔的客人拿來昂貴的香云紗,嫌別處做得不夠挺括,父親不言語,只是將布料噴上特調的漿水,在陰涼處晾上整整一天一夜,再用溫度恰好的烙鐵慢慢熨燙。成品出來時,那份柔韌與骨感,讓客人嘖嘖稱奇。他沒說什么,但脊梁,在我眼里,是一寸寸重新直起來的。
他變得很沉默,但眼神清亮了許多。有一次飯后,他忽然對我說:“人這一輩子,老天爺給飯吃的機會,就那么一兩次。第一次給你,是看你勤快;收回去,是看你狂不狂;再給你,就得看你醒不醒了。”他頓了頓,看著自己布滿老繭卻穩定的手,“我現在就只想把手里這件旗袍的領子,做得服服帖帖。這就夠了。”
今年春節,我們還在出租屋里過。父親特意給母親做了一件深紫色的改良旗袍。母親嘴上嫌顏色太亮,試穿時卻在鏡子前轉了好久。窗外的煙花炸開,瞬間的光亮映在玻璃上,也映在父親平靜的臉上。他沒有再看窗外那短暫而易逝的絢爛,只是低頭,用指腹輕輕抹平了旗袍袖口一處幾乎看不見的褶皺。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父親沒有“東山再起”,他不會再回到那個熱衷談論“風口”和“擴張”的過去了。他只是在人生的廢墟里,找回了一把屬于自己的、安靜的尺子。他量過了得失的深度,也量清了自己雙腳能站穩的地方。所謂清醒,大概就是在趴下之后,終于學會了如何不靠飄忽的野心,而是靠掌心真實的觸感,重新丈量生活與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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