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鋒后，新加坡轉向？黃循財不再提支持日本，反手對日翻舊賬

2026年2月15日，德國慕尼黑的爭論還沒散去，南海邊的新加坡，卻突然提起了一段84年前的舊賬。

一邊，是中日剛在慕尼黑正面過招；

另一邊，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全面防衛日”公開承認，日本占領新加坡，開啟了“歷史上黑暗的一頁”。

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例行紀念，卻與他幾個月前“放下歷史”的表態判若兩人。

新加坡，為什么在這個時候選擇轉向？

慕尼黑一場過招，撕開了舊賬的封條

2026年2月13日至15日的慕尼黑，并不缺沖突，卻少見這種性質的過招。

在第6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中日并沒有正面辯論，也沒有面對面交鋒。

但2月14日王毅在“中國專場”的發言，第一次在西方安全論壇的核心舞臺上，把日本的問題從“現實政策爭議”，直接拉回到歷史責任與戰后秩序的坐標系中。

這一步，本身就不尋常。

以往涉及日本的爭議，多半停留在軍費、裝備、同盟分工這些技術性議題上，即便觸及歷史，也往往被當作背景帶過。

但這一次，王毅沒有選擇繞行。

他明確指出，日本現任首相將“臺海有事”與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相掛鉤，這是戰后80年來首次出現的公開表態。

這一說法，直接沖擊的是戰后國際秩序對日本設定的制度邊界。

緊接著，話題被進一步推向歷史縱深。

在德國的土地上，王毅將日本與德國放在同一對照框架中。

德國在戰后對法西斯進行徹底清算，通過法律禁止納粹主義；而日本至今仍供奉甲級戰犯，政要參拜不斷。

這種對比，提醒一個現實問題，歷史是否被真正否定，決定了今天安全政策的可信度。

這一發言，沒有西方官員當場反駁。

但日本依舊不老實，2月15日，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指責中方言論“不恰當”，并通過外交渠道提出交涉。

2月16日，中方沒有給其蒙混過關的機會，直接明確駁回所謂交涉，稱日本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純屬狡辯，拒絕進入程序性拉扯。

幾乎就在中日交鋒余波未散之際，新加坡的政治語境中，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變化信號。

新加坡的微妙轉身：話說得比以往重了

如果只看形式，黃循財在2026年2月15日的表態，很容易被理解為一次“例行紀念”。

畢竟，“全面防衛日”本就是新加坡每年都會鄭重對待的國家紀念日，回顧日軍占領時期的苦難，并不算意外。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說了什么”，而是怎么說、在什么時點說。

黃循財在社交媒體上明確寫道，1942年日軍攻陷新加坡，“開啟了我們歷史上黑暗的一頁”，那段被占領的歲月給新加坡留下了“沉重卻持久的教訓”。

并由此引申出一個現實判斷：在當今分裂而危險的世界里，沒有人會替新加坡守護新加坡，新加坡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

這套表述，明顯比以往更重。

對比之下，差異尤為清晰。

就在2025年11月，黃循財在國際場合曾公開表示，中日應當“放下二戰歷史包袱”，并稱東盟已經走出歷史陰影，支持日本在區域內、包括安全領域發揮更大作用。

彼時，新加坡的姿態，更接近“調和者”而非“提醒者”。

這種變化，并非偶然。

1942年2月15日，對新加坡來說，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被時間稀釋的日期。

那一天，英軍投降，日軍進城，新加坡從“海峽殖民地的明珠”迅速墜入長達三年多的占領時期。

日軍占領期間，新加坡社會結構遭到徹底破壞。

最具代表性的，是針對華人社群的系統性清洗行動。

根據戰后調查與學界研究，日軍在占領初期展開所謂“肅清”行動，大規模逮捕、審訊并處決平民，遇害者人數以萬計。

正因如此，新加坡在獨立后，并沒有把這段歷史簡單歸入“殖民時代的過去”，而是將其制度化。

1967年，新加坡正式將每年2月15日設為“全面防衛日”。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加坡對任何試圖“重新解釋歷史”的行為，天然保持警惕。

當日本近年來不斷推動軍事正常化，擴大防務預算，討論突破和平憲法限制時，新加坡并非沒有聽見。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新加坡選擇的是低調處理，不公開挑戰，不正面附和，以保持區域平衡。

然而，當日本開始把臺海問題與自身“存亡危機”掛鉤，這種平衡就被打破了。

為什么是新加坡先轉向，而不是其他東盟國家

在東盟內部，新加坡并不是受日本占領時間最長、損失最慘重的國家，卻往往是最先在安全與歷史問題上給出清晰信號的一方。

這一次的“糾偏”，同樣符合新加坡一貫的行為邏輯。

首先，是國家體量與生存邏輯決定了新加坡對風險的敏感度。

作為一個資源有限、縱深極小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對“戰略誤判”的容錯率極低。

對大國而言，歷史敘事的模糊可能只是一種政治策略；但對新加坡來說，任何被低估的安全風險，都可能直接轉化為生存威脅。

因此，新加坡更傾向于提前示警，而不是事后補救。

當日本開始將臺海問題納入“存亡危機事態”的邏輯框架時，這種表述在新加坡聽來，并不只是東北亞的內部問題，而是一個可能外溢至整個海上通道體系的信號。

新加坡位于馬六甲海峽要沖，對區域沖突的外溢效應尤為敏感，自然不愿看到任何國家以歷史未清算為前提，擴大軍事行動的正當性。

其次，是新加坡對“規則與秩序”的執著。

新加坡長期受益于戰后國際秩序，對規則的依賴程度遠高于大國。

也正因為如此，它對任何可能侵蝕戰后秩序的行為，都會本能保持警惕。

日本若在歷史問題尚未徹底澄清的情況下，試圖重塑自身安全角色，這在新加坡看來，并不是“正常化”，而是規則被重新解釋的前兆。

相比之下，一些東盟國家由于地緣距離、雙邊關系或國內議題牽制，更傾向于保持沉默或觀望。

而新加坡則更愿意用歷史語言，去提醒現實風險，因為這是它最熟悉、也最有說服力的表達方式。

第三，是新加坡的外交風格使然。

新加坡很少直接點名批評他國的現實政策，但擅長通過歷史、制度和原則表達立場。

這種方式既避免了正面沖突，又能清晰劃出邊界。

黃循財在“全面防衛日”重提日占歷史，表面上是在回顧過去，實質上卻是在為當下的安全議題設定前提條件。

這種表達方式，對新加坡來說風險可控、信號明確，也更容易被區域國家理解。

因此，新加坡的“糾偏”并不意味著它要站到哪一方陣營，而是一次自我定位的再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