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學者：印度如果拋棄“反帝”傳統，就會成為帝國主義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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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伯納德·德梅洛（Bernard D’Mello）

本期編譯|俞欣怡

編譯審核|阿斯蘭

本期編輯|鄧徐勤偉

本期審核|朱依林 江怡

編者按

近年來，中美印“戰略大三角”成為了國際關系領域的熱點話題。三國學者多從中美競爭格局、印度對外政策、印度意識形態流變等角度把脈中印關系，分析中美印戰略格局的演進。本文作者則采取了更加獨特的視角，對印度對外政策和中美印“戰略大三角”予以進一步的分析。作者認為，印度在獨立之初在繼承英國殖民遺產的同時滋養了一種“帝國主義”心態。隨著印度的發展，印度在對外政策中產生了一種“次帝國主義”的行事風格，即其雖然在政策層面具備“帝國主義”的特點，但政權內在及背后的階級往往依附于中心國（目前是美國），因此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表現出“帝國主義”的特性。作者指出，盡管美印雙方也存在矛盾，但印度依然是依附于美國，且依附程度漸次加深。在這種背景下，印度雖然明面上維持這“多頭結盟、兩面下注”的外交慣性，但內在已經成為了依附美國的地區霸權，令人悲哀的是，印度的權貴階層以及依附性壟斷資本主義統治階級試圖將印度包裝成“世界導師”（Vishwa Guru），但實際上卻將擁有豐富反帝國主義傳統的印度推向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境地。南亞研究小組特此編譯本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美國總統拜登和印度總理莫迪在2023年G20峰會前。圖源：推特

截至2024年6月9日，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帶領印度人民黨（BJP）已連續第三次贏得大選勝利。但與他前兩屆任期不同，此前印人黨在議會中占多數，而現在莫迪領導的是聯合政府。盡管如此，印度新聯合政府行動路線似乎“一切照舊”。自2014年以來，莫迪治下的“半法西斯主義”（semi-fascism）滋長了印度的次帝國主義（Sub-Imperialist India）傾向。在本文中，筆者試圖解析次帝國主義印度在美國帝國主義的“印太”反華軸心中起到的作用（當然，印度否認其在“遏制”中國方面扮演的作用）。

印度是如何成為一個次帝國主義國家，成為美國“印太”反華陣營的主要合作者的？我認為答案在于印度的“依附發展”和次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基礎。在這種結構背景下，印度試圖從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技術戰、新冷戰中獲取“國家優勢”。這一問題的關鍵是美日印澳之間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馬拉巴爾演習。在簽署一系列旨在鞏固軍隊互操作性的協議后，帝國主義美國與次帝國主義印度之間的關系也隨之加深，旨在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所謂“珍珠鏈”戰略。中印實際控制線（LAC）的敵意重燃，也反映了兩國關系的其中一個側面。盡管印美關系中也存在直接對立的利益矛盾，但印美關系作為整體必須放在中美大國競爭的“大局”下。

一、英屬印度的遺產：

1962年中對印自衛反擊戰

英國在其統治下的印度次大陸留下了中印邊界這一問題，而獨立后的印度也步其后塵，助長了中國西藏地區的分裂主義。到20世紀50年代，印度還聲稱占有阿克賽欽領土，堅持所謂的“麥克馬洪線”，事實上推翻了聯合國安理會1948年通過的關于克什米爾自決權的第47號決議，并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尼泊爾、錫金（最終于1975年并入印度）和不丹的主權。

1958年，印度拒絕與中國就邊界爭端進行談判，堅持要求中國接受東北部麥克馬洪線和其1954年地圖所劃定的西北邊界線。更糟的是，印度開始實施挑釁性軍事措施，用英國帝國主義的詞匯來說，這些措施被稱為“前進政策”（編者注：forward policy，英國統治擴張到那些同英印相鄰或距離更遠的國家中去，從而鞏固和增強英印當局在印度北方邊界上的防務能力）。1961年11月以來更是變本加厲，這些挑釁不僅不間斷實施，而且還在國內“制造”了歇斯底里的反華情緒。此外，印度認為，西方國家、蘇聯和當時新興起的不結盟運動的親印傾向為印度帶來了額外優勢。

盡管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另起爐灶”，但中國過去（而且一直）愿意通過談判解決所有邊界爭端。事實上，1960年，中國在與緬甸的邊界協議中默認了適用于喜馬拉雅東部地區的“麥克馬洪線”。這暗示著中國當時愿意在與印度的談判中采取同樣的做法。但是，印度堅持其“前進政策”，拒絕談判解決爭端，這使得中國幾乎別無選擇，只能在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期間發動了一場快速反攻。

印度在1962年戰爭中的慘敗，引發了巨大的信任危機。印度各派“愛國者”深感屈辱。此外，中國擊敗印度軍隊后，在印度仍拒絕談判的情況下，單方面宣布?；?，并撤至麥克馬洪線以北20公里處（盡管中國當時認為該線是帝國主義強加的產物）。英裔澳大利亞記者、學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曾于1959年至1967年擔任《泰唔士報》的駐南亞記者，他在1966年6月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引述了英國外交部前常務副大臣的話：“中國人在戰場上取得勝利后撤回原地，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一個大國沒有利用軍事上的成功提出更多要求?！?/p>

馬克斯維爾的敘述揭露了所謂有關中國是“侵略”一方的虛假敘事。在他看來，中國想要的（現在仍然想要的）只是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以保證邊境穩定。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堅持舊有的殖民者主張，認為阿克賽欽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印度拉達克地區的一部分。正如馬克斯韋爾所寫：“在外交戰線上，每一次中國提出雙方停火、談判解決，印度都以中國撤出印度聲稱擁有的所有領土這個要求來回應”。然而，面對戰爭失敗，尼赫魯在印度建制派中的地位受到了沖擊。在不結盟運動中，印度也顏面盡失。但在1962年中印戰爭期間尼赫魯接受美國軍事援助后，使美國與印度的關系更加密切。

印度歷屆政府都延續了尼赫魯拒絕“將印度的邊界主要交由談判”的立場。也許源于1962年戰爭中失敗的恥辱，印度權力精英根深蒂固的敵意尚未被克服。這些精英仍然希望印度公眾繼續錯誤地認為中國才是“侵略者”，而戰爭的爆發與印度魯莽的、受英國殖民主義啟發的前進政策“毫無關系”，為此，印度拒絕解密印度軍隊在1963年對戰敗原因的自我評估——《亨德森·布魯克斯·巴賈特報告》（Henderson Brooks-Prem Bhagat Report，馬克斯韋爾在撰寫《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時曾瀏覽過該報告的主要部分）。事實上，在21世紀的今天，印度的權貴們再次樂見美帝國主義將中國描繪成一個“侵略性擴張主義強國”的錯誤描述，并在印度公眾中廣泛傳播這一負面形象。

二、英屬印度的遺產：

喜馬拉雅國家及其他地區

獨立后，在非殖民化時代，新德里開始延續對不丹、尼泊爾、錫金的殖民統治形式，并于1975年吞并了錫金。尼泊爾和不丹在印度與它們的交往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獨立，其中至少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強大鄰國——中國的出現”。不過，印度的防御體系仍然包括尼泊爾和不丹，盡管印度軍隊不得公開駐扎在這兩個國家與中國的邊界上。自1962年中對印自衛反擊戰以來，這兩個喜馬拉雅小國一直反對印度駐軍。

按照經典的殖民分類，尼泊爾和不丹（以及 1975年并入印度之前的錫金）一直是中印邊界的緩沖國，這是殖民地設計的領土隔離，三線兩層厚的明確部分。首先是“內線……英國直接管理的終點”。這條內線包括東北邊境，即現在的偽“阿魯納恰爾邦”（我國藏南地區）。在中國人看來，印度一直將其作為英國殖民主義的遺產。另一條線是西北邊境省的杜蘭線（西北邊境省，現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克什米爾、尼泊爾、錫金、不丹的北部邊界。最外圍的邊界線是西藏和阿富汗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邊界。喜馬拉雅山地區的國家以這種方式成為了西藏地區背后的緩沖國，盡管中國的宗主權已成為事實，印度勉強承認了這一點。

毫不意外，中國在1959年3月鎮壓叛亂的行動驚動了印度權貴階層。中國被指控違反1951年的自治協議，剝奪藏區封建地主的自由。畢竟，對印度來說，作為中國和“印度領土隔絕”的“最外線”與“第二層”已經消失。因此，作為英國權利的“繼承者”，印度的前進政策是理所應當的。

“隨著印度［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即將獨立，英國……［準備］移交在喜馬拉雅［三個］國家的責任。1947年獨立后，印度立即與喜馬拉雅地區各國簽訂了凍結現狀的協議：1949年與不丹簽訂協議，1950年7月與尼泊爾簽訂協議，1950年12月與錫金簽訂協議?！?/p>

與尼泊爾簽訂的條約有“共同防御條款和武器進口管理條款”相關內容。與錫金簽訂的條約中“重申了作為錫金的保護國地位，并賦予印度在錫金駐軍防衛的權利……錫金距離被吞并僅一步之遙”。與不丹簽訂的條約中“更新了現有的殖民關系”。條約第二條規定不丹同意“在對外關系上接受印度政府的指導……這侵犯了不丹的主權，并對整個條約的有效性[在國際法上]提出了質疑”。條約第六條允許不丹進口武器，但只能由印度決定。關于爭端裁決的第九條“對印度有利”。第十條宣布條約永久有效。

然而，中國一直以來希望不丹擁有主權和獨立，尤其是隨著中印邊界爭端的加深，印度越來越多地介入不丹事務，甚至開始將不丹視為其在“喜馬拉雅地區前進政策的一部分”。1958年12月和1959年3月，周恩來在給印度的照會中表示，中國和不丹之間可能存在的任何邊界爭端都與印度無關……在中印發生第一次邊界沖突后，不丹拒絕了印度允許其軍隊進入不丹的要求。1962年10月21日，中國發表聲明，宣布中國永遠不會入侵不丹。

1962年中對印自衛反擊戰近十年后，印度重新開始爭取成為公認的南亞地區強國。印度開始為南亞各國提供軍事“援助”——包括印度在1971年孟巴戰爭期間印度對東巴的軍事干預，最終促成孟加拉國的成立，這似乎證明了印度的實力。但當新德里試圖對達卡施加主導影響時，沒過多久就引起了孟加拉國的不滿。隨后，1988年，印度軍隊以“仙人掌行動”為名對馬爾代夫（前英國殖民保護國）進行了干預，以阻止推翻華盛頓、倫敦、新德里支持的馬爾代夫專制總統穆蒙·阿卜杜勒·加堯姆的未遂政變。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的支持下，印度維和部隊于1987-1989年對斯里蘭卡1983年開始的內戰進行了軍事干預，以“瓦解”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然而，這最終被證明是一場代價高昂的錯誤行動，即使印度部隊最終被視為“占領軍”并被要求撤出，印度仍堅持干預，最終于1990年撤出。

總之，印度政府追隨英屬印度的腳步，按照極端民族主義對“大婆羅多”（Akhand Bharat）和“大印度”幻想，新德里似乎試圖與南亞國家建立不平等的上下級關系。但是，我們可以從更廣闊的視角來審視印度在新千年的次帝國主義傾向的根源。

三、印度次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借鑒巴西馬克思主義學者和活動家魯伊·毛羅·馬里尼（Ruy Mauro Marini）及其對依附理論的理解，筆者將印度的依附關系視為獨立后時期國家（和印度大資本）從屬于美國和其他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和壟斷資本主義階級）的結構性關系。在這一框架內，印度生產關系中的超額剝削形式的構成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重大變化，以確保這種從屬關系的擴大再生產。生產關系中的三種超剝削形式是：因實際工資低于勞動能力價值而產生的剩余價值；在沒有適當報酬的情況下大幅延長工作日而產生的剩余價值；勞動生產率提高（通過系統地依賴進口更多資本密集型技術）以及勞動嚴重集約化而產生的剩余價值。

印度生產體系由多個部分組成：家庭和自給自足生產、小商品生產、從屬性中小印度資本的生產、從屬性大印度資本的生產、相對從屬性較小的大印度資本、領先的跨國資本的生產。這種生產結構主要源于印度尚未經歷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的歷史現實。此外，這種不平等、差異化的生產結構因超額剝削而傷痕累累，其特點是價值轉移，價值轉移通過經濟內部的壟斷/獨裁等級制度向上流動，并流向全球帝國主義中心。過度剝削被合理化的依據是，包括印度大企業在內的從屬資本認為有必要補償他們所承受的價值損失和剩余價值?；蛘叻催^來說，印度在不平等交換過程中給國際資本造成的價值損失是以對印度人口中收入水平較低者的過度剝削為前提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超剝削的生產關系中，高勞動生產率和嚴重的勞動集約化所產生的剩余價值的相對比重不斷增加。部分剩余產品/價值也轉移到印度大資本和跨國資本手中，并繼續轉移到全球帝國主義中心。盡管這些變化對于依賴性的擴大再生產是必要的，但它們也帶來了從外圍欠發達向半外圍欠發達的過渡。后者被委婉地稱為“依附發展”，意味著國家在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之后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方式發生了變化。然而，要確保依賴關系和“依附發展”的擴大再生產，還需要其他條件。

印度的“工人”從事著家庭勞動和自給自足的生產、小商品生產、形式上勞動歸于資本的生產以及實際勞動歸于資本的生產。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是現代[印度]社會所有非人道條件的集中體現。 在印度，這個受剝削的龐大多數群體的底層還包括受社會壓迫、勞苦的達利特人、部落群體。被剝削的大多數人的相對生活水平并沒有明顯改善。這主要是因為在生產結構發生變化的同時，勞動力的職業結構并沒有發生類似的變化。隨著印度經濟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的開放，這種結構性弊病正在惡化。

家庭和自給自足的生產、小商品生產以及從形式上將勞動力歸入資本的生產，都是資本主義下的從屬生產形式。大公司資本利用這些條件進行對勞動力的實際吞并，以否定勞動保護法中已制度化的勞動力的潛在收益。相對于現役雇傭勞動大軍而言，龐大的勞動后備軍、價格相對較低的從屬生產形式所生產的工人消費品和服務，以及對從屬資本的分包合同，共同使得低貨幣工資的支付成為可能，這有利于制度化的大公司資本通過實際吞并勞動力來榨取剩余價值。這些都是通過違反有關最低工資率、工作條件和社會保障支付的相關法律來實現的。

無報酬的家務勞動、自給自足、小商品生產，以及基于勞動對資本的正式從屬關系的生產，為印度大企業和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奠定了基礎，使其有可能通過二十及二十一世紀的技術與十九世紀的勞動實踐相結合，從而獲得超額利潤。當然，這種超額利潤也來自于對價值轉移后半部分的攫取，包括來自無償生育、家庭和生計勞動的隱性“價值”轉移。

在馬里尼看來，次帝國主義意味著兩個基本要素：一方面是世界范圍內國家生產體系的中間有機構成；另一方面是實行相對自主的擴張主義政策，該政策不僅伴隨著對帝國主義生產體系更深層次的融入，同時也在帝國主義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所主導的霸權結構內進行。次帝國主義強國無法克服依賴結構性依賴，即技術和進口依賴，尤其是在資本貨物、資本堅義消費品和尖端軍備的生產方面。無論是在印度國內，還是在他們對最先進的制造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地方，印度的大型企業嚴重依賴該中心的跨國公司。

次帝國主義主要政治經濟特征也解釋了莫迪政府為何要推動制定新的勞動法案，以取代現有的印度勞動保護法。新法案的目的是為了制度化地加強對勞動者生產出的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的剝削。尤為重要的是，這些勞動法改革還旨在合法化那些采用高勞動生產率技術的公司，如鈴木汽車公司在印度的子公司馬魯蒂鈴木公司，它們所實行的高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

盡管印度的勞動力遭受著超額剝削，但由于其制造業在技術上有強依賴性，在國際競爭力方面不及東亞及東南亞經濟體，這迫使印度決定退出亞太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制造業擔心無法承受來自東盟成員國以及日本和韓國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的進口競爭壓力。

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是出現了一個相對獨立的金融綜合體，它位于世界實體經濟及其國家單位之上，極大影響著這些實體經濟及其中企業的結構和行為。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印度金融市場全球化之后，國際金融資本已成為印度經濟的一個突出結構特征。

包括印度在內的國家生產體系正在逐步解體。與以前相比，資本主義國家在消費品和資本貨物生產方面的國內附加值有所下降。這一現象部分是由于各國推行以私人投資為主導的增長戰略，引發了有效需求的結構性短缺。此外，日益加劇的極端不平等、對民用開支的自我設限，以及大眾消費需求的持續低迷，進一步惡化了這一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主義”消費品的生產、軍工產業、核能開發、核武器計劃以及出口貿易大受重視。

印度建立國內軍工綜合體和核計劃，是為了在面對美帝國主義時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然而，這種自主性受到技術依賴和未能充分發展國家綜合生產體系的雙重限制。軍國主義和建立軍工復合體的迫切需求，不僅僅來自印度拒絕與中國談判解決長期存在的邊界爭端以及事實上廢止的安理會1948年涉克什米爾決議，還源于印度希望成為美帝國主義反華計劃的戰略伙伴。

印度有一個依附性的軍工綜合體，因為即使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軍備進口國之一，其軍備市場也從未飽和。這一過程始于美國及其盟國和戰略伙伴不斷增加的，尤其以科技進步為基礎、致力于毀滅的軍備供應，這些武器裝備主要來自美國軍工綜合體。中國對軍備的需求隨著美國公開的敵意而增加。 隨著中國加強其軍事裝備以應對主要來自美國的潛在軍事威脅，印度軍隊對先進武器裝備的需求也相應增加。這些需求通過進口武器和提升國內軍工產業的生產能力來得到滿足。實際上，是美國的帝國主義策略一直在促成并加劇中印兩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同時鞏固了美國作為印度“主要國防伙伴”的地位。

印度的大型企業在國防采購領域取得了顯著的進展，這得益于政府實施的“抵消政策”。據該政策，外國國防硬件供應商必須在印度本地采購合同價值的一部分，以鼓勵外國公司與印度大型私營企業合作成立合資企業。然而，這些印度合作伙伴往往只是扮演著外國設備制造商的次要角色，主要負責一些初級的合作任務。

印度的生產掛鉤激勵計劃和相關的“印度制造”（對印度和世界而言）倡議必須放在國際背景下來看待，因為它們試圖從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技術戰和新冷戰中獲取國家優勢。美國政府持續對本國的跨國企業施加壓力，敦促它們將全球供應鏈中的生產活動從中國轉移到印度等其他國家。

印度的大企業越來越多地成為印度廉價“人力資本”的套利者，在結構上傾向于系統地依賴技術進口，特別是在建立了更強大的知識產權制度及其管理規則，以及在結構上更為適應由帝國主義中心決定、不斷變化的國際分工之后。當然，這些企業通過對從屬生產者的超額剝削和剩余價值轉移，彌補了它們作為依附資本主義階級所遭受的價值和剩余價值損失。

然而，數字經濟卻讓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興奮不已，稱贊印度是“全球技術/軟件超級大國”。這一現實在“硅谷帝國創新體系”中得到了體現，其核心在于通過精心管理不平等的國際科技勞動分工來獲得研發工作中的創新優勢。以硅谷為中心，這些創新活動與半外圍的研發環節緊密交織，同時，戰略投資（包括風險資本）和知識產權的管理確保了對這些創新成果的控制權。

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全球能力中心”和初創企業，以及在班加羅爾、海得拉巴和金奈等印度城市通過外包和離岸業務聚集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半邊緣勞動力（他們的工資僅是硅谷同行的一小部分），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美國科技公司利潤的重要來源。硅谷的技術優勢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印度STEM勞動力在本土進行的技術創新勞動，這些勞動主要是為美國科技公司服務的。美國硅谷與印度新興的科技中心之間的這種不平等關系，反映了帝國主義與次帝國主義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依賴。

美國大科技公司與印度大資本不平等關系的另一個方面是在“挖掘”用戶數據領域，也就是印度最富有的億萬富翁穆克什·安巴尼所說的“數據殖民”。安巴尼要求莫迪結束這種被全球企業俘獲的現象。但在安巴尼的電信業務Reliance Jio（隸屬于他的企業集團Reliance Industries）搶占了電信市場的大部分份額后，他伺機與臉書（Meta）和谷歌（Alphabet）等美國科技巨頭進行金融（通過出售 Reliance Jio 股票）和技術合作，這兩家公司在Reliance Jio的董事會中都有代表。挖掘用戶數據是臉書和谷歌商業模式的核心。事實上，當時Reliance Jio已經與印度云存儲服務的主要供應商微軟合作，在印度建立數據中心。

當前，鑒于微軟、谷歌、臉書等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允許美國政府直接訪問用戶數據，以及美國政府在全球范圍內推動這些大科技公司的商業利益，我們不得不正視美國“政府-企業監控復合體”的存在。這引發了一個問題：用戶的個人數據是否有可能被英國情報聯盟“五眼聯盟”（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組成）所獲??？有跡象顯示，印度也在五眼聯盟的監視范圍內。例如，五眼聯盟伙伴之間共享的情報曾揭露新德里的秘密特工涉及加拿大的一起暗殺事件。這表明，次帝國主義的印度有可能被卷入美帝國主義的全球監控資本主義網絡。與追求數字主權的中國不同，盡管印度擁有大量科技人才，但目前看來，印度似乎并沒有計劃發展與臉書、谷歌或Whats App相匹敵的本土公司。

四、帝國主義地緣政治中的

次帝國主義印度

次帝國主義框架對于理解印度在美中對抗中的角色極為關鍵，這一點在現今已變得愈發明顯。在探討印度的次帝國主義地位時，我們應當著重指出當前由美國領導的全球北方與新興的全球南方之間多極化的全球（不穩定）平衡。在這一過程中，少數幾個半邊緣國家——尤其是中國——正引領著多極化的趨勢。為此，我們需要擯棄華盛頓所倡導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由美國與其他強國共同制定，因而缺乏真正的國際普遍性——而應轉而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由國際法所強化的主權國家秩序。印度敏銳地洞察到了這種不穩定的全球平衡。美國試圖通過“遏制”中國、俄羅斯、委內瑞拉、古巴和伊朗等國來維持其全球霸權，而印度則一直在扮演著一個矛盾的角色。它試圖展現出一種中立或“多向結盟”的立場，但由于印度被支配階級所統治，它的策略在本質上是具有傾向性的，倒向美帝國主義這一邊。

是哪些地緣政治舉措使印度成為美國印度洋-太平洋反華“重心轉移”中的次帝國主義國家？

在1991至1992年間，印度民間社會的主導集團在意識形態上經歷了一次徹底轉變，全面接受了新自由主義思想。這一轉變促使整個印度民間社會普遍支持依附性的壟斷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同時，蒙昧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使印度人民黨嗅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印度人民黨迅速（并非完全成功地）將印度教多數選民整合成一個統一的選票庫，以贏得選舉授權。其在1999年、2014年和2019年大選中的成功，不僅為印度人民黨在意識形態轉型后的霸權集團中的政治管理鋪平了道路，而且進一步鞏固了其政治地位，并由此鞏固了作為政治權力堡壘的總理辦公室。

對于2014年上臺的莫迪政府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將印度納入“華盛頓反華、印太戰略規劃”的努力，在前任國大黨領導的聯合進步聯盟政府（2004—2014年）執政時期就已開始。時任美國總統的貝拉克·奧巴馬在2011年底啟動“重返亞太”政策，該政策的目標是遏制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外交以及戰略和軍事上的復興。在這一背景下，美印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已經得到加強。這一進程“在莫迪政府的領導下更快展開”。

自20世紀50年代起，反共的亞洲安全架構大多采用舊金山體系的形式，即高度不對稱的“樞紐-輻條”雙邊安全聯盟，美國是“樞紐”，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臺灣和泰國是“輻條”。多年來，特別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美國對日本施加壓力，要求其承擔更多的防衛責任，并要求其提供越來越多的資源，這些都是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的推動因素。此外，盡管美國保留了以支配-服從為特征、高度不對稱的雙邊安全聯盟結構，但華盛頓一直在勸說和引導“輻條”國家之間也結成安全聯盟。

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將三邊伙伴關系/聯盟（美國-日本-印度和美國-澳大利亞-日本）與四邊伙伴關系（四方機制Quad與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進行有效結合。2018年，美國將“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太司令部”，這一舉措標志著“印太”概念和術語在地緣政治領域得到重要認可。然而，日本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視。有觀點認為，日本是“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概念的最初倡導者。盡管“印太”這一術語最初是由德國納粹地緣政治分析家卡爾·豪肖夫提出，并在2010年由希拉里·克林頓重新使用。2007年，日本首次嘗試啟動QUAD，并在2017年與美國合作，將其升級為更為強大的“QUAD2.0”。

暫且不論命名和功勞歸屬問題，目前，東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區顯然已經成為安全和軍事戰略部署及其伙伴關系構建的重要框架。與此相比，印度在印度洋地區（IOR）的部隊集中和部署具有顯著的地理優勢，因為中國的海上交通線不僅延伸更遠，而且更加脆弱，這限制了其部隊快速集中和部署的能力。歷史上，安達曼和尼科巴群島曾是英屬印度的海軍基地和流放地，如今已經轉變為重要的防御設施。印度在此地成立了安達曼和尼科巴司令部，由陸海空三軍聯合組成。盡管存在生態威脅，但自2001年以來，該地區的軍事和相關民用基礎設施的持續發展與升級一直被認為至關重要。這是因為這些島嶼的南部位置靠近從印度洋經馬六甲海峽通往南中國海的主要航道，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關于美國海軍在印度洋沿岸地區的部署，新德里一直堅持適用“金發姑娘”原則，即美國海軍既不能顯得“太火熱”，也不要顯得“太冷淡”，而是要“恰到好處”，同時期望印度海軍能在該區域發揮主導作用。印度已被定位為印度洋區域的“凈安全提供者”。馬拉巴爾演習，作為四方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起源于美印之間的一項倡議。蘇聯解體后的1991年，華盛頓開始與新德里建立“防務合作”關系。顯然，新德里已經開始根據華盛頓的期望調整其外交政策。例如，在1990-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新德里秘密允許美國軍用飛機在印度機場加油，這一行為間接支持了美帝國主義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當時，印度正面臨財政和國際收支危機，急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有條件的貸款援助。馬拉巴爾演習始于1992年，最初是美印之間的雙邊海軍演習，主要目標是提高參演海軍部隊之間的互操作性。

2007年，日本、澳大利亞和新加坡加入“馬拉巴爾”演習，同年，Quad最終建立。但第二年，澳大利亞對參加印太反華演習的態度變得模棱兩可。不過，2010年澳大利亞表示有意重返，并最終從2020年起成為馬拉巴爾演習的永久合作伙伴。在此之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印度總理莫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和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mbull）于2017年在馬尼拉舉行了四方會議，同意在印太地區，尤其是南海，從軍事和外交上對抗中國。

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以及可能加入的其他國家）正在考慮構建一個類似北約的多國軍事同盟，目的是維護美國在亞太及印太地區的霸權地位，這一地位正面臨中國的挑戰。值得注意的是，馬拉巴爾演習的地理范圍正在向東擴展。2020年，美、日、澳、印四國海軍在馬六甲海峽附近的阿拉伯海和孟加拉灣舉行了馬拉巴爾演習。2021年，四方國家海軍在菲律賓海和孟加拉灣舉行演習；2022年，在中國東海舉行演習；2023年，在南太平洋舉行演習。

正如我們所見，印度海軍的活動范圍不僅限于印度洋，根據其2015年發布的《海上安全戰略》，印度海軍的“主要利益區”已經擴展到馬六甲海峽附近、菲律賓海、東中國海以及南太平洋，在這些關鍵海域，印度海軍與美國、澳大利亞的海軍以及日本海上自衛隊定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迄今為止，美國還沒有在南海舉行過Quad-馬拉巴爾演習。但具有挑釁意味的是，2019年5月2日至8日，美國第七艦隊的一艘導彈驅逐艦率領印度、日本和菲律賓的艦艇在南海進行軍事巡航。印度和新加坡海軍還于2023年5月2日至8日在南海共同舉辦了首次東盟-印度海上演習。

2016年7月，位于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做出了一項支持菲律賓立場的裁決。在該案件中，由于中國沒有派遣代表參與，仲裁庭宣布北京方面聲稱對南海“九段線”內區域擁有“歷史性權利”的說法缺乏法律依據。對此，華盛頓方面迅速表態，聲稱該裁決具有“約束力”。然而，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中國完全有權拒絕參與未經其同意的仲裁程序，并且不受該裁決的約束。實際上，歷史上包括澳大利亞、英國在內的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曾采取過類似行動。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本身甚至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簽署國。在南海爭端中，其他聲索主權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和越南，也表態支持仲裁法庭的裁決。此外，印度、澳大利亞、日本、英國等國家也紛紛表達了對裁決的支持。

國際法的歷史起源與為殖民國家和帝國主義服務的目的緊密相關。在聯合國成立之前，這種做法很少受到質疑，而且即使在今天，國際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這些國家所主導。這一點在處理主權問題時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國選擇不通過國際仲裁來解決主權爭議，而是一直傾向于通過雙邊談判達成協議的方式來處理此類爭端。然而，美國卻堅持自己的立場，派遣美國海軍與菲律賓海軍在斯卡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中國稱黃巖島）進行聯合巡邏。斯卡伯勒淺灘也是南海中一個存在主權爭議的島礁。盡管這種巡邏行動有可能引發與中國船只的軍事對峙，但華盛頓似乎仍然決心將南海和東海的爭端推向軍事化的方向。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伯納德·德梅洛（Bernard D'Mello），著有《納薩爾巴里之后的印度：未完成的歷史》，20 世紀 80 年代起擔任《經濟與政治周刊》和《前沿》雜志記者，現居孟買。

本文編譯自 《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2024年9月1日文章，原標題為Sub-Imperialist India in Washington’s Anti-China “Pivot”，原文鏈接為https://monthlyreview.org/2024/09/01/sub-imperialist-india-in-washingtons-anti-china-pivot/

本期編輯 | 鄧徐勤偉

本期審核 | 朱依林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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