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懷念趙本山，只因“端著”活得太累

近些年春晚收官，趙本山總被人們念念不忘。

早期有人認為他的東北方言“粗俗”，小品“格調(diào)不高”。

盡管如此，那些年趙本山出場時，鞭炮聲會自動停歇，孩子不吵鬧，老人不打盹，全家人屏息等待那一聲“忽悠”。

前兩天寫了一篇關于春晚的文章，不止一個人留言說，自從缺了趙本山，再也不看春晚。

大眾對“趙本山式幽默”的懷念，從未消失。他從央視春晚退隱已有十余年，2026年春晚推介片中有關他的鏡頭一閃而過，評論區(qū)仍被“求回歸”刷屏。

B站相關二創(chuàng)視頻播放量超百億，亦證明其文化生命力仍在持續(xù)。

這種懷念，不是對一個明星的盲目追捧，而是對一種生活態(tài)度的集體追憶。

趙本山的表演風格，從不追求“完美人設”，從不試圖改變觀眾，而是接納他們的疲憊、焦慮、無奈甚至荒誕，用笑聲為生活松綁。

這曾是萬家團圓時，唯一能跨越城鄉(xiāng)、代際、教育背景的集體歡笑。

這些角色之所以能穿透屏幕，是因為他們剝離了社會賦予的“標準答案”，呈現(xiàn)出一種未經(jīng)雕琢的生命力。

人們懷念的，不是舞臺上一股“大碴子味兒”、肢體語言笨拙感的那個“本山大叔”，而是他身上折射出的、在現(xiàn)代社會中消逝的“不端著”的生活態(tài)度——

一種無需刻意表演、無需精心修飾，卻能讓心靈獲得真實安放的生活哲學。

他呈現(xiàn)的“不端著”的真實：農(nóng)民的土氣、小人物的狡黠、語言的粗糲、情緒的直接——這些在今天被視作“不體面”的特質(zhì)，恰恰是被系統(tǒng)性壓抑的“人性本真”。

中文語境中，“端著”是對“裝”的經(jīng)典隱喻，指刻意維持高姿態(tài)、假身份、假情緒，如“端著架子”“端著文化”“端著幸福”。

當下社會，充斥著各種“端著”的姿態(tài)：社交媒體上的完美人設、職場中的虛偽逢迎、消費主義下的符號炫耀等等。

公共治理層面，“正確性”取代“真實性”?，個體為避免爭議，選擇使用標準化、無風險的表達模板。

社會層面?，社會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失衡，個體被迫以高強度表演換取微薄生存空間，生存成本擠占了情感空間。

文化層面，社交媒體驅動的“表演性生存”成為普遍選擇，用濾鏡修飾生活，用臺詞包裝情緒，用身份換取尊重，用體面掩蓋窘迫。

在此背景下，“端著”是社會規(guī)訓對個體的異化，進而成為一種生存策略——我們不再問“我是誰”，而是問“我應該成為誰”。

像被設定好程序的機器，我們時刻處于“表演狀態(tài)”：必須表現(xiàn)得“正確”，包括“上進”“堅韌”“體面”，否則可能被邊緣化。一些真實的情緒，很多時候成為不可言說的禁忌。

“端著活”的本質(zhì)，是持續(xù)進行?情緒勞動?——壓抑真實感受、維持社會期待角色，其代價是普遍的心理耗竭。

當社會普遍“端著”，不是人變軟了，而是系統(tǒng)太硬了?；不是個體不夠堅強，而是系統(tǒng)拒絕真實。

“端著活”的根源，不在個體的懦弱或虛榮，而在一個?以效率、控制、表演為邏輯的系統(tǒng)?中，真實被系統(tǒng)性地懲罰，而表演被制度性地獎勵。

當真實等于風險?、表演等于安全、沉默等于生存?，個體的“不端著”便成為一種需要勇氣的逆反。

趙本山的小品之所以被懷念，是因為他演繹的農(nóng)民說人話、做人事、露真性——而今天，“說人話”可能被解讀為某種“不正確”。

趙本山的喜劇，恰恰以“不裝”為武器，戳中了這種普遍姿態(tài)的痛點。他的角色從不追求光鮮亮麗，而是擁抱缺陷與不完美。

這種“不完美”恰恰是大眾情感的投射：我們厭倦了社交媒體上的“精致生活”、職場中的“情緒管理”、家庭關系里的“角色扮演”。

懷念趙本山的“不端著”，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要在現(xiàn)代生活的壓力下，重新找回那種“不刻意、不偽裝”的生命狀態(tài)。

這種狀態(tài)，不是對規(guī)則的反抗，而是對生活本質(zhì)的回歸。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或許無法完全擺脫“端著”的生存策略，但至少可以從趙本山那里，在生活的縫隙中，為自己保留“不端著”的精神空間。

“不端著”是?拒絕表演式生存?和集體性精神內(nèi)耗，是允許笑得不體面、哭得不矯情、活得不擰巴。

當春晚從“年夜飯”變成“科技發(fā)布會”，當小品從“講人話”變成“念稿子”，觀眾才猛然意識到——趙本山不是“過氣了”，而是?我們失去了保持本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