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刷到日本政客又在炒作“中國威脅”?但你可能不知道,他們嘴里的“焦慮”,其實和70多年前的戰后安排、30年前的海灣戰爭都有關聯。比如當年海灣戰爭,日本掏了錢卻沒被科威特的感謝廣告點名,這事居然成了他們想改和平憲法的“由頭”?今天咱就聊聊,這些政客到底想把日本往哪帶,背后的彎彎繞繞到底有多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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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保守勢力一直念叨戰后國家觀念太弱,21世紀后亞洲各國發展快,他們覺得自己地位降了,甚至有被“淹沒”的危險。消這種危機,他們想了倆招:要么搞狹隘的國家主義,把“國民國家”價值觀焊死;要么超越國界,追普遍價值。可現實是日本經濟早就跨國化了,老的一國經濟模式早就不行了。
冷戰后海灣戰爭成了日本安保政策的轉折點。日本一開始只愿出錢,可國際社會罵他們“只出錢不出力”,逼得決策層得想辦法“主動貢獻”。1991年4月,海上自衛隊派掃雷部隊去波斯灣,這是自衛隊第一次海外非訓練任務,當時還怕東亞國家炸鍋,結果人家總體挺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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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后來成了修憲派的“彈藥”。比如“自由主義史觀”的藤岡信勝,1996年出的兩本書里就拿海灣戰爭說事:說憲法第九條的和平主義在國際現實里“翻車”了,還列了戰后民主主義的五個缺陷——比如民主和國家權力對著干、缺能拍板的領導層、只顧自己和平不管安全、個人權利膨脹義務少、盲目信不對的民主。
日本的和平憲法其實藏著不少矛盾:憲法禁止武裝,可自衛隊和美軍都在;說“無核三原則”,卻躲在美國核傘下。這其實像個“麻醉劑”,執政黨和大企業最受益,天皇制也保留下來,戰爭責任認識一直曖昧,但靠著憲法第九條的“放棄戰爭”,才和亞洲各國修復了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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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他者”的態度挺有意思:冷戰時把中國妖魔化成“共產主義威脅”,想喚起國民敵對感;冷戰后中國發展快,又把中國變成“競爭對手”,渲染“中國威脅論”就是為了強化日美同盟、擴軍備找借口。日本精英也承認,對華關系是21世紀日本外交的“永恒主題”。
冷戰后日本轉國家戰略,可陷入了三個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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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自主性和依附性。想搞自主防衛,但外交還是追著美國跑,強化日美同盟。“9·11”后更甚,前防衛廳官員西川吉光吐槽:官僚怕對美關系出問題,親美變成了對美追隨,自己的權力都給美國了,外交自主性沒了。
第二個是全球化和本土化。全球化沖垮國界,可民族主義政治家受不了,既要順應全球化(比如支援阿富汗、派自衛隊去伊拉克),又忍不住搞本土化(宣揚本民族“獨特性”動員民族主義),這和戰后和平主義、專守防衛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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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是開放性和封閉性。外務省的谷內正太郎說,日本在安全上態度曖昧,經濟上封閉市場卻享自由貿易好處。學者建議打破“日本人必須在日本企業上班”之類的舊觀念,可日本政治家有利就開放,沒利就封閉,這矛盾短期內解不了。
布熱津斯基說日本的困境是歷史必然:想當地區主導不行,沒地區基礎想當全球國家也不現實,只能走國際維和和經濟發展的路。可日本自己角色搖擺,殖民史觀讓地區國家疑懼,現在發展潛力不如中國,只能調整戰略強化美日同盟。
日本決策層和國民的想法差遠了:精英想跟中國競爭大國地位,國民吃過戰爭苦,只想和平搞福祉。2019年10月4日安倍施政演說,嘴上說捍衛和平,實際重點是敦促修憲,還說修憲是民眾支持的,想留政治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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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國家認同要么消解要么重構,日本既想靠美國的思想資源,又想守本土天皇制,陷入兩種“自我疏離”:要么完全西化,要么退回傳統。現在渲染中國威脅論,其實是想轉移這種糾結,可這步棋到底能不能走通,還得看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怎么接招。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日本修憲進程的風險與影響》;新華社《戰后日本國家認同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網《日本保守勢力的歷史認知與現實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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