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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前后,大清的經濟體量在世界上排得靠前,景德鎮瓷器、江南絲綢能賣到歐洲,很多人就以為“家底厚就安全”。
結果蒸汽船開進來,炮口對著岸,虎門擋不住,條約照簽,口岸照開,賠款照付,半個世紀后,甲午一仗,北洋艦隊沉了,海上優勢沒了,談判桌上更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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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較量講什么?講組織能力,講工業體系,講技術路線,講財政和金融,講人才流動,講規則制定。誰的制度能把資源更快變成戰斗力,誰就更能扛沖擊。
把“五千年”掛在嘴邊,其實容易帶來兩種壞習慣,第一種是自我安慰,遇到問題先找理由,最后把改進窗口拖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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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輕敵,覺得對手只靠運氣,忽視對方長期積累的優勢,1840年的炮聲已經把夢敲醒一次,甲午又補了一錘,后人沒理由再靠幻想給自己壯膽。
發動機要靠現代治理、靠技術創新、靠產業升級、靠法治和規則,把方向想明白,才不會在關鍵節點重復交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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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美國,老愛用“運氣好”“資源多”解釋。其實美國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一套長期運轉的“吸力系統”。
簽證、綠卡、大學、實驗室、公司、資本市場,這些環節連成鏈條,幾十年沒停過。
印度理工的尖子、清北的高分學生、歐洲研究機構的科研人員,很多都會去硅谷、波士頓這類地方,基礎教育成本由各國承擔,成果在美國完成轉化和定價,這賬算得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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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設計也很關鍵,1980年的《拜杜法案》讓聯邦資助科研產出的專利更容易商業化,高校能做技術轉移,教授能創業,專利辦公室、孵化器、風投基金就在周邊,實驗室想法落地成產品,路徑短、速度快。
知識產權保護的邊界也清晰,侵權會被告,賠償很重,聽起來冷酷,實際讓規則更確定,規則確定,敢下注的人就多。
資本市場又給了“失敗再來”的空間,天使輪、A輪、上市退場的通道擺在那兒,做事的人不至于一次失敗就翻不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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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系統還有一個特點:美國對外講自由市場,對內很會“護城河”,關鍵技術、關鍵供應鏈、關鍵人才,能吸就吸,能控就控,到了大國競爭階段,這種系統性優勢就顯得很硬。
面對這種對手,嘴上贏沒意義,承認差距才有機會追,差距不光在芯片和航母,也在科研組織方式、成果轉化效率、規則執行力度、人才流動環境,把這些看清楚,才知道該補哪門課,先補哪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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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現實層面,2025年的一些宏觀數字確實不差,GDP增速、總量、人均水平,擺出來能讓人安心一點。
可體檢單不能只看封面,年輕人找工作難,信心就會受影響,消費也會更謹慎。
收入數據也有“均值好看、體感一般”的問題,有公開口徑提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但中位數明顯低一截,均值和中位數拉開,說明分布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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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疊加較長工時的現實,很多行業周工時接近或超過48小時,加班常態化,收入增長卻未必跟得上,壓力自然會往外溢。
當然,優勢也實打實存在,制造業規模大,產業鏈齊,配套全,工程師儲備多,應用場景密度高,新產品迭代快。
這些都是硬家底,問題在于,家底怎么變成勝勢,只靠堆人、堆工時,邊際效益會越來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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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要做的事很具體:讓創業和創新少走彎路,讓民營企業預期更穩,讓科研評價更接近實際產出,讓知識產權保護更可信,讓市場規則更清晰,讓地方政府少搞一陣風式的折騰。
就業層面要給年輕人更多入口,實習、學徒、技能培訓要能對接崗位,別讓“畢業即失業”。
深圳從漁村到城市的變化,靠的不是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務實作風,那套精神的核心是實事求是:承認落后,認賬補課,做成一件算一件。大國競爭打的是持久戰,靠的是把內功一層層練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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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穩的路只有一條:少迷信口號,多盯體檢單上的紅圈,少沉迷“優勢在我”的自嗨,多做能落地的改革和建設,睜眼看路,彎腰干活,才是真正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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