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的冬天本來就冷,但2月13日那天,冷的不是氣溫,而是氣氛,那天在德國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原本是跨大西洋陣營每年例行的“團建大會”。
按照以往的劇本,美國和歐洲會在臺上反復強調團結、共同價值、共同安全,鏡頭里都是笑臉和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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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默茨、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還有波蘭、芬蘭等國領導人都按時入場,媒體長槍短炮架好,會議室燈光打亮,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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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正搶鏡的,不是哪個政要的發言,而是前排那把空椅子——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原本的位置。
就在會議開始前一小時,美方突然通知:魯比奧因“行程緊張”無法出席,理由聽上去客氣,其實很敷衍。
問題不在于他沒來,而在于他去了哪兒,幾乎同一時間,魯比奧卻在另一間會議室里,與中國外長王毅進行了長達60分鐘的閉門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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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寒暄幾句,而是實打實的深談,而且氣氛被形容為“務實”“穩定”,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刺眼的對比:歐洲盟友被晾在會場里等,美國卻把時間給了中國。
外交場合講究象征意義,這種時間安排本身就是信號,它等于當眾告訴歐洲:優先級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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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白一點說,在新的全球博弈棋盤上,歐洲不再是第一順位,很多人會說,這不過是一場會議缺席,何必過度解讀?
但在外交世界里,象征就是現實,尤其是在慕尼黑這樣的平臺上,美國代表的缺席不是偶然,而是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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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空椅子像一塊冷冰冰的告示牌,提醒所有人:舊的默契正在失效,問題是,這種變化是臨時起意,還是早有預兆?
如果順著時間線往前推,就會發現答案早已寫在文件里,真正的轉折,不是發生在會議當天,而是寫在華盛頓發布的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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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美國去年的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可以清楚看到一個變化:對歐洲的定位不再是單純的“合作伙伴”,而是帶有明顯審視和施壓意味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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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措辭上的調整,意味著戰略層級的下調,簡單說,歐洲從資產變成了需要管理、甚至需要壓縮成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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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整年的政策操作,都在印證這一點,首先是貿易層面,美國對歐施壓升級,迫使歐盟在關稅與市場準入問題上做出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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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簽署協議時的表情,被媒體反復播放,那種僵硬不是偶然,而是現實壓力下的無奈。
其次是地緣政治層面,特朗普再次拋出對格陵蘭島的主權要求,格陵蘭隸屬丹麥,丹麥是北約成員,這種公開索求本身就打破了盟友之間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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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東看,烏克蘭問題成為更直接的沖擊,華盛頓在削減對烏援助時強調“戰略收縮”“優先國內”,但對歐洲來說,這等于把安全風險推回歐洲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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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減少投入,歐洲必須填補缺口,可問題是歐洲內部本就財政緊張,與此同時,德國經濟在2025年出現負增長,法國增長僅1.1%,政壇動蕩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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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核心國家狀態疲弱,整個歐盟難以形成強有力的統一戰略,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德貿易卻逆勢增長2.7%,中國繼續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
現實擺在面前:安全上離不開美國,經濟上又離不開中國,正是在這種夾縫中,德國和法國外長在慕尼黑之后主動與中國方面舉行三方會晤,希望在全球治理問題上尋求更多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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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會談中重申一個中國政策,姿態放得很低,這不是意識形態轉向,而是現實選擇。
當傳統安全依靠不再穩固時,經濟與外交渠道就成為緩沖帶,歐洲不是突然親近東方,而是被迫尋找新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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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向外尋求支撐,并不能替代內部重建,那么。歐洲究竟要成為誰?進入2026年,歐洲面對的核心問題已經非常清晰:是繼續依賴舊有體系,還是嘗試建立更獨立的戰略能力?
過去幾十年,歐洲習慣在北約框架內運作,把主要安全責任交給美國,經濟上則依托全球化紅利,實現高福利和高標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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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開始強調“美國優先”,并將資源更多投入印太方向時,歐洲的安全邊際迅速收縮。
德國總理默茨公開表示要為更嚴峻局面做好準備,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強化歐洲核威懾,但口號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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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軍費結構、軍工整合程度、政治協同效率,都不足以在短期內完成獨立防務體系的重建。
與此同時,向中國靠近也并非簡單選項,王毅在會晤中表示愿意合作,但強調多邊而非“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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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中國不會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保護者,而是希望在平等框架下開展合作,換句話說,歐洲如果期待新的“霸主”接手,是不現實的。
全球治理的趨勢更可能走向多極化,而不是單極替代,在這種背景下,歐洲需要面對兩個現實:第一,外部力量不會無條件兜底;第二,內部整合能力決定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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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法在防務、能源、科技與產業鏈上形成更緊密協調,歐洲將長期處于被動,慕尼黑那把空椅子之所以令人難忘,不是因為一次缺席,而是它象征著一種秩序的松動。
2026年的世界競爭更直接、更現實,規則不再自動傾向任何一方,歐洲如果想避免被邊緣化,只能在經濟復蘇、戰略自主和外交平衡之間找到新的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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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并不在于華盛頓是否回頭,也不在于北京是否接手,而在于歐洲自身是否有決心承擔更大責任。
當舊秩序逐漸退場,新格局尚未完全成型,歐洲究竟會成為主動塑造規則的一極,還是在大國博弈中繼續被動應對?答案,將決定未來十年的國際結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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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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