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當選首相，談談日本與高市早苗的野心

毫不意外，經過16天的極速選舉周期，自民黨拿下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席（305席），高市早苗也順利當選日本第105任首相，并著手開始重新組閣。

至此，日本右翼大獲全勝。

也意味著，日本在一條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其實從后安倍晉三時代開始，日本的右翼勢力，正在不斷突破底線。

鑒于日本經濟層面逐步被德國、印度反超，日本的國際地位及所處的地緣局勢越來越不利，日本右翼開始新一輪的戰備擴充。

01 日本軍費的擴充

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日本的「軍費擴充」。

日本擴軍已經是個「見怪不怪」的話題了，除了擴軍之外，「修憲」和「解禁自衛權」也是歷屆日本政府叫囂的目標，力求日本成為「正常國家」。

但是日本軍費盡管自安倍政府以來連年上漲，但一直在日本GDP的1%左右徘徊，直到岸田文雄上臺。

岸田政府一上臺就通過了擴軍預算，決定在未來五年內將軍費擴充到GDP的2%。

高市早苗上臺后，不僅繼續踐行該計劃，還把時間表提前了，原計劃是2027年，現在目標提前至2026年3月完成。

屆時，預計軍費預算將達到約9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

02 日本的目標

顯而易見，日本擴軍的主要目標就是東大。

2022年末，日本時隔十年，發布了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新舊兩個版本在針對我國的措辭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舊版當中，我國被描述為「戰略伙伴」，朝鮮被認定為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脅；

在新版當中，我國則被描述為「對國際秩序的最大戰略挑戰」。

當年紐約時報報道，日本將中國視為頭號威脅

日本政策的轉向是在「岸田文雄」上臺之后開始的。

盡管安倍晉三也是右翼勢力，但在首次擔任首相時期奉行的是「親華」策略，只不過很快下臺。

于是在二次上臺之后，安倍晉三對我采取了敵對策略，但多多少少有些無奈的意味。

總體上安倍晉三時期，中日關系保持了政冷經熱的態勢，安倍也算是在美國頻頻施壓之下，相對務實的日本首相了。

后來石破茂也試圖緩和中日關系，可惜失敗了。

而在石破茂之后，更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

高市早苗當選后，在國會中明確表示：

一旦臺海發生沖突，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日本可依據法律行使集體自衛權。

這句話的分量極重。

它意味著，日本第一次在法律與政策層面，公開討論介入臺海沖突的正當性。

從戰略文件 → 軍費 → 法律解釋 → 公開表態，這是一條非常完整的政策鏈，目標直指東大。

03 日本的民意：從和平慣性到安全焦慮

必須承認，在二戰之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日本社會對軍費擴張始終持保留態度。

反對聲音并非少數，右翼政治力量的民意基礎也談不上穩固。

這種態度并不難理解。

戰敗之后，日本在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實現了數十年的經濟騰飛，和平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常態”。

多數日本民眾并不希望重新回到戰時狀態，同時也普遍相信，美日同盟足以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東北亞復雜但相互牽制的地緣結構不會被輕易打破。

但這種心理預期，自21世紀我們崛起之后，開始松動，右翼勢力開始壯大并不斷在日本年輕人當中發揮影響力。

而四年前俄烏戰爭爆發之后，這種心理預期被徹底打破了。

烏克蘭的遭遇，第一次以如此直觀的方式進入日本公眾視野：如果大國博弈失控，如果安全承諾失效，小國是否真的能“置身事外”？

正是在這種不安與焦慮中，日本社會的安全觀發生了微妙變化。

并非所有人都轉而支持擴軍，但對“提前準備”“增強威懾”的容忍度，明顯提高了。

右翼勢力并不是靠說服民眾壯大的，而是在地緣風險上升的背景下，被現實推著向前，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日本的民意。

這再次告訴我們，日本的普通民眾是不可靠的。

所謂日本民眾的抗議現場非常冷清

我們當然也看到過「媒體報道的」反對擴軍的抗議集會，但從公開畫面中。也只能看到稀稀拉拉的人群，說明這些抗議并不是主流民意，已經很難對政策走向產生實質影響。

04 日本對我國的“精密解剖”

日本對我國，始終抱有一種極為復雜、甚至帶有執念的情緒。

歷史上，它既曾長期學習、模仿我國文明，又在近代試圖以武力取而代之；加之狹長島國對大陸空間的結構性焦慮，使得日本對我們的關注，從來不是情緒化的，而是冷靜、耐心、持續的。

這種關注，體現在一個令人警惕的事實：日本對中國的研究，細致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

地理、山川、氣候、人口、民族結構、社會心理、地方差異——幾乎沒有哪個層面被忽略，而且這種研究并非零散進行，而是高度制度化、體系化的。

日本研究我國，長期運行著一套典型的“官—學—研”三位一體結構：

• 官，即政府系統。

  外務省、防衛省、經產省、國土交通省、警察廳警備局、公安調查廳等機構，分別從外交、安全、產業、交通、情報等角度，對中國進行長期研究。

  外務省和防衛省幾乎每年都會投入專項經費，委托民間機構開展針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課題研究。

• 學，即大學體系。

  日本多所知名高校中，存在大量終身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學者，對中國的區域、產業與社會問題有著持續數十年的跟蹤研究。

• 研，即獨立法人研究機構與企業研究部門。

  除了各類中國研究學會，不少大型企業內部本身就設有“中國部”，其研究深度往往直接服務于戰略決策。

這種官學研聯動的體制，效率極高、產出穩定，也極具現實導向。

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例子是：1981 年日本拍攝的紀錄片《長江》，至今仍被許多人認為是關于長江最出色的影像作品之一。

它的完成度，本身就說明了日本在“研究中國”這件事上，投入了怎樣的耐心與心力。

當然，任何國家對他國的深入了解，都不可能僅停留在公開資料層面。近年來多起日本間諜案件被披露，從側面印證了這一研究體系中更隱秘的一環。

歸根結底，這并非偶然現象，而是一種長期戰略警惕與現實野心并存的體現。

05 我們該怎么辦

一個必須正視的事實是：我們對日本的重視程度，明顯低于日本對我們的重視程度。

這并非第一次出現這樣的錯位。

歷史已經證明，低估日本的戰略意志和執行能力，曾經讓我們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

今天，日本一方面大幅擴充軍費、重塑國家安全戰略，另一方面對華研究持續深化，情報活動頻繁，其備戰意圖已經不再需要過多解讀。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我們仍然寄希望于“不會走到那一步”，本質上是一種危險的自我安慰。

戴季陶的那段話，放在今天依然刺耳而清醒：

“‘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次，裝在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排斥反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日本話、日本人都不愿意看見，這無異于思想上的閉關自守?！?/blockquote>

因此，結論并不復雜：

• 不要對日本抱有幻想

• 不要用情緒代替研究

• 不要在對方已經系統備戰時，選擇消極應對

福建艦

當對方已經厲兵秣馬，我們唯一理性的選擇，是做好最壞情況下的準備。

包括但不限于：在綜合國力允許范圍內，保持足夠的軍費投入與產業能力延續性；在關鍵領域，確保戰略威懾的穩定輸出。

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永遠不被迫進入戰爭。

下餃子不能停。

而且，必須持續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