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在中國之前登月！NASA連火星都放棄，美媒：這是最后倔強！

2026年1月初，由參眾兩院協商達成的NASA2026財年綜合撥款法案“徹底否決了白宮的激進削減”，將去年被砍到188億美元的NASA總預算又提升到了244.4億美元，比白宮提案高出56.3億，基本與2025年持平；科學預算恢復至72.5億美元，僅比去年微降1%，遠優于白宮去年曾報出的47%的砍幅。

一場拉鋸戰后，一切看似都回到了最初，從一定意義上NASA安全了，這場航天科學家與特朗普之間的戰爭好像是勝利了。甚至，美國再次站在重返月球的門檻上，根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阿爾忒彌斯’計劃時間表，它計劃2026年無人繞月（原計劃2月，現改到了3月）、2027年載人登月。這背后的焦慮與博弈卻無法忽視。今天的NASA，即便贏得了這場拉鋸戰，又拿到了與過去持平的大筆預算，卻也早已不同了。

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Sputnik 1），不僅標志著太空時代的開啟，更在美國社會、政治與科技界投下了一道深遠的“陰影”，進而深刻塑造了美國強調競爭與危機意識的戰略心理。美國曾保持科技領域的戰略自信，卻眼睜睜看著社會主義對手蘇聯率先踏入外層空間，這種“被超越”的危機感直接催生了1958年NASA的成立和《國防教育法》的通過，以及1961年阿波羅登月計劃的啟動。

而今，將近七十年前的那道巨大陰影雖已遠去，但其留下的印記依然塑造著該國對科技主導權的執念，昔日的對手也已悄然轉變為中國。

他們甚至刻意將中國的航天成就與象征性的“龍”的圖騰相勾連，炮制出極具冷戰色彩的“中國太空威脅論”。每當有中國航天器登陸火星、建成空間站或公布深空探測藍圖時，美國輿論便會驚呼迎來“新斯普特尼克時刻”，關于中國載人登月的“威脅論”調門也隨之水漲船高。

對此，中國航天界一直不予回應，而是穩扎穩打地扎好自身底盤，壯大內核競爭力。而今，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已明確提出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載人登月的目標，一系列高可見度的成就不斷涌現。

如嫦娥六號成功從月球背面采樣返回、天問系列火星探測任務穩步推進。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航天的發展，不僅著眼于提升自身能力，更始終秉持和平利用外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通過為全球科學界提供公共產品（如嫦娥六號搭載國際載荷、中國空間站向全球開放實驗資源） 來踐行這一承諾。

而今，中國科學家利用嫦娥六號從月背帶回的樣品，正在構建出一幅全新的月球演化圖景。例如，2026年1月,中國科學家公布，在月壤中首次發現并確認了天然形成的單壁碳納米管和石墨碳，這種在地球上需要復雜工藝才能合成的先進材料，在月球極端環境下竟然能自然孕育，堪稱“造物奇跡”。2026年2月又有驚喜傳來，中國科學家首次發現了月球上42.5億年前的古老蘇長巖，校準了月球“時間標尺”，否定了“晚期重轟擊”假說。此外，關于月背火山活動（約28億年前仍有火山噴發）以及月幔水含量（顯著低于正面）的重要發現。

正因如此，中國雖未公開提出載人登陸火星，但華盛頓的焦慮已從技術層面升格為戰略緊迫感。甚至有人坦言，這已經不僅是一場科技競爭，而是兩個航天大國之間的“戰略認知競爭”。

國家間太空競爭的壓力之外，NASA還需要承受來自政府的預算緊縮。早在2025年上半年，NASA的科學家們已經籠罩在美國政府帶來的前所未有的預算緊縮與人事收縮之下，深刻折射出美國太空戰略的深層邏輯與未來走向。

2024年特朗普重新當選美國總統后，主導成立了“政府效率部”（DOGE），以削減“冗余機構”為名迅速介入NASA預算與人事管理，主推“精簡化”“去中心化”“商業承包”。受此影響，2025年初，NASA推出“延期辭職激勵計劃”（DRP），名義上主張“人員更新與組織靈活”，實質是溫和但大規模的裁員預演。

按照慣例，2026財年從 2025年10月1日 開始，到 2026年9月30日 結束。2025年5月30日，白宮預算辦公室發布2026財年預算案完整版本，將NASA年度預算從248億美元砍至188億美元，削減幅度高達24%。受沖擊最大的是，NASA科學經費從73億美元驟降至39億，砍掉近50%的科學預算，數十項太空任務一度面臨“關停”指令。

2025年7月4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旨在重塑NASA預算結構的《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OBBBA法案》）。該法案意圖通過注資部分重點項目，對科學探測與載人項目進行戰術回血，來穩定阿爾忒彌斯計劃、月球門戶站建設以及火星遠征等戰略目標；對地球觀測則做了舍棄。在當時看來，這項《OBBBA法案》已然比白宮的預算草案樂觀許多，其由國會參議院通過似乎已成定局。

然后，此后的預算之爭并未停息。參議院商業、科學與交通委員會主導多輪聽證，邀請多位科學家、國際合作伙伴及國防專家做證。預算之爭的背后，實質上是美國軍工復合體、科研機構、商業航天資本及國際盟友等多方利益訴求在國會舞臺上的博弈與妥協。歐空局代表直言：“若NASA退出合作項目，我們將不得不重新評估方向。”美國國防部則警告：地球觀測能力關乎氣候安全與軍事預警，不可外包。

在長達半年的博弈后，到了2026年1月初，由參眾兩院協商達成的NASA2026財年綜合撥款法案“徹底否決了白宮的激進削減，使得這場危機迎來了戲劇性的轉機：NASA總預算定格在244.4億美元，比白宮提案高出56.3億，基本與2025年持平；科學預算恢復至72.5億美元，僅比去年微降1%，遠優于白宮47%的砍幅。這個維持住NASA的基本體面的244.4億美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該法案為NASA的SLS（太空發射系統）、獵戶座飛船等提供了額外的跨年度資金支持，使得表面上的微降在實際執行中并未對阿爾忒彌斯計劃造成擠壓。

這一逆轉并非偶然，是美國制度內在制衡機制的體現。白宮試圖以行政權力推動激進轉向，國會則以立法權威實施政策糾偏。在中美太空競爭加劇（中國天問三號計劃2030年前采樣返回）背景下，美國不再滿足于“科學領先”，而要展示“載人登火”的壓倒性優勢。在這一背景下，火星樣本取回任務（MSR）成為NASA最大的“調整代價”。這項原本被航天界視為“圣杯”的任務，因預估成本高達80–110億美元、返回時間推遲至2040年，被國會明確拒絕撥款。

對MSR取而代之的是“火星未來任務”（Mars Future Missions）：撥款1.1億美元，聚焦雷達、光譜學、進入與下降著陸（EDL）等關鍵技術，將戰略重心從“帶回石頭”轉向“送人上去”——這清晰表明，面對中國在載人航天領域的步步緊逼，美國已將資源優先押注于載人登陸火星這一更宏大、更具象征意義的目標。

商業化路徑繼續推進。新任NASA局長賈里德·艾薩克曼（Jared Isaacman）——一位億萬富翁宇航員兼商業航天倡導者——將主導這一轉型。最新的預算案還明確支持在阿爾忒彌斯三號實現美國重返月球后，從阿爾忒彌斯四號起全面采購商業登月服務，并由VAST、公理航天等商業航天企業接替國際空間站。

正如行星學會的凱西·德賴爾（Casey Dreier）所言：“在必須與中國等國家保持競爭力的關鍵時刻，（NASA的）這種內耗不僅徒增摩擦，更導致效率低下。”

除了對內部的影響，NASA的轉向對于美國商業航天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就在這個月（2026年2月），馬斯克突然宣布“急踩剎車”，將星艦（Starship）的戰略重心從火星轉向月球，這一變陣其實正是對美國國內政治博弈的精準“蹭流”。

很顯然，馬斯克收到了那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短期內，火星項目的預算在收縮，甚至要為登月“讓路”。面對這種“沒錢又高風險”的局面，向來精明的馬斯克自然選擇了最理性的路徑——暫時擱置火星，全力押注月球。無論是為了應對中國航天的步步緊逼，還是解決宇航員滯留等現實不確定性，此刻的月球都成了政客和商人共同的最優解——畢竟，在白宮與國會的博弈夾縫中，緊跟資金流向，才是商業航天生存的第一法則。

現實的太空競爭（也有人稱為空緣政治）從未如此真切。對比兩國太空發展路線，美國更多是 “政治目標驅動、市場力量補充、在競爭壓力下調整” ，而中國則呈現出 “戰略規劃驅動、國家主導實施、系統性穩步推進” 的特點。當下，中國不僅在加速載人登月，還在構建覆蓋月球、火星、系外行星的完整科學探測體系。而美國的選擇是：近期目標，確保2027年阿爾忒彌斯三號載人登月搶在中國之前；較遠目標則是，放棄昂貴的機器人采樣，全力為21世紀30年代中期載人登陸火星鋪路。科學任務雖被保住，但已從“全面開花”轉向“精準打擊”——每一筆經費都帶有明確的地緣競爭指向。

這場從2025年夏天到2026年初的預算拉鋸戰，看似表面上的危機暫緩，最終沒有讓NASA滑向深淵，但也未能完全回到黃金時代。它揭示了一個冷峻現實：在財政緊縮與大國競爭并存的時代，太空探索不再只是人類對未知的浪漫追尋，更是國家意志、技術實力與制度韌性的綜合較量。

這場預算風波揭示了一個根本性對比：美國太空政策正深陷國內政治周期與大國競爭訴求的拉扯，其政策搖擺與內耗代價高昂；而中國航天則堅持一條戰略規劃穩定、自主根基堅實、合作意愿真誠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錨定2035科技強國的宏偉目標，中國航天正以堅實的步伐逐夢蒼穹。面向未來，無論國際格局如何演變，中國都將秉持“外空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敞開合作的大門。因為我們深知，唯有在開放中共享成果，在協同中攻堅克難，才能讓航天事業真正成為造福全人類的崇高事業，這既是大國的擔當，也是中國航天人對歷史接力棒的莊嚴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