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曾說：亡于日本，能為亡國奴；亡于共黨，為奴亦不能

1931年的中國，就像一艘在驚濤駭浪里搖搖欲墜的船，外面有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虎視眈眈，船內還有各派勢力的互相拉扯。

而這一年8月22日，南昌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的會議上，蔣介石的一句話，直接給這艘船的航向定了調，也為一個月后的東北淪陷埋下了伏筆。

他當著一眾軍官和黨務人員的面說：“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這話聽著離譜，卻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實打實的歷史記錄佐證，連新華網等權威媒體都曾引用過這個時間和內容。

這里的“帝國主義”，明眼人都知道指的是日本——畢竟當時的東北，早就被日本關東軍攪得天翻地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接連發生，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可蔣介石偏要在這個節骨眼上，把共產黨當成比日本更可怕的敵人。

究其根本，還是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內”的歪理在作祟。1931年的國民黨，剛打完中原大戰，蔣介石正忙著收攏內部勢力，江西的第三次“圍剿”紅軍行動更是被他當成頭等大事。

在他眼里，共產黨在江西蘇區搞土地改革，把窮人都團結在了一起，這是要徹底顛覆國民黨代表的利益集團，是“心腹之患”；而日本的侵略，不過是“皮膚之疾”，就算打輸了，頂多當個亡國奴，還能混口飯吃，可要是敗給共產黨，連當奴隸的機會都沒有。

這種看似“現實”的盤算，實則是對民族危機的極度輕視。那時候的日本，早就為侵略中國做好了萬全準備：1931年上半年，萬寶山事件里，日本人借著朝鮮僑民的名義挑事，還在朝鮮煽動排華，害死了不少華僑；

中村事件中，日本軍官偷偷搞間諜活動被處決，日本又借機大做文章，向中國施壓。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日本的下一步，必然是大規模的武裝侵略。

可蔣介石對此的應對，卻是一味的“避戰”。他早就給張學良下了“力避沖突”的指令，哪怕東北軍有十幾萬兵力，而日本關東軍只有一萬多人，他還是堅持不抵抗。

8月22日他說完那句狂言后，僅僅過了27天，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就炸了柳條湖鐵路，栽贓中國軍隊，隨即進攻沈陽北大營。而東北軍按照蔣介石的指令，一槍未發就撤退了，日軍幾天內就占領了沈陽，短短幾個月，整個東北三省全部淪陷。

東北丟了，受苦的是老百姓。日本扶植溥儀建立偽滿洲國，把東北變成了他們的資源基地，礦產、糧食被瘋狂掠奪，無數東北人被迫成為勞工，要么逃難關內，要么在日軍的鐵蹄下忍饑挨餓。

而蔣介石呢？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國聯身上，以為國際社會能出面制裁日本。可國聯派來的李頓調查團，最后只拿出了一個“國際共管東北”的建議，沒有任何實際制裁措施，日本甚至直接退出國聯，繼續蠶食華北。

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就因為他的短視和誤判，成了民族之恥。

而蔣介石口中的“心腹之患”共產黨，卻在做著完全相反的事。當時的蘇區，土地改革讓農民有了地、有了盼頭，紅軍的隊伍也越來越壯大。面對國民黨三十萬大軍的圍剿，毛澤東指揮紅軍打了漂亮的反圍剿戰役，前三次全都成功頂住。

即便后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被迫長征，也始終沒有忘記抗日的初心，一路北上，只為奔赴抗日前線。

蔣介石的這句狂言，不僅暴露了國民黨高層對共產黨的極端敵視，更讓國內的抗日熱情被狠狠打壓。學生、知識分子上街游行要求抗日，卻遭到國民黨的鎮壓抓捕；

而共產黨則接連發表宣言，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甚至在敵后開展游擊斗爭，用實際行動扛起抗日的大旗。兩相對比，誰真正把民族利益放在心上，一目了然。

這種“先內斗，后抗日”的策略，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才被打破。張學良、楊虎城扣下蔣介石，逼他聯共抗日，這才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全民族抗戰終于爆發，但這時候的中國，已經因為東北的淪陷付出了巨大代價，日本的侵略氣焰也因為前期的順利而愈發囂張。

即便合作抗日，國民黨也始終沒有放下對共產黨的戒備。1939年封鎖陜甘寧邊區，1941年制造皖南事變，襲擊新四軍，導致葉挺被捕、項英犧牲，一次次破壞抗日統一戰線。

而共產黨則始終堅持抗日，一邊在敵后戰場打擊日軍，一邊繼續推行土地改革，贏得了越來越多百姓的支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民黨又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可此時的民心早已向背。共產黨憑借著人民的支持，在1948到1949年的三大戰役中徹底擊潰國民黨，蔣介石最終只能敗退臺灣。

他當年那句“亡于共黨，為奴亦不能”的話，終究成了一句笑話——共產黨從來不是要讓誰當奴隸，而是要讓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能當家作主。

1931年的那句狂言，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國民黨當時的短視和自私。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的時刻，蔣介石把階級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選擇先內斗后抗日，最終不僅丟了國土，也丟了民心。

而歷史也用事實證明，任何時候，只有團結一心、共御外侮，才能讓國家站穩腳跟，那些只顧一己私利、忽視民族大義的選擇，終究會被歷史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