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利己主義的鼻祖：復盤杜鴻漸案，是誰把大唐尊嚴賣給了異族？

公元763年，曾經萬邦來朝的大唐長安城迎來了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之一。

安史之亂的硝煙尚未完全散去，西方邊陲的吐蕃鐵蹄便如洪流般涌入關中。

僅僅用了十余天時間，這座號稱永不陷落的雄城便在兵荒馬亂中第二次易主。

然而最令人感到窒息的并不是異族的入侵，而是當時守衛這座城市的帝國重臣們表現出的極度冷漠。

作為宰相級別的核心人物，杜鴻漸在關鍵時刻不僅沒有組織像樣的反抗，反而在這場浩劫中玩起了一場精致的生存游戲。

他將個人的政治籌碼凌駕于國家尊嚴之上，親手揭開了中唐官僚集團集體腐朽的冰山一角。

這篇文章就從朱雀大街上的第一聲胡笳，以及杜鴻漸那份充滿算計的降書說起。

長安之恥，當異族的鐵蹄踏碎朱雀大街，滿朝朱紫貴竟無一人是男兒。

一、 盛世余燼：邊防空虛下的必然悲劇

安史之亂爆發后，為了收復洛陽與長安，大唐朝廷幾乎抽干了西域以及隴右的所有精銳部隊。

這導致原本穩固的邊防變成了一張薄紙。

吐蕃趁虛而入，在短短幾年內便蠶食了大量的關中門戶。

當時的唐代宗李豫正沉浸在叛亂平定的虛假幻象中，對西方的威脅反應遲鈍。

當吐蕃數十萬大軍翻過秦嶺山脈直指長安時，朝廷上下竟然還在為權力的分配而爭論不休。

作為皇帝最信任的重臣之一，杜鴻漸此時掌握著調動禁軍以及協調防御的核心權力。

但他面對如狼似虎的吐蕃騎兵，第一反應竟然不是調兵遣將，而是如何在這場必然的城破中保全自己的家族利益。

這種由于長期處于溫室政治而產生的軟弱，讓長安的防御形同虛設。

在他看來，帝國的土地可以丟失，但宰相的門第卻必須在亂世中屹立不倒。

當權力的野心遇到無法阻擋的兵鋒，官僚集團的首選往往是跪下，而非拔劍。

二、 長安陷落：精致利己主義者的表演時刻

公元763年十月，吐蕃大軍攻破關隘，唐代宗倉皇逃往陜州。

就在皇帝出逃的混亂時刻，長安城內出現了詭異的一幕。

杜鴻漸作為留守重臣，竟然下令打開城門，禁止百姓自發組織抵抗。

他并沒有像古代先賢那樣以死報國，而是換上了一身樸素的服裝，帶著門客在城門口迎接吐蕃將領馬重英。

這種極度精致的利己主義表現得淋漓盡致：他不僅要保命，還要通過與占領者的合作，成為維持長安秩序的不可或缺之人。

吐蕃軍進入長安后，展開了瘋狂的掠奪。

原本繁華的東市與西市化為焦土，皇宮里的珍寶被洗劫一空。

而杜鴻漸卻穩坐在自己的府邸中，甚至與吐蕃高層談笑風生。

他用一種近乎冷血的理智在計算著每一份交易，仿佛這座被踐踏的都城并不是他的家鄉，而僅僅是一張可以用來博弈的談判席。

真相在生存面前往往顯得廉價，而百姓的鮮血則成了官僚保全富貴的祭品。

三、 擁立傀儡：杜鴻漸親手炮制的奪命戲碼

為了讓吐蕃的占領顯得合法化，杜鴻漸建議吐蕃將領立一名皇室成員為傀儡皇帝。

在他的暗中運作下，廣武王李承宏被推上了那張搖搖欲墜的龍椅。

這不僅是對唐代宗的背叛，更是對李唐皇室尊嚴的徹底踐踏。

杜鴻漸在其中扮演了輔政大臣的角色。

他利用自己對大唐官制的了解，幫助吐蕃人建立起了一套暫時的統治秩序。

他通過這種方式向吐蕃人證明：如果沒有他這個漢臣的協助，異族根本無法管理這座龐大的百萬人口城市。

這種賣友求榮的行為，在當時甚至被他包裝成了保全百姓的權宜之計。

但在歷史的濾鏡下，這種說辭顯得極其蒼白無力。

他所保全的僅僅是那些同樣愿意低頭的朱紫權貴，而朱雀大街上的普通商販以及守城士兵，早已成為了異族馬刀下的亡魂。

真正的墮落不是武力的失敗，而是精英階層在道義上的全盤撤退。

四、 極度利己：中唐官僚體系的信仰崩塌

杜鴻漸案并非孤例，它折射出的是中唐時期整個官僚體系的信仰崩壞。

安史之亂后，科舉選拔出來的文人逐漸失去了那種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主義，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為了家族延續而產生的極度算計。

這些飽讀詩書的大臣在面對外敵時，首先考慮的是資產如何轉移，門生如何安置。

杜鴻漸這種精致利己主義者深知，只要他掌握著行政能力，無論是大唐皇帝還是吐蕃首領，都必須重用他。

這種技術官僚的優越感，讓他可以毫無心理壓力地在不同主子之間切換身份。

他甚至在事后寫給唐代宗的自辯書中，將自己的行為描述為在敵營中潛伏待機。

這種厚顏無恥的政治修辭，進一步證明了那個時代權力邏輯的荒謬。

當個人的生存能力被等同于政治智慧，這個帝國距離徹底的消亡也就不遠了。

通過這場慘烈的長安陷落，歷史重塑了我們對中唐亂局下官場底線的深刻認知。

五、 歷史的審判：余溫消散后的血色回響

吐蕃人并沒有在長安待太久，由于名將郭子儀率軍勤王，異族聯軍在洗劫了整整十五天后帶著財寶撤退。

長安城雖然收復了，但這座城市已經失去了魂魄。

唐代宗回到都城后，竟然由于各方利益的牽扯，并未對杜鴻漸這種公開投敵的行為進行嚴厲清算。

杜鴻漸在隨后的歲月里依然位居高位，甚至在死后還得到了朝廷的追封。

這種是非顛倒的結局，給了后世史官極其沉重的打擊。

他在朱雀大街上留下的不僅是降書，更是一道關于文人風骨的永久傷痕。

那段長安之恥的歷史時刻告訴我們：當一個國家的脊梁骨學會了“轉彎”，再堅固的城墻也不過是異族的獵場。

杜鴻漸這種人的存在，預示了中唐以后政治環境的進一步惡化。

在那場長達半個月的權力迷局里，沒有人是真正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