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從來不缺那些富甲一方的富豪,他們懷著愛國之心,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但有4位富豪卻選擇背道而馳。
他們在中國瘋狂撈金,最后將錢捐給了美國,他們雖然都是中國人,卻不想著回饋祖國,而是殷勤的對美國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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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夫婦,他們的SOHO中國在北上廣核心地段建了不少高檔寫字樓,靠出租這些物業賺了多年穩定收入。
根據2025年的財報,就算公司出現虧損,上半年毛利還能達到5.49億元,可見在國內的賺錢能力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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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2011年開始,他們陸續花12億美元收購紐約的商業物業,還向哈佛大學捐了1500萬美元,給耶魯大學捐了10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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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捐款是為了幫中國貧困學生留學,但實際情況是,潘石屹的妻子張欣后來拿到了美國國籍,一家人也通過這些操作融入了美國的高端圈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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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這樣的“優質資本”很歡迎,給他們提供了快速移民和身份認證的便利,這本質上就是用在中國賺的錢,換美國的身份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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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何巧女,她的東方園林曾經承接了上百個國家級市政景觀工程,是行業里的龍頭企業,靠著這些國內項目賺得盆滿缽滿。
但在企業債務突破183億元、多地項目停工、供應商上門討債的時候,她卻宣布要分十年向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捐贈15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9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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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錢雖然說是面向全球公益,但當時被美國媒體大量報道,把她打造成“全球環保領袖”的形象,其實這就是借著公益的名義,用海外捐贈換國際聲譽,想對沖國內的債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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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美國媒體的宣傳沒能救得了她的企業,最后東方園林還是破產重整,她自己也成了被執行人,承諾的捐款也沒兌現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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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陳啟宗兄弟也不例外,他們的恒隆集團在大陸做高端商業地產,上海港匯恒隆廣場這樣的項目常年租金回報率很高,靠著大陸的商業紅利賺了巨額財富。
但他們通過家族基金,一次性給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捐了3.5億美元,創下哈佛校史最大單筆捐款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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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甚至把學院改名為“哈佛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用他們父親的名字命名。
陳啟宗兄弟都曾在美國求學,這次大額捐贈讓他們在美國學術圈和上流社會獲得了極高的認可度,相當于用在大陸賺的錢,買了美國精英圈層的入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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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說郭臺銘,他的富士康在大陸發展了二十多年,從深圳龍華的小工廠,發展成在珠三角、長三角、中西部有多個超級工廠的制造業巨頭。
巔峰時期員工超過150萬人,靠著代工蘋果等電子產品賺得巨額利潤,大陸市場一直是富士康的核心營收來源。
但2018年,郭臺銘高調宣布要投資100億美元在美國建液晶面板廠,美國政府給了他40億美元的補貼,其中每個工作崗位的補貼高達23萬美元,是美國正常標準的50倍。
可七年過去了,這座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跡”的工廠,只建了一個數據中心,剩下的幾千英畝地都成了草地,沒生產出任何產品。
郭臺銘本來想靠討好美國政府拿更多蘋果訂單,結果反而被美國的政策套路,既沒賺到錢,還砸了自己的招牌。
這四位富豪的行為,表面看是捐贈或投資,背后其實是美方的一套隱形運作機制。美國會用身份認證、精英圈層準入、政策補貼這些好處,吸引中國的富豪把資本轉移過去。
對富豪們來說,他們想通過給美國送錢,換得家族身份的轉換、資產的全球化配置,還有經營風險的分散,但他們大多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美國的這些好處不是白給的,都是有附加條件的。
潘石屹夫婦雖然拿到了美國身份,但SOHO中國的經營狀況越來越差;何巧女想靠海外捐贈救企業,最后還是逃不過破產的命運;郭臺銘拿了美國的巨額補貼,卻沒能兌現建廠承諾,反而落得個被嘲諷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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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經歷說明,靠著向美國輸送利益換不來長久的保障,反而可能因為忽視國內市場和責任,最終自食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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