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飛之女葉之楓師從啟功，1986年泄密獲刑17年

1985年的冬天，京城寒風刺骨，某部委辦公大樓的一間會議室里，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幾位主管進口業務的負責人盯著桌上那堆合同，臉色比鍋底還黑。

這批單子太邪門了，外商報出的價格就像是安了導航一樣，“精準”得嚇人。

要知道，在國際貿易的談判桌上，哪次不是雙方像拉鋸一樣，你進我退，磨破了嘴皮子價格才會一點點靠攏？

可這幾筆進口汽車的買賣，洋人給出的報價，竟然不偏不倚，正好卡在我們內部定下的“底線”邊上。

一次算巧合，兩次算運氣，要是連著三次都這樣，那這就不是生意了，這是有人在就把家底往外掏。

順著這點蛛絲馬跡，有關部門立刻開始暗中摸排。

查出來的結果，讓所有人眼珠子差點掉出來：那個在牌桌下給對手遞牌的人，居然是國家經委進出口局的副處長，也是開國上將葉飛的大女兒——葉之楓。

這消息一出，在當年的北京圈子里就像扔了一顆重磅炸彈。

大伙兒怎么都想不通：一個根正苗紅的“紅二代”，又是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前程似錦，怎么會為了幾臺錄像機、幾萬塊錢，就把國家的利益給賣了？

其實，咱們要是把時鐘撥回到案發前，扒開她當時面臨的岔路口，你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什么一時糊涂，而是一場算盤打得精刮響，結果卻輸得底掉的利益交換。

那時候葉之楓手里的權力有多大？

80年代初，咱們國家搞的是價格“雙軌制”。

計劃內的東西是白菜價，計劃外的那就是天價。

這中間巨大的差額，就是那個年代財富的噴涌口。

而葉之楓管的，偏偏是當時搶破頭的“硬通貨”——國家專項進口汽車的審批權。

那會兒，一家單位想買輛車，排隊排上班年那是家常便飯；私人想搞輛進口車？

那是做夢。

她手里的筆尖只要稍微歪一歪，批出來的就是無數人搶破頭都搶不到的金疙瘩。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港商張常勝湊了上來。

這也是葉之楓碰上的頭一個大考驗：這個“見面禮”，接還是不接？

張常勝是個老江湖，沒一上來就談什么大生意，而是先搞“感情投資”。

葉之楓隨口漏了一句無關痛癢的數據，張常勝轉手就遞上了2.5萬港幣和一臺錄像機。

當時普通工人一個月累死累活也就拿幾十塊錢，這一臺錄像機，夠普通老百姓不吃不喝干好幾年的。

葉之楓心里的那桿秤，歪了。

她大概覺得，自己就是動動嘴皮子，既沒殺人放火也沒搶劫，但這實實在在的好處卻是唾手可得。

也就是在揣進這第一筆“感謝費”的時候，她心里的那道防洪堤，決口了。

這就是犯罪心理學里常說的“破窗效應”：窗戶一旦打破一個洞，后面再爛下去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兒。

人的心理防線這玩意兒，從來只有守得住和守不住，沒有守住一半的說法。

緊接著，第二個更要命的決策點來了：是用專業本事給國家守門，還是用專業本事鉆空子？

葉之楓可不是那種混日子的紈绔子弟。

她在70年代可是憑真本事考進上海交通大學船舶系的，那是國家重點項目的王牌專業。

畢業進了經委，同事對她的評價都是“英語溜，談判腦子清楚”。

說白了，她是個懂行的內家子。

可偏偏就是因為懂行，她這一叛變，殺傷力才大得驚人。

普通人泄密，可能就是嘴把不住門說漏了；葉之楓泄密，那叫“技術性犯罪”。

她不光把談判的底價透給張常勝，還利用自己對國家政策變動時間的精準拿捏，手把手教外商怎么通過“倒簽合同”來躲避監管。

這筆賬算下來，能把人氣得哆嗦：短短半年，就因為外商看穿了我們的底牌，搞得我們在談判桌上處處挨打，只能捏著鼻子認高價。

光進口汽車這一項，國庫就多掏了將近一千萬美元的冤枉錢。

一千萬美元啥概念？

在那個外匯比金子還金貴的年代，這筆錢夠蓋起兩座大型汽車裝配工廠。

那葉之楓從中落著了多少好呢？

案發后一統計，她涉案的金額折合人民幣大概兩百多萬。

為了這兩百萬的私房錢，她讓國家賠進去了一千萬美元的外匯儲備和兩座潛在的工廠。

這筆買賣，她是贏了小賬，輸了大賬；肥了個人，坑了國家。

等到1986年辦案人員頭一回找她談話時，葉之楓的反應特別耐人尋味。

她一點沒覺得慌，反而一臉的無所謂。

她翻來覆去就那套詞兒：“我就是隨口聊聊，沒想過要害國家。”

這話，其實把她潛意識里的第三個錯誤邏輯給抖摟出來了：把“個人撈錢”和“國家損失”在心里做了切割。

在她的腦子里，她和張常勝那是“朋友幫忙”，拿錢屬于“禮尚往來”。

至于國家賠了多少錢，那是公家的事，是個冷冰冰的數字，跟她個人的良心沒半毛錢關系。

這種“高知犯罪”最陰的地方就在這兒。

他們總喜歡拿“人情”、“潛規則”來給自己催眠，好讓那本來就不怎么堅定的良知徹底麻木。

可這套歪理邪說在鐵證面前根本站不住腳。

錄音、信件、錢款去向，每一條證據都指向一個事實：這不是什么無心之過，這就是對國家利益的蓄意出賣。

這事兒傳到葉飛將軍耳朵里的時候，老將軍正病著，躺在床上。

葉飛這一輩子，那是從閩東游擊戰一路打到福建解放，治軍嚴得出了名。

他對家里的孩子有個雷打不動的“約法三章”：不許出國鍍金、不許利用關系經商、不許為了私利拉關系。

這三條規矩，在當年的部隊大院里那是硬得不能再硬的杠杠。

葉飛的大閨女葉小楠調動工作，全程繞著父親的管轄范圍走；三閨女葉葳葳被分到條件艱苦的青海德令哈，寫信想調回來，葉飛回信就一句冷冰冰的話：“別人能在那個鬼地方活，你咋就不能？”

葉葳葳在戈壁灘上硬是扛了好幾年，愣是沒動用父親的一丁點權力。

同樣的家風，同樣的爹，咋到了葉之楓這兒就不靈了呢？

葉飛聽完案情，長嘆了一口氣，說了句讓人心酸的話：“家教還是薄了。”

這句感嘆，后來在老干部堆里傳得很開。

這不光是一位父親的自責，更像是對那個劇變時代的一種反思。

在戰火紛飛和建設初期，考驗的是生與死、能不能吃苦。

葉家的孩子在這方面都挺直了腰桿。

葉之楓早年靠自己考大學、拼命工作，也證明了這一點。

可到了80年代，考卷變了。

考題不再是槍林彈雨，而是燈紅酒綠；不再是能不能吃苦，而是能不能扛得住誘惑。

當手里的權力變現變得這么容易，當周圍的人都開始瘋搶票子，那個曾經只屬于“公家”的道德大堤，要是光靠“家教”來守，確實顯得單薄了點。

沒有制度的籠子，家教再嚴也擋不住人性的貪婪。

最高人民法院后來特意把這個案子當典型發出來，就是為了給所有人提個醒：在法律面前，沒有什么“將門之后”，只有“守法公民”。

葉之楓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這一錘子下去，算是給那個躁動的時代敲了一記警鐘。

進了監獄的葉之楓，人生路算是徹底斷了。

漫長的17年刑期，逼著她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

聽說，她在號子里開始拿起了畫筆。

出來以后，更是拜了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當老師，一門心思鉆研書畫。

后來，她的作品《松鶴圖》在展覽上露了面。

懂行的人看了說，畫風沉穩內斂，筆墨里再也找不見當年談判桌上那種算計和銳氣。

有個細節值得一說，她把部分畫作拍賣了，換來的錢全都捐給了公益事業。

這種做法，雖然跟父親葉飛“保家衛國”的路子不一樣，但在某種程度上，她似乎想找回那個曾經丟掉的葉家底色——“不謀私利”。

只可惜這份覺醒，來得太晚，代價太慘重。

回想1985年的那個深秋，要是她在張常勝遞過來那一沓子港幣的時候，腦子里能閃過德令哈漫天的風沙，或者父親那張嚴肅的臉，也許一切都會不一樣。

但歷史不賣后悔藥。

所有的選擇，早就已經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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