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貴州的大山溝里,務川縣濯水鎮(zhèn)炸鍋了。
那個平日里只會挑著擔子走街串巷、見誰都樂呵呵的“老實頭”劉正剛,竟然被幾名從重慶遠道而來的公安干警給堵在了屋里頭。
街坊四鄰一個個你看我我看你,下巴都要驚掉了。
在他們眼里,這老劉就是個苦哈哈的貨郎,四十多歲才娶上個帶娃的媳婦,賣點針頭線腦過日子,從來不敢跟人紅臉。
就連供銷社的頭頭都在旁邊直搖頭:“搞錯了吧?
這人三棍子打不出個悶屁來啊。”
可這層皮底下,藏著的不是什么劉正剛,而是鄭蘊俠。
這哪是什么小商販,分明是一條漏網(wǎng)了整整八年的“大魚”。
此人來頭大得嚇人:黃埔軍校四期科班出身,國民黨中統(tǒng)少將,坐過軍法執(zhí)行總監(jiān)部司法長的位置。
論起肩上的那顆星,他和軍統(tǒng)那位赫赫有名的戴笠是平起平坐的。
一個在上海法學院深造七年、在國民黨核心圈子里混得風生水起的頂尖特工,怎么就鉆進貴州窮山溝里賣起了梳子?
又是咋個在潛藏八年后漏了馬腳?
這事兒說來話長,簡直就是一場拿命做賭注的貓鼠游戲,也是一個人在時代洪流里垂死掙扎的絕唱。
把日歷翻回1949年的重慶,擺在鄭蘊俠面前的,其實就是道送命題。
那時候,解放軍進軍大西南的號角聲已經(jīng)震天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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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統(tǒng)的高層骨干,鄭蘊俠心里跟明鏡似的:自己欠下的血債實在是太多了。
郭沫若被他的人打傷過,李公樸流過血,《新華日報》社被他帶人砸過,甚至還搞出了震驚一時的“滄白堂事件”。
周恩來總理都親自過問,下了死命令:“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留下來肯定是個死。
那時候,他腦子里盤算著三條活路。
頭一條,最穩(wěn)當:飛臺灣。
憑他的少將軍銜,只要能混進成都機場,弄張機票不算難事。
第二條,鉆林子當土匪。
他和重慶衛(wèi)戍總司令楊森穿一條褲子,拉起個“東西山游擊縱隊”,想負隅頑抗。
第三條,往國外跑。
鄭蘊俠一開始選了第二條,結果現(xiàn)實狠狠給了他一巴掌。
解放軍一到,那幫烏合之眾跟紙糊的一樣,嘩啦一下全散了。
沒轍了,他只能把寶押在第一條路上——奔成都,飛臺灣。
可偏偏在這個要命的關口,出了個岔子。
鄭蘊俠千算萬算,沒算到心腹之人反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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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開車的李增榮,早就跟地下黨接上了頭。
就在往成都跑的半道上,吉普車突然趴窩,怎么打火也沒動靜。
原來是李增榮趁人不備,往發(fā)動機里撒了一把沙子。
雖說身邊保鏢太多,李增榮沒能把他活捉,但這把沙子,直接把鄭蘊俠逼到了懸崖邊上。
車廢了,時間也沒了,通往臺灣的大門徹底關死。
這種時候,老特務的心理素質(zhì)顯出來了。
他立刻啟動備用方案——既然天上飛不了,那就從地上鉆。
他盯上了滇緬金三角。
抗戰(zhàn)那會兒,他跟著中國遠征軍去過印緬邊境,對那片山溝溝熟得很。
他的算盤是:跨過赤水河,穿過貴州進云南,最后溜出邊境去金三角。
只要到了那兒,靠著國民黨殘部的槍桿子,小命算是能保住。
可誰知道,這張大網(wǎng)比他想象的還要緊。
等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摸到赤水河邊,一看傻眼了,河邊全是解放軍的崗哨。
這條道,也被堵死了。
前無去路,后有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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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兒的鄭蘊俠,把心一橫,玩了招險棋:燈下黑。
他沒往荒郊野嶺跑,反倒掉頭鉆進了川南的重鎮(zhèn)——瀘州。
要在眼皮子底下活命,光躲是不行的,得有個像樣的身份。
鄭蘊俠把兜里的錢全掏出來,弄了一千把梳子和一大堆干桂圓,要把自己偽裝成個走南闖北的生意人。
為了演得像,他還找了個疑似特務的“王大哥”,私刻了蘿卜章,偽造了證明信,給自己安了個新名號:“劉正剛”。
靠著這層皮,他混進了涪陵一家榨菜廠當雜工。
在這兒,鄭蘊俠犯了個“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忌諱。
為了掩蓋自己國民黨高官的底子,他拼命裝“進步”。
干活不惜力,吃苦耐勞,嘴里還老掛著“咱們工人階級當家作主”這類的新詞兒。
這招看著高明,其實是找死。
一個剛來的臨時工,覺悟這么高,嘴皮子這么利索,沒幾天就被評上了廠里的“積極分子”。
要是擱在平時還好,可那會兒正趕上抗美援朝,前線要物資,榨菜和炒面那是戰(zhàn)略軍需。
部隊直接進駐接管了工廠。
這下鄭蘊俠慌了神。
部隊一來,那是真刀真槍的政審和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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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個“積極分子”哪經(jīng)得起查?
那一刻,他當機立斷,隨便編了個理由,連夜腳底抹油——溜了。
這次逃命讓他琢磨透了一個理兒:在人堆里太“冒尖”是會送命的。
想活下去,就得把自己低到塵埃里,讓人瞅一眼就不想瞅第二眼。
于是,他一路狂奔,鉆進了貴州犄角旮旯里的務川縣濯水鎮(zhèn)。
到了這兒,他把知識分子的架子全扔了。
衣服破破爛爛,臉曬得跟黑炭似的,走路一瘸一拐,活脫脫一個沒見過世面的鄉(xiāng)下貨郎。
有個好心的“何大娘”看他可憐,讓他住進了自家院子。
話雖這么說,鄭蘊俠心里還是不踏實。
到了1953年,他猛地發(fā)現(xiàn)自己身上有個大窟窿:他都四十了,雖說窮,但好手好腳能干活,在那種閉塞的山溝溝里,一個四十歲的大老爺們不娶媳婦,這本身就是個極不正常、極招眼的事兒。
為了把這窟窿堵上,他做了個關乎后半輩子的決定:成家。
在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撮合下,他娶了個叫邵春蘭的農(nóng)婦。
邵春蘭模樣普通,也是個苦命人,只想找個漢子搭伙過日子。
這樁婚事,成了鄭蘊俠最好的迷彩服。
有了婆娘,有了家,他看起來終于像個地地道道的濯水鎮(zhèn)人了。
可恐懼這東西就像影子,怎么甩都甩不掉。
有回在村頭,他冷不丁撞見張熟臉——汪恒興。
這人當年在重慶跟他打過交道。
倆人眼神一撞,鄭蘊俠脊梁骨都在冒涼氣。
雖說汪恒興沒當場戳穿他,但這事兒成了他的噩夢。
他立馬躲了出去,一連消失了好些天。
等他悄摸潛回鎮(zhèn)上,媳婦邵春蘭告訴他,鎮(zhèn)上來了倆奇怪的“生意人”,買賣做得有一搭無一搭,專找小販打聽事兒。
鄭蘊俠心里跟明鏡似的,那八成是便衣。
那回,他算是僥幸躲過一劫。
這次驚魂讓他想通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如今這世道變了,再怎么跑,早晚也是個死。
與其在逃命路上被逮住,不如就死磕在這個窮鄉(xiāng)僻壤,賭一把“大隱隱于市”。
從那以后,他再沒動過離開濯水鎮(zhèn)的念頭。
可惜,他千算萬算,漏算了一樣東西:刻在骨子里的“精英味兒”。
鄭蘊俠畢竟是黃埔四期的高材生,爹是留日的,自己又是法學院科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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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幾十年的熏陶,哪是穿幾件破衣裳、曬幾層黑皮就能洗干凈的?
在鎮(zhèn)上待久了,狐貍尾巴還是露了出來。
雖說他極力學農(nóng)民說話辦事,但不經(jīng)意間,嘴里偶爾會蹦出幾個成語,或者聊起天來條理清楚得嚇人。
在老實巴交的村民看來,這個貨郎說話有時候“酸溜溜”的,太不一樣了。
這種“不對勁”引起了當?shù)厝说木X。
消息一層層往上遞:鎮(zhèn)干部覺得蹊蹺,報給了縣局;縣局一核對,發(fā)現(xiàn)這人的特征跟通緝令上的中統(tǒng)要犯簡直一模一樣。
1958年,這張撒了八年的大網(wǎng),終于收口了。
直到人被押走,濯水鎮(zhèn)的好多鄉(xiāng)親,包括那個供銷社經(jīng)理,都不敢相信這個“老實疙瘩”竟然是殺人不眨眼的國民黨少將。
按鄭蘊俠當年的罪過,槍斃十回都夠了。
剛開始審判那會兒,他也確實是奔著死刑去的。
但歷史給了他最后一次機會。
共產(chǎn)黨對待戰(zhàn)犯的政策那是相當有胸懷——“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最終判決下來,死刑改成了有期徒刑十五年。
1975年,當鄭蘊俠走出大牢的時候,已經(jīng)是六十八歲的糟老頭子了。
回頭看看這半輩子,真是充滿了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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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偏偏在人生的岔路口,把才華用錯了地兒,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
那個在濯水鎮(zhèn)賣梳子的“劉正剛”,興許是他這輩子演得最累、卻也最失敗的一個角色。
因為不管偽裝得再像,一個人騙得了別人,終究騙不過歷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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