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是在九十年代初的一個日子，上海的一間老屋里，一位八十二歲的老大爺正對著電視機抹眼淚，哭得那叫一個傷心。
熒幕上放的是日本NHK電視臺的一檔節目，正采訪著張學良。
鏡頭前，這位當年的少帥聊起了那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順帶提到了那個讓他既賞識又無奈的老部下——孫銘九。
張學良的話語里聽不出半點埋怨，全是寬厚和體諒。
坐在電視機前的孫銘九，這會兒已經是上海市政府的參事了。
聽完老長官這幾句掏心窩子的話，壓在他心頭整整半個世紀的那塊大石頭，總算是落了地。
如今回過頭來咂摸，孫銘九這輩子，其實就栽在四個字上：勁兒使大了。
當兵打仗，他絕對是一把好手，是一把鋒利的快刀；可壞就壞在，這把刀非要自己拿主意，那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
把時間撥回到1936年12月11日那個深夜，張學良把孫銘九叫到身邊，交給他一項幾乎能把天捅個窟窿的差事：去華清池，把蔣介石給“請”過來。
那年頭，孫銘九才二十七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擔著張學良衛隊第二營營長的職，還是個喝過洋墨水的留日“海歸”。
這筆賬，張學良心里跟明鏡似的：這種活兒，非得心腹去干不可，而且還得是那種只知道往前沖、肚子里沒花花腸子的人。
挑來挑去，也就孫銘九最合適。
出發前，張學良千叮嚀萬囑咐：人得要是活的，萬不得已的時候，頂多只能傷了腿，絕不能要了命。
說起執行力，孫銘九確實沒得挑。
第二天凌晨兩點，月黑風高，孫銘九領著白鳳翔和一幫精銳摸進了華清池。
門口的守衛還沒回過神來，就被堵在了門里。
一點兒沒磨嘰，槍聲一響，孫銘九一馬當先闖進了臥室。
蔣介石壓根沒防備，當場就被控制住了。
這一瞬間，成了孫銘九這輩子的高光時刻。
他天真地以為，自己幫長官搞定了“逼蔣抗日”的大業，接下來就等著論功行賞，看著國家一統了。
可偏偏他把事情想簡單了。
歷史這玩意兒，哪是抓個人就能完事的？
真正的麻煩，是在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之后才開始的。
張學良這一走，整個東北軍立馬像是丟了魂，瞬間成了沒頭的蒼蠅。
這一攤子爛事誰來管？
緊接著，東北軍內部立馬裂成了兩半。
一邊是“老資格派”，領頭的是王以哲。
這幫人歲數大，吃的鹽多，主張坐下來談，跟中央政府好好商量，先把局面穩住再說。
另一邊是“少壯派”，主心骨就是孫銘九。
這幫年輕人火氣大，覺得少帥被扣那是奇恥大辱，非要跟南京方面硬碰硬，甚至覺得那一幫老家伙是在賣主求榮。
這時候，孫銘九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是忍這口氣？
聽王以哲的，靠談判把張學良救出來？
還是直接動手？
用槍桿子把反對的人清理掉，逼南京放人？
孫銘九腦子里的算盤是這么打的：蔣介石說話不算數，南京那邊信不過。
王以哲這會兒要談和，那就是軟骨頭，就是投降。
想救少帥，東北軍就得是鐵板一塊，而王以哲就是那個礙事的“釘子”。
這種想法，完全就是典型的武夫邏輯——看見障礙，那就鏟除障礙。
腦子一熱，他做出了那個讓他懊悔了一輩子的決定。
孫銘九帶著人馬，氣勢洶洶地沖進了王以哲家里，開槍打死了這位東北軍的元老。
他本以為殺雞儆猴，全軍就能聽他的，就能抱成團。
誰知道，事與愿違。
槍聲一響，東北軍徹底炸了鍋。
原本還對少壯派有點同情的中間派，一看孫銘九竟然對自己人下死手，立馬翻臉站在了對立面。
東北軍別說團結了，直接就是樹倒猢猻散，稀里嘩啦全垮了。
張學良費盡心血攢下的這點家底，沒折在蔣介石手里，反倒毀在了這個對他最忠心的部下手上。
直到這會兒，孫銘九才猛然驚醒，自己這是闖了彌天大禍。
這下咋辦？
老路肯定是走不通了，留下來只有死路一條。
三十六計，走為上。
他先是溜出西安，托關系躲進了天津租界。
但這也不是長久之計，黑白兩道都在找他，日子過得提心吊膽。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孫銘九又面臨一次抉擇。
是為了那點信仰隱姓埋名、過苦日子？
還是為了活命把原則賣了？
在巨大的生存壓力跟前，他的心理防線崩了。
他轉身投靠了汪精衛偽政府，混了個山東偽保安副司令的差事。
從當年響當當的“捉蔣英雄”一下子跌落成“漢奸偽軍”，這反差大得讓人咋舌。
可他心里的邏輯說起來挺可悲：在租界那是等死，投靠汪精衛好歹能茍活，還能混個官當當。
這筆“生存賬”，他算來算去，贏了面子，卻把里子輸了個精光。
命是保住了，可當年在華清池立下的初心，算是徹底扔進了垃圾堆。
一直熬到解放戰爭打完，孫銘九成了俘虜。
按常理說，像他這種身份復雜、兩邊倒的人，肯定沒好果子吃。
可新中國給了他一個想都不敢想的結局。
并沒有跟他算舊賬，反倒給了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政府安排他在上海市當了個參事，后來還讓他進了政協。
這倒不是因為他立過多大功勞，而是新中國對歷史人物有種特殊的雅量——只要你肯改，社會就給你留把椅子。
到了晚年，孫銘九變得不愛說話了。
在上海生活的日子里，他甚至把名字都改了，生怕別人認出他就是當年那個鬧得滿城風雨的“孫銘九”。
每當夜深人靜睡不著的時候，他估計會在腦子里一遍遍地倒帶：
如果在殺王以哲的那一刻，腦子能多轉個彎，東北軍是不是就能保?。?/p>
如果在天津租界那會兒，牙關咬緊再熬一熬，是不是就不用背上“漢奸”的罵名？
只可惜，歷史從來就沒有“如果”這回事。
他只能背著這些悔恨，在上海的弄堂里一天天老去。
他去上班，去參加歷史回顧活動，想著用剩下的這點時間，換回哪怕一點點內心的安寧。
2000年，孫銘九在上海走完了他的一生，活到了92歲。
他這一輩子，起頭是因為忠誠，中間折在了沖動上，后來毀于算計，最后總算是歸于平靜。
那個當年在華清池一腳踹開蔣介石房門的愣頭青，最終變成了一個在那張復雜的歷史考卷上，填錯了大半答案的老頭子。
好在，時間最后還是給了他一個寬容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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