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逝世的真實原因，由總理的侄子道出實情，令人無比心疼

1976年1月8日，北京的天空陰沉得嚇人，這一天，整個中國都仿佛失去了顏色。

十里長街上，寒風刺骨，卻擋不住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大家只有一個念頭，想再送那位老人最后一程。

而在在那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只知道他是積勞成疾，卻不知道在305醫(yī)院的那間病房里，到底藏著怎樣令人心碎的隱情，直到多年后，他的侄兒周爾鎏才揭開了那層讓無數(shù)人落淚的窗戶紙。

01

咱們先把日歷往前翻，看看這位老人的身體究竟是怎么被掏空的。

你要是覺得他是到了晚年才累垮的，那可就大錯特錯了。早在新中國剛成立那會兒，他就是在拿命換國家的時間。

那是1954年，瑞士日內(nèi)瓦。

這可是新中國第一次大大方方地登上國際舞臺。咱們這邊的代表團還沒出發(fā)呢，美國那邊就有人放了狠話，國務(wù)卿杜勒斯直接給下屬下了死命令，說是嚴禁任何人和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

這哪是去開會啊，這分明就是去赴一場沒有硝煙的“鴻門宴”。

到了會場，那是真叫一個劍拔弩張。那時候的西方媒體，長槍短炮對著咱們，就等著看中國人的笑話。可周恩來往那一站，穿著那件標志性的大衣，神情自若，那氣場，直接把那些想看笑話的人給鎮(zhèn)住了。

在那幾個月里，他幾乎就沒有睡過一個整覺。白天要在會場上跟十六個國家的代表唇槍舌戰(zhàn)，晚上還得回駐地分析情報、批閱國內(nèi)傳來的加急文件。

那時候，為了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問題，美國代表團那是變著法兒的給咱們挖坑。周恩來呢，就像是一個高明的太極大師，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有一次休會期間，那氣氛緊張得連空氣都要凝固了，周恩來卻能在記者的圍堵下，談笑風生，硬是用他的人格魅力，在鐵板一塊的西方外交封鎖線上，撕開了一道口子。

緊接著就是1955年的萬隆會議。

這事兒說起來更懸。會議還沒開始，國民黨那邊的特務(wù)就開始搞暗殺活動了。著名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目標就是周恩來。

那天因為臨時改變了行程，他才僥幸躲過了一劫，可代表團的其他幾位同志卻不幸犧牲了。

帶著這種巨大的悲痛和壓力，周恩來還是準時出現(xiàn)在了印尼萬隆。

會議剛開始，就有幾個國家的代表受人指使，跳出來公然攻擊中國，想把會議的方向帶偏，搞成一個反共的大合唱。

眼瞅著這會就要開不下去了，周恩來沒有發(fā)火，也沒有那個美國人杜勒斯那種傲慢，他只是平靜地走上臺。

他開口就說了那句讓全場安靜的話，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jié)的，不是來吵架的。

“求同存異”這四個字一拋出來，全場那些原本準備看好戲的人，手掌都要拍紅了。

但這背后的代價是什么呢？

在那七天里，他總共睡了不到十三個小時。這是個什么概念？就是鐵打的漢子也經(jīng)不住這么熬啊。每一次在國際舞臺上的精彩亮相，其實都是在透支他那本就不僅僅屬于他自己的生命力。

02

時間一晃到了1965年，這時候，一位叫張佐良的醫(yī)生接到了一個特殊的任務(wù)，調(diào)到周恩來身邊做保健醫(yī)生。

剛接手的時候，張佐良心里也是沒底。他早就聽說過，給總理看病，那可是天下第一難事。

不是因為病難治，而是因為這個病人太“不聽話”了。

張佐良到了西花廳才發(fā)現(xiàn)，傳言那是一點都不假。

這位大國總理的作息表，簡直就不是人類該有的。一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那是家常便飯，遇到突發(fā)情況，連續(xù)工作二十幾個小時都不帶合眼的。

張佐良在旁邊看著干著急，每次想上去勸兩句，讓總理歇一歇，周恩來總是擺擺手，指指桌子上那堆積如山的文件，意思很明顯，做完這些再說。

可文件是永遠批不完的。

這種高負荷的運轉(zhuǎn)，就像是一根緊繃的皮筋，早晚有斷的那一刻。

轉(zhuǎn)折點發(fā)生在1972年5月12日。

那是一個普通的清晨，張佐良像往常一樣，給周恩來做例行的小便常規(guī)檢查。

當他把樣本放在顯微鏡下的時候，那個畫面讓他瞬間感覺后背發(fā)涼。

顯微鏡的視野里，出現(xiàn)了4個紅細胞。

在醫(yī)學上，這可不是什么好兆頭，對于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來說，無痛性血尿，大概率指向的就是那個讓人聞之色變的詞——癌癥。

張佐良不敢怠慢，趕緊聯(lián)合了幾位專家進行復查。為了排除其他干擾，他們反復確認了好幾次，但結(jié)果都是一樣的。

確診了，就是膀胱癌。

按理說，膀胱癌如果在早期發(fā)現(xiàn)，雖然那個年代醫(yī)療條件不如今天，但只要及時進行電灼手術(shù)，燒掉腫瘤，治愈率還是很高的。

張佐良當時雖然心里沉重，但也覺得只要趕緊治，總理的身體還是能扛過去的。

可讓他萬萬沒想到的事情發(fā)生了。

03

那個特殊的年代，周恩來的身體健康，已經(jīng)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私事，而是關(guān)乎國家安危的頂級機密。

確診報告送到了上級手里，醫(yī)療組的專家們，包括吳階平、張佐良，都在焦急地等待著手術(shù)的批準。

可等來的，卻是一個讓他們所有人都不知所措的指示。

為了不影響總理主持日常工作，也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波動，上面給出了四條意見：第一要保密，第二不作檢查，第三不開刀，第四要加強營養(yǎng)和護理。

這就叫“保守治療”。

聽到這個指示的時候，張佐良當時就愣住了，這哪里是治病啊，這分明就是看著火苗往房梁上竄，卻硬生生把滅火的水桶給扣住了。

醫(yī)生們心里那個急啊，這腫瘤長在身體里，它可不管你什么指示不指示，它只會瘋狂地生長。

那段時間，張佐良每天看著周恩來忙碌的身影，心里都在滴血。他明明知道總理的身體里埋著一顆定時炸彈，手里握著手術(shù)刀，卻被無形的繩索捆住了手腳，根本動彈不得。

周恩來自己知不知道呢？

他那么聰明絕頂?shù)娜耍眢w的變化他怎么可能感覺不到？

但他太忙了。那時候國家正處在文革的混亂時期，內(nèi)政外交，哪一樣離得開他？

為了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zhuǎn)，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病痛拋在腦后。他就像是一個獨自在風雨中支撐大廈的巨人，哪怕雙腿已經(jīng)在打顫，哪怕身體已經(jīng)被病魔侵蝕，他也不敢倒下，因為他知道，身后沒有退路。

就這樣，在那寶貴的九個月時間里，本該被切除的腫瘤，在周恩來的體內(nèi)肆無忌憚地生長著。

04

病魔是不會講政治的，它更不會因為你是總理就手下留情。

你不去理它，它就會反噬你，而且是用最殘忍的方式。

到了1973年1月，最糟糕的情況還是發(fā)生了。

那天清晨，周恩來起床上廁所，結(jié)果排出的尿液全是鮮紅色的。

那是大量的血尿，意味著腫瘤已經(jīng)破裂，癌細胞已經(jīng)開始全面進攻了。

直到這個時候，那些所謂的“保守治療”才不得不宣告破產(chǎn)，手術(shù)終于被提上了日程。

可你想想看，從發(fā)現(xiàn)那4個紅細胞到這個時候，已經(jīng)過去了整整9個月啊。

對于一個癌癥病人來說，9個月的耽誤，那就是生與死的距離。

手術(shù)雖然做了，但醫(yī)生們打開一看，心都涼了半截。癌細胞已經(jīng)擴散了，而且侵犯了周圍的組織。

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躺在病床上，想的依然不是休息。

只要人稍微清醒一點，他就讓秘書把文件搬到病房里來。

那一幕，見過的人這輩子都忘不了。

曾經(jīng)那個風度翩翩、英俊瀟灑的總理，此時已經(jīng)瘦得脫了形。他的體重迅速下降，最輕的時候，只有幾十斤重。

那件即使在萬隆會議上穿過的灰色大衣，此刻披在他身上，顯得空空蕩蕩的，仿佛一陣風就能把他吹倒。

張佐良看著心疼，勸他多睡會兒。

周恩來卻虛弱地說，他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得抓緊把還沒做完的事情做完。

他甚至在病榻上，還見了好幾批外賓，處理了無數(shù)棘手的問題。

有一次，疼痛襲來，他疼得額頭上全是豆大的汗珠，手緊緊抓著床單，硬是一聲不吭。等那陣劇痛過去了，他又擦擦汗，繼續(xù)聽秘書讀文件。

這哪里是在養(yǎng)病，這分明是在燃燒自己最后的生命。

05

1976年1月8日，那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那天，張佐良在病房的角落里，哭得像個孩子。他覺得自己沒有盡到醫(yī)生的責任，沒能把總理留住。

但真正的痛，是在很多年后，被周恩來的侄子周爾鎏在《我的七爸周恩來》這本書里寫出來的。

周爾鎏在書里說，七爸之所以走得那么早，那么痛苦，根本原因其實就是兩個。

第一，是累的。

這幾十年如一日的高強度工作，就算是鐵打的身板也早就磨穿了。他是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的一生，連同骨血，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這個國家。

第二，就是那個讓人至今想起來都意難平的“保守治療”。

鄧穎超后來在私下里提到這事兒，也是滿心的苦澀。

那時候的環(huán)境太復雜了，復雜到連治病救人這么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都要給政治讓路。

如果那年5月，發(fā)現(xiàn)了那4個紅細胞，就能立馬住院開刀；

如果在確診后的那9個月里，能讓他哪怕停下來歇一歇；

如果醫(yī)生們能不受任何干擾，按照醫(yī)學規(guī)律來治療……

但這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啊。

周恩來走的時候，沒有留下一分錢的存款，沒有一兒半女，甚至連骨灰都沒有保留，全部撒進了祖國的江河大地。

這事兒雖然過去這么多年了，但每次翻開這段歷史，看著那些文字，還是覺得胸口像是被什么東西堵住了一樣。

那些搞“保守治療”的人，那些在那個年代興風作浪的人，早就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誰還會記得他們當初有多囂張？

而那個把一生都揉碎了灑在這片土地上的老人，雖然沒有墓碑，但咱們老百姓的心里，早就給他立了一座誰也推不倒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