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長久 張可喜
百年來,美國與日本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爭斗,已經經歷的兩個回合,損人害己。美日關系已步入第三個回合,如果美國放松對日本的控制,允許日本繼續擴軍備武甚至擁有核武器,將給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各國人民與和平發展帶來更大危險和災難。歷史殷鑒不遠,中方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須攜手遏制日本右翼勢力推進“再軍事化”和復活軍國主義的野心,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與世界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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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支援日本與太平洋戰爭
日本第93任首相鳩山由紀夫(2009年5月16日至2010年6月2日)于2026年1月29日在日本各界有識之士東京集會上說:“日本歷史上從中國學習并吸收了大量文化,正是基于這種深厚淵源,才有了今天的日本。”日本本應與中國友好相處,建立穩固的信任關系,但1868年明治維新后,日本為何多次侵略中國?對此,所謂“田中奏折”和《最終戰爭論》都顯示得明明白白。
1927年6月7日,時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主持在東京召開的東方會議,討論進一步侵華政策。田中于7月25日起草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提出“對滿蒙之積極政策”:“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104000平方公里,人口2800萬,較日本帝國國土(不包括朝鮮和臺灣),大逾3倍,其人口只有日本的1/3。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之豐富,世之無其匹敵……故歷代內閣之施政于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1931年11月,英、美、蘇各國報紙均披露了《田中奏折》內容。日本當權人物慌忙通過輿論矢口否認。但是,正如日本戰犯重光葵所供認的,“要想消除外國對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以后日本對外侵略戰爭,正是按照這一軌道進行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策動者、日本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1940年5月在京都義萬會上發表題為《最終戰爭論》的演講中構建了一個瘋狂的戰略理論:世界主要可以分作美國、歐洲、蘇聯和日本四個集團,世界終將爆發一場決定性的大規模戰爭。日本必須通過工業化、軍事化與社會整合來準備這一場同美國的“最終決戰”,完成世界大一統。《最終戰爭論》于1942年正式出版。
美國盡管清楚日本將其視為主要對手并一直準備進行“最終決戰”,卻一直支援日本,旨在犧牲中國利益和誘導日本“北上”進攻蘇聯。“九一八”事變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美國繼續向日本提供大量軍事物資甚至武器。據統計,從1932年起,日本每年從美國進口的戰略物資占其進口的比重:廢鋼鐵占90%,鋼鐵半成品占45%,鉛占45%,銅占90%,鋁占18%,石油和石油產品占45%。1937年日本制造的“七七”事變,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開始,也是中國全國性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亞洲全面爆發的起點,中國開辟了世界上第一個大規模的反法西斯戰場。但是,從“七七”事變到太洋戰爭爆發,美國仍是日本所需戰略物資主要供應國。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專著中援引日本工商省的統計顯示,日本進口總額中美國商品占比:1937年為33.6%,僅1937年下半年,美國就向日本供應了3500萬桶石油。對此,美國31名議員聯名指出:“我們說日本有德國和意大利兩個盟國支持,事實上,我們才是日本最好的同盟國,任何人心里都會毫無疑問地相信,我們正在積極參加對華進行的戰爭。”“日本派出士兵,而我們的性命在戰爭中毫無危險,我們僅把商品和原料運到日本,讓他們用以作戰,而我們則從中獲取利益。”
石油是最重要的戰略物資,沒有石油,軍艦、飛機都難以行動。據美國能源專家丹尼爾·耶金在《石油 金錢 權力》一書中統計顯示,到20世紀30年末,日本自產石油僅占其全部石油消耗量的7%,10%來自荷屬東印度群島,80%以上來自美國。1939年5月,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引起美國輿論和公眾的極大憤概。1940年7月19日,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同他的高級顧問召開會議時,指著房間里的世界地圖說,他天天坐在房間里盯著世界地圖,現在終于得出結論:“使世界擺脫當前的困難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切斷侵略者的供應線,尤其是用于戰爭的燃料供應。但是,就在1940年7月美國發表對日“全面石油禁運的聲明”后的5個月里,日本從美國進口的86號燃油比聲明前增加了550%。直到1941年7月24日,羅斯福總統召見日本駐美大使野村時還建議使“印度支那中立”,并解釋說,他本人不顧“激烈的反對意見”,一直允許向日本供應石油,其目的是讓日本不要進攻荷屬東印度群島。
日本購買了所需石油、鉆井設施、儲油設備和其它戰略物資后,于1941年9月6日召開御前會議,批準了《帝國國策實施要領》,決定與美國一戰。石原慎太郎等在《日本就是敢說“不”》小冊子中介紹:“制訂奇襲珍珠港作戰計劃的源田實向我講述,那次奇襲從一開始就知道勝負之比為一比八,一半以上不可能獲利,就當天的氣象狀況而言,如果在平時,肯定會中止作戰,真是浪急風大的壞天氣。12月的北太平洋的氣象狀況如何,敵方比我們更加清楚,認為(日軍)絕對不會來,而我們就是利用了這種氣象條件。”1941年12月7日凌晨(星期日),日軍對美國夏威夷海軍基地珍珠港發起攻擊,在兩個小時內擊毀擊傷美國艦艇18艘、飛機188架,被斃傷美軍3500人,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遭受重大破壞和損失。12月8日,美國和英國對日本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直到1940年4月12日,英、美、法三國駐華大使共同會見蔣介石,美國大使宣稱:“我代表本國政府向貴國進行忠誠的勸告,即日停止戰爭,在英、美、法三國援助下和日本進行談判。”這些國家奉行犧牲中國利益,維護自身利益。中國共產黨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形成,中國獨自堅持10年抗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仍是東方主戰場,對太平洋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做出重大貢獻。英國戰時內閣首相丘吉爾說:“如果日本進攻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能防止這種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如此評價中國堅持抗日戰爭的重大影響:“假如沒有中國,如果中國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軍隊可以調到共他地區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到澳洲、打下印度……”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明確指出:“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美國于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和城市毀壞。但丘吉爾指出:“認為日本的命運因原子彈而得到解決的說法是錯誤的,在第一顆原子彈落地之前,日本的失敗已成定局。”日本國土面積約37.8萬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占全國面積的70%至75%。從1944年夏至1945年8月,美軍共轟炸了日本96座城市。其中,1945年3月10日對東京的燃燒彈突襲,一夜之間造成約10萬人死亡,41平方公里城區被焚毀,日本列島幾乎成為廢墟。據日本內務省戰后統計,230萬至300萬棟房屋被毀,約800萬至1300萬人流離失所。主要城市如大阪、名古屋、神戶等均遭受嚴重破壞,城市毀壞比例達35%至55%以上。
美日第一個相互利用和爭斗回合影響重大而深遠。每年的12月7日被定為“美國珍珠港事件紀念日”,這一日期自2011年珍珠港事件70周年之際,由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宣布確立。日本每年在8月6日于廣島市和平紀念公園舉行“原子彈爆炸死難者悼念儀式暨和平祈愿儀式,8月9日在長崎市和平公園舉行類似儀式,悼念原子彈爆炸遇難者。
中國永遠牢記西方列強對中國侵略、掠奪和破壞的歷史。從1840年英國侵華鴉片戰爭、1894年日本策動甲午戰爭,到國民黨政府垮臺,中國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1100多個不平等條約。蔣建平在《簡明中國近代經濟史》專著中統計,西方列強通過五次侵華戰爭,英、法、日等國家共勒索中國賠款本息共12.79億兩白銀;英、日、美等國家通過掠奪性的鴉片貿易,到1914年,獲取利潤達20億兩白銀。二戰期間,中國傷亡軍民達3500萬人,占全球傷亡軍民的1/3以上;中國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6000億美元,占全球經濟損失的15%。經濟大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英國、日本等西方列強的侵略、掠奪和破壞,打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
特殊需求與世界老二
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到廣場協議,是美國和日本相互利用與爭斗的第二個回合。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14次對外侵略戰爭,其中10次侵略、掠奪和破壞中國。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不僅導致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遭受人力、財產和資源的巨大損失,而且也給日本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李公綽在《戰后日本的經濟起飛》專著中概述:“1945年農業歉收,大米較平年減產1/3,出現了糧食危機。到1946年,日本實際國民生產總值(GNP)僅相當于戰前的62%,工礦業生產僅及戰前的31%,煤炭和鋼材產量連續兩年大幅度減產,分別僅相當于戰前的53%和10%,為人民提供基本消費資料的纖維生產降至相當于戰前的7%。二戰結束后初期,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日本,是一幅經濟崩潰、生產萎縮、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悲慘畫面。”
美國發動的朝鮮戰爭從1950年6月持續到1953年7月27日。其間的“特殊需求”為日本經濟帶來“特需繁榮”。1950-1955年,廣義的“特需收入”約為35億美元,相當于同期日本出口換匯收入的41.7%,占日本外匯總收入(出口換匯收入+“特需收入”)的29.4%。由于“特殊收入”猛增,日本的外匯儲備從1949年底的2億美元、1951年底的9.42億美元增至1952年11月的11.4億美元,在不到三年時間里增加近5倍。美國允許日本大企業為其提供所需戰略物資,帶動這些大企業生產和收入急劇增加。據三菱經濟研究所調查,日本584家大企業的平均盈利率,1950年度上半期為9.7%,下半期增加到13.2%,1951年度上半期增加到23.4%,僅一年內增長1.4倍。“特需”訂貨的兩個重點行業——纖維和鋼鐵行業的盈利率平均達到4-5倍。
時任日本首相吉田茂(1946至1954年)稱朝鮮戰爭對日本經濟復興是“天佑神助”。他于1967年出版的《激蕩的百年史》一書中寫道:“朝鮮戰爭開始一年后,日本工礦業生產增長了50%,至于法人(如公司社團等)所得在兩年間增加了3-4倍。”“日本經濟從朝鮮戰爭爆發的1950年就開始高速發展,就好像飛機起飛以后那樣,1951年朝鮮停戰后幾乎沒有受到影響而繼續上升。”日本經濟緣何能夠“繼續上升”呢?美國侵越戰爭“需求”為日本經濟從復興邁向繁榮提供了強力支撐。
美國自導自演、在謊言之下進行的侵越戰爭,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破壞最大和影響深遠的侵略戰爭。印度支那三國的獨立、主權問題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已得到國際社會的確定,但美國不僅拒絕在日內瓦協議上簽字,而且在1955年10月支持成立“南越共和國”。1964年8月2日,美國驅逐艦“馬多克斯號”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國領海,制造了“北部灣事件”。美國學者沃爾特·拉菲伯等在《美國世紀》一書中介紹,四年后,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承認美國人民在1964年被哄騙了。他揭露,當時同美國驅逐艦在一起的是正在向北越基地連攻的南越軍艦和突擊部隊。美國在謊言之下進行的侵越戰爭一直持續到1976年。1973年1月27日美國被迫在巴黎簽訂“關于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議”。1976年7月越南國會莊嚴宣告:越南實現了全國的統一。長達15年之久的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宣告勝利結束。
美國侵越戰爭期間,不同來源數據顯示,美軍投下炸彈達到720萬至800萬噸,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在全球各戰場投彈總量的三到四倍,涵蓋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地區。根據多份資料記載,美軍在1963年至1973年間,共向越南及周邊地區投下約38.8萬噸凝固汽油彈,其中約90%是日本制造的。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后勤與工業支持基地,日本還承擔了大量軍需設備的維修和生產任務。日本企業如本田、索尼、三菱重工等都通過為美軍提供裝備維修和軍需品獲得可觀收益,美國侵越戰爭期間,日本年均從中獲利約10億美元。據統計,1965年至1967年,日本對南越出口增長了三倍,1966年僅“戰爭特需”收入就達12億美元,相當于同年日本GDP的5%。與朝鮮戰爭不同,日本企業開始承接更高附加值的訂單,如美國飛機維修、電子設備組裝等。這些軍民兩用技術在戰后迅速轉化為民用產業優勢,助力松下、三菱、豐田等企業實現技術飛躍。例如,豐田生產方式正是在此時期趨于成熟,為日本汽車業發展和出口全球奠定了基礎。美國侵越戰爭期間特殊需求成為日本經濟騰飛和產業升級的“關鍵催化劑”。
美國利用日本提供戰略物資為其侵朝、侵越戰爭服務,日本則借助特需供應實現從經濟復興到繁榮,兩國展開激烈的經濟戰。
從1950年到1985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從2800億至3000億美元增至4.34萬億美元,日本GDP從110億至130億美元增至1.43萬億美元,日本GDP相當于美國GDP的比重從3.4%至4.1%升至33%,日本成為美國之后的西方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歷美國侵朝、侵越戰爭,美國自1971年起從對外貿易順差國變為逆差國,自1985年起從凈債權國變成凈債務國。據日本產業和學術界評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日本科技水平與美歐國家相比落后20至30年,日本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的投資之比為1:9,即引進技術——消化吸收——研究開發——自主創新——擴大商品出口。據日本科學技術與經濟之會1982年2月調查顯示,到20世紀80年初,在43種主要工業產品的186項主要技術指標中,日本超過美國的占29%,趕上美國的占32%,不如美國的占39%。
在美國侵朝、侵越戰爭期間,日本大企業積累了大量資金、掌握了先進技術,提高了競爭力,從紡織服裝、半導體、鋼鐵到汽車,占據美國市場份額不斷擴大,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急劇增加。據日本銀行調查統計局數據,從1983年到1987年,日本對外貿易順逆差總額達2626億美元,其中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達1943億美元,占74%。據美方統計,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占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總額的29%。1980至1985年日本實際經濟增長中,內需推動因素占63%,外需拉動因素占37%。所謂外需推動主要是日本對美國出口商品持續大幅增加,美國內需1/3以上是日本提供的。
1985年9月22日,美國、英國、法國、聯邦德國與日本五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共同簽署“廣場協議”,旨在通過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促使日元升值,解決美國巨額對外貿易逆差問題。對“廣場協議”的影響,日方判斷和采取對策都是錯誤的。《日本時報》網站2025年9月21日發表題為《廣場協議簽署40年后,日本仍受制于匯率波動》的文章回顧:“貨幣當局原本預計日元兌美元將相對溫和地升值。曾任日本國際金融局局長的行天豐雄說:‘我們曾預計日元會升值10%至15%’。”但是,1985年初,1美元兌240至250日元,1986年底,1美元兌152日元,1987年1美元兌120日元,三年內日元累計升值100%。日本《讀賣新聞》2025年9月22日發表題為《廣場協議簽署40年后,日本仍需打造不受匯率影響的強勁經濟》的文章,援引時任大藏省(財務省)財務官、參與廣場協議制定的行天豐雄的反思說:“當時本應改變出口主導的日本經濟模式,構建即使匯率大幅波動也不易受到沖擊的經濟結構。”
隨著日元升值,日本國內大炒股市和房市。1986年1月,日經225種股價為1.298萬日元,1989年底達到3.89萬日元,此后一路下瀉,到1992年,跌至1.6萬日元,股票時價總額從600萬億日元跌至270萬億日元。從1985年到1989年,日本土地資產總值從176萬億日元漲至521萬億日元,4年間上漲近兩倍。有媒體宣稱,賣掉東京可以買下美國。但是,從1990年起,日本房價開始暴跌,股價和房價暴跌導致大約1000萬億日元(相當于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倍)突然化為烏有。
日本對外掀起“全球出擊”“購買美國”的瘋狂擴張。從1986年到1991年的5年間,日本的海外投資達到近4000億美元,日本的海外資產從1982年的250億美元、1986年的1800億美元、1987年的2400億美元,增至1992年底的20352億美元,減去負債15216億美元,日本海外凈資產高達5136億美元。日本全球出擊一時間搞得歐美國家惶恐不安。從1985年到1987年,日本幾乎買下美國政府為彌補財政赤字而發行的40%的債券,到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10%的不動產已成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美國《財富》雜志1987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紀念日)驚呼:“日本在進行非武裝侵略!”馬丁與蘇珊合著的《購買美國》一書出版后就成為1988年西方世界驚人的暢銷書。日本右翼保守政治家石原慎太郎與索尼公司董事長盛田于1989年出版《敢說“不”的日本》一書后、1990年又出版了《日本就是敢說“不”》一書。石原宣稱,日本不僅敢于對美國說“不”,而且“日本的時代已經開始”。
哈佛大學教授埃茲拉·博肯魯(傅高義)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一書,認為日本在許多方面已經超越美國。日本《讀賣新聞》文章評論,如今《廣場協議》的負面影響常被詬病。日本迫于美國要求,削減貿易逆差而擴大內需,依賴寬松貨幣政策,這最終導致泡沫經濟及其崩潰,給日本帶來“失去的30年”。自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經濟年均增長率低于1%。據印度統計數據,2025年印度GDP將超過日本,日本將從2009年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降至世界第五位。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野口悠紀雄警告說,日本“正處于失去發達國家地位的邊緣”。
在利用和反利用的經濟戰中又以日本失敗告終。《日本經濟新聞》2025年9月22日評析:日本無牌可打被迫“投懷送抱”。文章介紹,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赤澤亮正9月9日在回顧關稅談判時表示:“我們一直以來的目標是投入對方懷抱。”在日美舉行首次磋商時,赤澤在美國總統特朗普面前戴上“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帽子,還自嘲“低人一等中的低人一等”。10月2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東京會談,日方承諾在美國投資5500億美元,美方主導利潤分配,即回收成本后美國將獲得90%的利潤,堪稱“令和版廣場協議”。日本在野黨怒斥這是“主權出賣”。
養虎遺患與充滿危險
美國《紐約時報》1945年8月15日用十分引人注目的版面刊登一幅漫畫:“一個奇異的怪物仰面翻倒在地,張著大嘴:一名戴鋼盔的美國兵正要用鉗子把這個怪物的牙齒拔掉。怪物就是日本人。”該報發表社論表示:“即使要花很長的時間,我們也一定要肢解這個怪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獨占日本,派出美國軍隊并建立軍事基地。石原慎太郎等在《日本就是敢說“不”》一書中介紹,1984年時,在日本還有119處、330平方公里的駐日美軍基地。“美國在東京近郊建立了四個主要軍事基地,猶如四把尖刀直指東京的咽喉,它決不會同意失去這種優越地位。如果認真分析一下美國的戰略動向,只能認為美國是把日本看作繼蘇聯和中國之后的第三個需要予以警惕的國家。”正如石原所說,駐日美軍的現狀具有濃厚的“變相軍事占領”色彩。目前,駐日美軍約有5.2萬至6萬官兵,軍事基地達130個,其中沖繩一地集中了約70%的駐日美軍專用設施和大量兵力,《日本就是敢說“不”》作者之一的小川在《駐日美軍》一書所介紹,1981會計年度,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的記錄載明:“西太平洋全部的美軍部隊都得到基地設置于日本的龐大補給網的支援”,“設于日本的彈藥儲藏占西太平洋陸上彈藥庫儲藏能力的50%以上;而石油儲藏能力則占夏威夷以西地區儲藏燃料的80%以上”。這里講的“夏威夷以西地區”是指從西經160度往西,跨越印度洋直至非洲最南端好望角,同第七艦隊的作戰范圍相一致。真是一個相當于半個地球的廣闊地區!”
美國獨占日本70多年來,美日關系仍然主要是相互利用。1946年3月5日,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陪同下,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頓發表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講,污蔑社會主義陣營為“鐵幕”。冷戰格局迅速形成,美國對日政策發生根本性轉向——從削弱、去武裝化轉向扶植、重新武裝日本。據統計,1947年9月1日至11月5日,美軍釋放了24名日本戰犯,1948年12月24日,美軍麥克阿瑟總部釋放仍在服刑的岸介信等19名甲級戰犯嫌疑人。從1950年起,美國從“打壓”轉向“扶植”日本。在美國庇護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清算半途而廢。原本以驅逐日本政界、經濟界、言論界中軍國主義分子為目標的“公職追放”政策被中止,大量軍國主義分子重返政壇。
岸信介曾在東條英機內閣(1941年10月至1944年7月)擔任商工大臣、戰后作為甲級戰犯嫌疑人被關押的軍國主義余孽,競在“公職追放”解除后重返政界,并于1957年2月至1960年7月擔任第56和第57任日本首相。1960年1月,岸信介與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強調日美“相互防衛義務”。因擔憂日本卷入美國對外戰爭,在日本民眾抗議和國內外壓力下岸信介辭職。但是,岸信介的政治影響繼續延續。二戰后,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永遠放棄發動戰爭、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不保持戰爭力量。然而,日本右翼勢力從未停止過對這一和平條款的侵蝕。這一進程在安倍晉三執政時期明顯加速。岸信介是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安倍晉三多次坦承,他的政治DNA來自岸信介的遺傳。安倍晉三從2006年9月26日至2007年9月12日擔任第90任日本首相,從2012年12月26日至2020年9月16日再次擔任日本首相。2015年,安倍政府強行推動國會通過新安保法案,規定與日本“有密切關系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時,若被認定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日本便可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條款從根本上突破了“專守防衛”原則,為日本軍事力量“由守轉攻”打開了法律缺口——而這,正是高市早苗用以威脅武力介入臺灣問題的所謂“依據”。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說:“戰后的日本政治某種程度上是由發動過侵略戰爭的人確立的,其影響延續至今。”
高市早苗的右翼底色由來已久。她長期否認南京大屠殺、強征“慰安婦”和勞工等鐵證如山的日軍戰爭罪行,對就侵略歷史道歉的“村山談話”表達不滿,多次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高市的政治右翼化不僅與岸信介和安倍晉三等一脈相承,而且更加極端和危險。高市政府基于美方唯利是圖并 貪得無厭,不僅在關稅、駐日美軍保護費等方面繼續讓步,而且將在雙邊經貿關系等領域給美方更多利益,從而換取美方放松對日本的控制,強化日美同盟關系,在美國保護和支持下,擴軍備武、復活軍國主義。
一、擴軍備武和再軍事化
高市政府無論能否或如何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都將繼續擴軍備武和實現再軍事化。高市政府“擴軍備武”,首先把日本自衛隊改名為國防軍、加速向“正常國家軍隊”轉型,從“專守防衛”向“攻防兼備”轉型。
“備武”主要是發展和提升陸、海、空軍事裝備與武器數量和質量。日本陸上、海上與航空自衛隊正在全面列裝改進型12式反艦導彈,其射程從原來200公里提升至1000公里以上。日本已采購400枚“戰斧”B10CK1V/V型巡航導彈,計劃部署“宙斯盾”驅逐艦與未來新型艦艇,射程超過1600公里。日本已確認采購147架F-35戰斗機,成為美國本土以外擁有F-35戰斗機最多的國家。日本主力戰機發展目標是邁向第五代與第六代空戰體系。日本軍艦發展呈現加速擴張與進攻性轉型的顯著特征,其核心動向仍集中在航母化改造、遠程打擊能力建設等,向遠洋進攻型海軍邁進。
日本在持續“爆買”美制武器并與西方一些國家共同研制高端軍事裝備和武器的同時,高市政府將利用本國大企業生產高端武器。三菱重工是日本最大的軍需品供應承包商,主導F-35A隱身戰機的本土組裝、“出云”級航母的改裝、10式主戰坦克的生產等戰略項目,其軍品銷售額在2024財年達9500億元,掌握日本全國約70%的軍用產品訂單。川崎重工專注于潛艦和反潛裝備。石川島播磨重工壟斷日本艦用燃氣輪機市場,并為日、英、意聯合研發第六代戰斗機提供XF9-1發動機,是高端動力系統的核心供應商。首批F-35B服役,日本重建航母大軍。高市政府將繼續擴軍備武,加速再軍事化進程。
二、突破“無核三原則”危及世界
1971年11月,日本眾議院通過決議,正式將“不擁有、不制造、不引進核武器”即“無核三原則”確立為國家基本政策。但實際上,長期以來,日本已經積存大量制造核武的原材料。有專家估計,日本在6個月內就能制造出大量核武器。
高市政府將從引進美國核潛艇、推動日美“核共享”入手,漸進突破“無核三原則”。美日第三個利用和反利用回合將更加損人害己。如果美國為了利用日本維護其在亞太地區霸權地位和獲取特別利益而放棄對日本的控制,日本將擁有核武器。我們要牢記,日本極右勢力、軍國主義分子具有瘋狂冒險性。日本在與美國實力之比為1:10時,仍敢于豪賭與美國“一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在經濟規模僅相當于美國經濟規模的60%至70%、綜合國力遠不及美國的情況下,卻掀起“全球出擊”和“購買美國”的瘋狂沖動。如果日本擁有核武器,將對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各國人民以及世界和平發展構成巨大危險甚至災難。
我們要秉持“大歷史觀”的長遠眼光和長期戰略,堅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繼續高質量發展工業、農業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軍強才能國安,我們應繼續加強國防能力建設,繼續增強科技實力和自主創新能力,高端軍民設備、關鍵核心零部件和農副產品主要靠自己,不斷提升綜合國力,以應對任何風險和挑戰。
作為負責任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俄兩國有義務推動國際社會堅守公平正義,堅定捍衛二戰勝利成果,堅決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國際法基本準則,攜手維護全球戰略穩定。中俄兩國在涉日問題上立場高度一致。我們要正告日本執政當局,中國人民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反擊和挫敗各種反華勢力挑釁妄動的決心堅定不移。俄方發出警告,若陸基中程導彈系統出現在日本,將不可避免地招致俄方的反制措施。
時事社記者2026年2月2日獲悉,印度尼西亞政府在即將發布的新版國家歷史書籍中,將過去日本“占領”表述改為“殖民統治”,強調日軍侵占印尼時期(1942-1945年)“殘酷含義”。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2月6日報道,馬來西亞副總理法迪拉·尤索夫表示,“同舟共濟”體現馬中關系精髓。中老鐵路通達泰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19個國家和地區,貨物品類涵蓋工業制成品、農產品和生活必需品,進一步加強中國、老撾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中國應繼續加強和擴大與周邊國家和區域合作。
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向東看”,中國大市場為各國和企業提供廣闊商機和利益。2025年,全球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到249個;全球超過3/4的國家加入共建“一帶一路”。2026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未來5年和更長時期,中國將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各國提供更長“機遇清單”,與中國同行就是與機遇同行!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近鄰,2025年雙邊貿易額達到3221.82億美元,中國連續16年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我們希望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集中力量提振30多年在低谷徘徊的日本經濟,并繼續加強與鄰國的經貿合作,造福日本與鄰國人民。但是,歷史殷鑒不遠,中方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須攜手遏制日本右翼勢力推進“再軍事化”的野心和復活軍國主義的危險,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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