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花園口決堤事件中日軍死亡人數統計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他們整理出版的《大東亞戰爭回顧錄》里，對于1938年6月發生的那場驚天浩劫，僅僅輕描淡寫地留下了一個注腳。

日軍的作戰記錄薄上只有這么一行字：“1938年6月，因黃河水泛濫，我軍行軍路線向南調整。”

再去翻看當時日軍的檔案評價，竟然是這四個字：“無損推進”。

可在那本厚重的歷史賬本另一頁，為了換取這“無損推進”四個字，中國大地付出的代價簡直讓人不敢細看：89萬條鮮活的人命沒了，1200萬人流離失所，整整三個省變成了渺無人煙的荒原。

這筆買賣，不管怎么撥算盤珠子，都是虧到了姥姥家。

但在當時，坐在重慶大本營指揮椅上的人，賬不是這么算的。

這擺明了就是一場豪賭。

壓在桌上的籌碼是百萬老百姓的腦袋，想贏回來的東西，是擋住日本人南下的腳步。

最讓人心寒的是，莊家把籌碼推出去的時候，壓根就沒想過輸了該怎么收場。

把日歷翻回到1938年5月。

那會兒的局勢，對國民政府而言，說是“掉進了冰窟窿”也不為過。

徐州丟了，日軍第14師團那是土肥原賢二帶著的精銳，跟瘋狗一樣一路狂奔，眼瞅著就要摸到鄭州的大門。

鄭州一旦守不住，平漢路和隴海路這兩條大動脈就被切斷了，鬼子順勢往南一插，就能直接掏了當時的戰時心臟——武漢。

這局棋怎么解？

硬剛？

根本剛不動。

那會兒國軍的士氣早就散了，裝備也差一大截，上去就是送人頭。

跑路？

也沒法跑。

鄭州是大門口，門板被人踹開，半個中國就只能敞開讓人打。

就在這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關口，一個極其瘋狂的念頭冒了出來。

5月底，第一戰區的老大程潛，跟參謀長晏勛甫湊在一塊，搞出了個《掘堤計劃》。

中心思想特別簡單，就四個字：“以水代兵”。

這四個字乍一聽挺像諸葛亮的錦囊妙計，可要是翻譯成人話就是：反正部隊擋不住日本人，干脆把黃河大堤扒開，放水淹死他們。

這個本子很快就遞到了蔣介石的辦公桌上。

擺在老蔣面前的路就兩條：

路子一：死磕鄭州，把家底拼光，大概率最后還是個輸，但好歹能落個悲壯的名聲。

路子二：炸開黃河，賭一把大水能把日軍主力沖垮，代價就是下游的老百姓得跟著遭殃。

蔣介石心里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鄭州要是沒了，武漢肯定懸；武漢一旦不保，政府就得一路退到大西南去。

跟政權能不能保住相比，下游那幾百萬草民的死活，在那一刻，被放在了天平翹起來的那一頭。

6月4日，蔣介石大筆一揮：準了。

這個決定最讓人脊背發涼的，還不是“炸堤”本身，而是后面跟著的那兩個字——“保密”。

命令里寫得清清楚楚：“絕密操作，別走漏風聲”。

為啥要絕密？

從打仗的角度看，要是提前把老百姓疏散了，風聲傳出去，日本人有了防備，這“水攻”不就成了笑話嗎？

于是，為了追求那個理論上存在的“出其不意”，決策層默許了一個既定事實：必須讓老百姓蒙在鼓里。

就這樣，一個荒誕到極點的畫面出現了：

1938年6月9日，大清早9點半，鄭州往東十公里的花園口。

大堤上面，八百多個當兵的輪班倒，揮著鎬頭鐵鍬，汗流浹背地在那刨口子。

大堤下面，毫不知情的河南老鄉還在地里插秧，大姑娘小媳婦在河邊洗衣服，村里的炊煙正一縷縷往上飄。

他們哪能知道，頭頂上懸著的那把奪命刀，已經砍下來了。

執行過程中的“一地雞毛”

說實話，花園口這地方，本來不是第一備選。

一開始選的地方是中牟趙口。

可那地方邪門，河床底下全是流沙。

工兵部隊沒日沒夜挖了兩天，那大堤就跟海綿似的，剛挖開個口子，流沙就把坑填平了，水面也就是冒幾個泡泡。

活兒干砸了。

這會兒要是能收手，歷史可能就是另一個寫法。

可上面的命令是鐵板釘釘——“必須決口”。

沒辦法，工程隊趕緊轉移陣地去了花園口。

這一回目標明確，當兵的輪番上陣，沒幾個鐘頭，大堤就被掏出了一個十多米寬的大口子。

黃河水像猛獸一樣沖了出來。

那一瞬間，根本沒有決策者腦子里幻想的“水淹七軍”那種威風場面，反倒是搞出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禍之一。

大水下來了，它可不分誰是日本人誰是中國人，更不管你是當兵的還是種地的。

按照1948年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去實地查勘的報告，這一把大水，直接淹死了差不多89萬人。

89萬是個啥概念？

南京大屠殺咱們的同胞遇難是30萬，這一場大水帶走的人命，快趕上那場屠殺的三倍了。

報告里還特意提了一嘴：“河南、安徽、江蘇這幾個省最慘，黃泛區里餓殍遍野，瘟疫橫行，死掉的婦女兒童根本數不過來?！?/p>

這些死掉的人里，絕大多數本來是有機會跑掉的，就因為那個該死的“軍事保密”，在這個稀松平常的早晨，莫名其妙地把命丟了。

拿89萬條人命當本錢，國民政府到底換回了點啥？

好多歷史書上會寫，這一招“有效地擋住了日軍的步伐，給武漢保衛戰爭取了寶貴時間”。

真的是這樣嗎？

咱們拿數據說話。

鬼子的反應快得很。

他們壓根沒像蔣介石想的那樣“全軍覆沒”，而是立馬變招。

主力部隊仗著有車有坦克，迅速從蘭封、永城那邊繞道跑了。

哪怕是受洪水影響最直接的那幫鬼子，日軍自己的記錄也就是：“部隊稍微受了點泥濘的阻擋，沒死幾個人?！?/p>

后來統計了一下，這場人為制造的滔天洪水，弄死的日軍也就是七千來人。

拿89萬自己人的命，換敵人7000人的傷亡。

這戰損比是127:1。

更諷刺的是戰略目的也沒達到。

日本人也就花了三個禮拜，就調整好了部署，從東線轉頭去攻中部突破口。

1938年7月，日軍主力就已經殺到了皖北重鎮。

原本指望的“長期阻滯”，最后變成了“三周延誤”。

為了這區區三個禮拜，河南、安徽、江蘇三個省全泡在了水里。

如果說決堤是腦子發熱做出的錯誤決策，那后頭的處理方式，簡直就是良心壞透了。

花園口決堤之后，國民政府的第一反應居然不是救災，而是“甩鍋”。

從1938年一直到1945年抗戰打完，國民政府的官方說法死咬著這八個字不放：“黃河決堤，系自然災害”。

甚至還厚著臉皮想把臟水潑給日本人，非說是日軍飛機炸的大堤。

為啥不敢認？

這鍋太重了，誰背誰就得被唾沫星子淹死，89萬條人命啊。

其實早在1939年，美聯社和路透社的外國記者就已經發了報道，直接點出來“黃河水災是人為的，是國軍故意扒開大壩擋鬼子”。

可這些聲音在國內被封鎖得死死的。

直到1987年，中共黨史研究部門在《抗戰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匯編》里，才正式把這層窗戶紙捅破：“1938年6月，國民政府出于軍事需要，掘開花園口，造成黃河泛濫?！?/strong>

這時候，距離那個慘絕人寰的上午，已經過去了整整49年。

做決策時候的冷血，一直延續到了災后處理上。

那年夏秋兩季，河南、安徽、江蘇三個省，五百多萬人沒家可歸。

面對這么大一群難民，國民政府掏了多少錢來救命？

第一筆款子，只有區區5萬元法幣。

5萬元法幣在當時能干啥？

這點錢，連修一段十米寬的河堤都不夠，更別提分到幾百萬災民手里買米下鍋了。

于是，在洪水退下去的爛泥地里，發生的事比淹死人更慘。

地毀了，牛死了，黃泛區成了“沒法種地、十年不回”的死地。

安徽阜陽、河南太康、江蘇睢寧，被人叫作“黃泛三孤島”。

聯合國善后署的報告里說，“1946年這片地方得營養病的，比沒遭災的地方多了五倍。”

一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黃泛區的莊稼減產還得有75%，原本住這兒的人少了三分之一。

洪水沖垮的不光是那幾年的收成，而是把整整一代人的活路都給斷了。

這次洪水淹了5萬平方公里，路啊橋啊毀了93%，光是大橋就塌了210多座。

可笑的是，這些被毀掉的路和橋，原本也是國軍運兵的通道。

大水一沖，路斷橋塌，本來想擋住日本人，結果把自己的腿腳也給打折了。

回頭再看花園口決堤這事，這不光是一次打仗打輸了的問題，更是一種病態的組織決策模式。

這種模式的特點就是：上面的人高高在上，把人命當成冷冰冰的數字瞎指揮；底下辦事的人只知道聽上面的，哪怕明知道前面是火坑也得閉著眼跳；而最底層的百姓，成了這一切惡果的買單俠。

有人會說，打仗哪有不死人的，犧牲是在所難免的。

這話不假。

但犧牲的前提得是“交換”。

戰士沖上去堵槍眼，換回來的是陣地；斷后部隊全拼光了，換回來的是主力突圍。

可在花園口，這是單方面的“消耗”，甚至是“自殘”。

中國拿89萬同胞的命，換日軍“腳上沾點泥”。

這不叫犧牲，這叫被拋棄。

這也是為啥，后來不管有多少人想用“戰略需要”給花園口翻案，都顯得那么蒼白無力。

因為戰略的本質是算計得失。

當“失”大到要亡國滅種的份上，而“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時候，這個戰略本身就是一種罪惡。

每一個冷冰冰的數字背后，都是一個曾經會哭會笑的大活人。

他們前一秒還在地里插秧，在河邊洗衣服，在灶臺邊燒火做飯。

后一秒，就因為千里之外的一張紙片子，連同房子、地、耕牛和全家老小的命，一塊兒葬送在了黃泥湯子里。

1938年那個夏天，花園口沒有英雄，只有滿地的冤魂。

信息來源：

復興網《黃河花園口決堤 ——為阻日軍，89萬百姓被淹死》2017-06-09

抗日戰爭紀念網《花園口大慘案：死亡人數達南京大屠殺三倍》2017-01-11

新華網《秘史:抗戰時國民黨掘開花園口消滅了多少日軍》201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