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南湖輪停靠在浙江定海碼頭時,甲板上站著一位滿頭銀發的外國老人。海風將他的白大褂下擺吹得獵獵作響,他抬手遮陽,目光緊追岸邊人群——那里有位同樣滿頭白發的老太太,正小跑著伸長脖子。老人叫馬海德,是新中國第一位外籍歸化公民;老太太是他結婚四十八年的妻子周蘇菲的母親。兩代人隔著半生離散與烽火,此刻全都涌成一句樸素的問候:“媽,您辛苦了。”
飯店門口,保衛人員嚴格查驗證件。周蘇菲急得直跺腳,“那是我媽!”她脫口而出。隊伍讓開了一條縫,母女倆相擁而泣。馬海德在一旁輕聲說:“給岳母找張椅子。”短短一句,已把異國女婿的真誠寫到了極致。可別忘了,眼前這位慈祥老人,當年對這樁婚事曾是百般擔心。
時間撥回到四十八年前。1940年春,延河岸邊桃花剛開,30歲的馬海德抱著一床嶄新的被褥,跨過窯洞門檻——在陜北,這一抱,就算成親。他在登記簿上寫下自己的新名字:馬海德。身旁21歲的周蘇菲,握著他的手,嘴角帶著倔強,“革命不分國界,愛情也是。”外人看不見,兩人對視時的那份篤定,比窯洞里的煤油燈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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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緣起于三年前。1937年,他跟隨埃德加·斯諾輾轉西北做戰地醫療調查,初到延安,就被需要包扎的傷員數量震撼。藥棉不足,他索性把自己的襯衫剪成繃帶;麻藥缺乏,他甘冒風險夜里摸黑采草藥。毛澤東贊他:“好醫生,更是我們的同志。”那是馬海德第一次感到,這片黃土地與自己緊緊相連。
周蘇菲則在另一條戰線上奔波。她出身書香門第,家世不差,卻在抗日示威中成了“麻煩制造者”。1939年冬夜,她披著單薄的斗篷抵達延安,改名“蘇菲”,把舊生涯連同上海的霓虹一起扔進了黃土高坡。為了心中的“民族再生”,她甚至同三位閨蜜立誓:革命沒成功,絕不成家。
命運卻偏愛捉弄理想主義者。那年冬天,蘇菲高燒不退,被送到延安衛生部的窯洞里。她迷迷糊糊睜眼,看到一個高鼻梁、深眼窩的醫生正俯身為她蓋好棉被。后來她打趣:“那天我只記得他眉毛上也結了霜。”馬海德笑答:“那是雪,不是霜。”一問一答,火花就此點燃。
延安的夜色荒涼,星空璀璨,同樣璀璨的是一對青年男女的決心。馬海德給她寫英文小紙條,用蹩腳的中文夾雜翻譯:“妹子,你若愿意,我想這輩子都給你看病。”蘇菲臉紅,卻還是收進了縫衣針包里。組織調查了半年,看清這名洋醫生不僅醫術高超,還暗地援助游擊隊,便在1940年蓋了公章,成全這段跨國姻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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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他們在延安窯洞里迎來長子周幼馬。物資極度匱乏,奶粉難求,馬海德用山羊奶熬粥,夜里抱著孩子聽槍炮聲遠去。蘇菲常說:“要不是他,我可能熬不過那年冬天。”而馬海德回一句:“要不是你,我不會真正成為中國人。”
抗戰勝利不久,解放戰爭又起。馬海德隨軍南征北戰,轉戰東北、華北,包扎傷口、篩查瘧疾,行囊里永遠帶著放大鏡和青霉素。1949年10月,他在北平看到升起的五星紅旗,激動得熱淚直流。兩個月后,他遞交入籍申請,周恩來親自批示同意——這位美國出生的黎巴嫩后裔,從此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
新中國百廢待興,醫護更顯珍貴。馬海德主持中國第一個性病研究所,奔走于各地,治愈了無數被梅毒、淋巴絲蟲折磨的患者。蘇菲則在婦聯、工運、文化口穿梭,主持翻譯國際進步書刊。夫妻倆聚少離多,卻在家書里互相加油,信里常以“親愛的馬”與“親愛的妹子”開頭,溫情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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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件事一直橫在心頭——岳母未見過這位洋女婿。蘇菲曾數次寫信,誠邀母親來京,可老人惦記家鄉觀音廟的清凈,總推說“你們忙,不添亂”。偶爾老人寄來干海帶和糖藕,寫信叮囑:“你們照顧好身體,國家也要緊。”信紙發黃,字跡顫抖,卻每每讓蘇菲掩面無語。
終于到了1979年,國門初開,探親手續簡化。七旬老太太由小兒子陪同赴京小住。馬海德早早置辦佛龕、齋飯,怕母親不適應。老人搬著蒲團,念佛誦經,偶爾撫摸外孫的頭,念叨著“洋孫子,像你爹”。一家人說笑,仿佛把失去的年月一股腦兒追回來。
然而真正“歸家”的機會,還得等到1987年。那年,舟山群島解放三十七周年,當地政府請馬海德夫婦回鄉省親。南湖輪汽笛長鳴,船過普陀山時,蘇菲站在甲板流淚。她對丈夫低聲說:“我爺爺當年在這片海面造船,現在我帶你來認門。”馬海德握住她的手,輕輕點頭。
舟山華僑飯店的燈光亮了整夜,親友們爭相探望。周家老宅前,紅燈籠高掛,龍眼、黃酒堆滿竹筐。村里老人圍著這位“洋姑爺”打量,聽他夾雜著北方口音的吳儂軟語,哈哈大笑。馬海德也開起玩笑:“我當年給老鄉打針,現在岳母管我叫‘馬醫生’。”一句話逗得眾人前仰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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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馬海德提議去祖宅旁的祠堂看看。祠堂里木牌上刻著周家先輩名字,香火繚繞。蘇菲雙手合十,默念良久,才輕聲告訴父老鄉親:“孩子們都在北京讀書,日子不苦。”馬海德從懷里掏出兩支新藥,放到桌上,“這是我最新研究的血吸蟲病藥,留給家鄉用。”質樸的禮物,比金銀更暖人心。
這趟回鄉只待了短短一周。臨別那天,鄉親們自發簇擁到碼頭。周母拄著拐杖,把一串佛珠塞進女婿手里,囑咐:“保重身體,護好我女兒。”馬海德鄭重鞠了一躬,低聲回應:“一定。”汽笛聲中,老人雙眼含淚,與岸邊漸行漸遠的岳母揮手道別,這一幕刻在所有在場者的記憶深處。
多年后,醫學界回顧中國公共衛生史,總繞不開馬海德——他帶來的青霉素治療方案、首批外傷救護教材,以及對麻風病防治體系的構建。而知情人卻常說,比起“國之名醫”,他更像一位普通女婿:知道岳母吃素,永遠備好清淡的糕點;知道妻子怕冷,常把大衣脫下給她披上。或許正因為這些看似尋常的溫情,他才愿終生扎根中國,這片曾讓他付出青春、也讓他收獲親情與愛情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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