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首位女秘書長？對華態度不一般，中俄可能不會支持

2025年11月下旬，聯合國新一屆秘書長遴選程序正式啟動，這場牽動全球多邊體系神經的關鍵人事安排，早在啟動前就已引發密集外交角力與戰略預判。

憑借地區輪值傳統優勢，拉美板塊迅速躍升為焦點區域，74歲的米歇爾·巴切萊特率三位重量級同鄉競逐高位，特朗普政府暗中布局意圖重塑國際組織話語權格局，而聯合國自身正深陷資金鏈緊張與機制效能衰減的雙重困局。

這場表面平靜的人事交接，實則是一場涵蓋地緣政治、制度信任與價值導向的深層博弈——究竟哪位掌舵者，能真正承載起這個百年組織在危機時代的使命重托？

拉美為何成為焦點？

聯合國秘書長人選雖無憲章明文限定，但長期形成的跨大洲輪替慣例已成為維系安理會權力結構穩定的核心默契。該機制雖屬非正式共識，卻深刻影響著各成員國提名策略與投票傾向。

現任秘書長古特雷斯來自歐洲，依據既往實踐邏輯，本輪人選極大概率將從拉丁美洲國家中產生。盡管拉美在氣候談判、南南合作及區域一體化進程中持續發聲，但在聯合國最高行政職位上始終處于“缺席狀態”。

此次選舉因而被普遍視為該地區突破結構性邊緣化、重構全球治理參與度的歷史性窗口，也折射出拉美國家主動嵌入多邊議程、爭取制度性話語權的戰略轉向。

智利前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被廣泛視作拉美陣營最具綜合實力的領跑者。她在執政期間推動全民醫保擴容、教育公平改革與稅收再分配等系統性社會工程，其兼顧經濟增長與包容性發展的治理路徑，不僅重塑了本國發展范式，也為中等收入國家提供了可參照的實踐樣本。

尤為關鍵的是，她深耕聯合國體系逾十年，先后執掌聯合國婦女署與人權高專辦兩大核心機構，在性別平等倡導、沖突地區人權監測及跨國政策協調方面積累了深厚實操經驗。作為拉美首位民選女性國家元首，其身份符號亦高度呼應當前全球對領導層多樣性與代表性提升的主流期待。

不過，巴切萊特并非孤身闖關。本輪拉美候選人梯隊呈現罕見的多元構成與專業縱深。

阿根廷籍外交官拉斐爾·格羅西以技術治理見長，其執掌國際原子能機構期間主導核材料追蹤體系升級與伊朗核協議履約監督，樹立了專業中立、規則導向的國際形象。

哥斯達黎加籍經濟學家格林斯潘則依托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任期，成功推動數字貿易規則磋商與小島嶼國家債務可持續框架建設，在非洲聯盟與東盟成員國中贏得廣泛政策認同。二人所代表的技術理性與超然立場，正構成拉美內部競爭的新維度。

此外，厄瓜多爾外長與巴巴多斯常駐聯合國代表亦釋放參選信號，這種多點發力態勢，既是拉美國家應對單極壓力的集體應變，亦暴露出區域內協調機制薄弱、戰略優先序尚未統一的現實短板。由此，拉美不僅需向外爭取跨區域聯盟支持，更須直面五常——特別是中俄兩國對其政策底色的審慎評估。

通往紐約聯合國總部的道路，最終由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共同鋪設。五常擁有一票否決權，任何一名候選人的履歷再耀眼、支持率再高漲，只要遭遇單一常任理事國的否決，即刻止步于就職門檻之前。近年來五常在重大議題上的立場分化，已使秘書長選舉日益演變為大國戰略互信的晴雨表。

美國方面對巴切萊特的態度呈現微妙張力：一方面，她作為拉美代表契合華盛頓近年強調的“西半球優先”敘事；另一方面，其長期與聯合國系統深度綁定的經歷，使其具備美方所需的合作彈性。若其未來政策重心聚焦于氣候融資、公共衛生協作等低敏感領域，美方支持力度或將顯著增強。

但需清醒認知的是，美國對多邊機構的工具化傾向從未減弱。從特朗普時代單方面退出巴黎協定到拜登政府對會費繳納附加政治條件，美方始終將聯合國視為服務本國利益的“功能性平臺”。一旦巴切萊特在發展融資、全球稅收改革等議題上展現較強自主性，其獲得美方全票背書的可能性將大幅降低。

相較之下，俄羅斯與中國更看重秘書長的政治中立性與主權尊重意識。兩國均主張聯合國應恪守《憲章》宗旨，反對將人權、民主等概念武器化用于干涉內政。因此，候選人過往涉華表態的細微措辭，往往成為中俄評估其可信度的關鍵標尺。

巴切萊特在人權高專辦任內發布的涉疆報告，雖未使用定性表述，但其中將反恐措施與文化權利保障并列分析的行文方式，被中俄學界與外交界解讀為隱含價值預設。這種看似平衡的文本策略，反而加劇了對其能否在涉華議題上保持實質中立的疑慮。

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未公開質疑中國治疆政策，亦未參與西方主導的聯合聲明，但報告中對“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功能界定模糊、對當地就業數據引用不充分等問題，仍被視作專業判斷偏差的體現。此類細節，正在成為大國評估其全球治理勝任力的重要參數。

至于英法等歐洲常任理事國，其影響力雖較冷戰時期有所收縮，但在程序性議題與規則制定環節仍具關鍵作用。它們的投票選擇更多基于對候選人執行力的務實判斷，以及對自身在安理會改革、維和授權等具體議程中利益實現程度的綜合權衡。可見，五常博弈絕非立場站隊，而是多重利益交織下的動態平衡過程。

區域合作的兩面性

拉美多國聯合推舉巴切萊特，表面彰顯區域協同意愿。當智利、巴西、墨西哥三國率先發布聯合聲明表達堅定支持后，確實在拉美輿論場營造出“歷史性團結”的氛圍。然而，這種表層共識難以掩蓋深層次的結構性裂痕。

拉美作為橫跨19國、語言文化多元、發展水平懸殊的地緣板塊，長期面臨一體化進程受阻、區域爭端頻發、經濟互補性不足等挑戰。尤其在委內瑞拉局勢調解、亞馬遜雨林保護責任分擔、南方共同市場擴容等敏感議題上，各國立場分歧顯著。這種內部分歧，極易被外部力量利用，削弱拉美整體候選人在安理會游說時的話語權重。

再看巴切萊特的政策主張，其核心關切集中于性別正義、氣候韌性建設與沖突預防機制創新，這些議題固然具有道義正當性與全球共鳴基礎，卻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最緊迫的訴求存在錯位。

非洲聯盟成員國更關注糧食安全援助通道暢通、債務重組框架落地與疫苗技術轉讓機制完善；南亞國家則亟需基礎設施融資便利化與跨境電力互聯項目支持。當一位候選人將主要精力投向“高階治理議題”時，其對基層發展痛點的回應能力，自然成為南方國家衡量其代表性的核心指標。

無論最終勝出者花落誰家，其履職環境都堪稱聯合國成立以來最為復雜的階段之一。過去三年間，“官僚主義積弊”“決策效率低下”“資源錯配嚴重”等批評聲浪持續高漲，財政赤字問題更是雪上加霜。

美國長期拖欠會費已非孤立事件，而是演變為系統性財務干預手段——2024年度其僅支付約63%的法定攤款，并以“要求削減維和預算”“限制人權高專辦活動范圍”為前提條件。此舉直接導致剛果（金）維和特派團裝備更新停滯、海地警察培訓計劃無限期擱置等連鎖反應。

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治理體系的碎片化趨勢。隨著美歐推動建立平行機制——如“印太經濟框架”替代WTO爭端解決功能、“全球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分流世行貸款份額——聯合國作為唯一普遍性多邊平臺的權威性正遭受制度性侵蝕。

與此同時，中東停火協議執行乏力、薩赫勒地區恐怖主義回潮、緬甸若開邦人道危機持續惡化，使得聯合國維和行動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與操作性雙重挑戰。新任秘書長不僅要斡旋于五常之間，更要重建南方國家對聯合國發展職能的信任。

最終，這位領導者必須兼具三重能力：在安理會閉門磋商中精準把握大國紅線，在聯大一般性辯論中凝聚南北共識，在秘書處日常運轉中重塑組織效能。當全球秩序進入深度調整期，一個兼具政治智慧、制度經驗與道德感召力的秘書長，已不再只是聯合國的需要，更是人類應對共同挑戰的迫切期待。

結語

大國戰略對沖持續深化，拉美候選人奮力拓展制度空間，而全球治理體系正處于歷史性重構臨界點。無論拉丁美洲此次能否實現秘書長職位零的突破，聯合國的存續價值，終究取決于各會員國能否超越短期博弈，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治理、公共衛生應急等新興領域重建真正的集體行動邏輯。此刻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渴求一位既能堅守原則、又善用杠桿的全球協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