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的南京,空氣已經有些悶熱。那天清晨,南京軍區總醫院的病房走廊里,有人壓低聲音說了一句:“老王怕是撐不住了。”病房內,63歲的王近山已經極度虛弱,身邊只剩下家人和少數老部下守著。就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突然睜開眼睛,沙啞著嗓子問了一句:“現在前線,誰在那邊?”聽到兒子提到“李德生”三個字,他費力地點了點頭:“李德生上去,我就放心了。”一句話,像是把幾十年的戰火歲月,又重新拉回了眼前。
很多年以后,人們提起這位開國中將,常常會想到電視劇里的“李云龍”。但相比藝術形象,真實的王近山生平,更加曲折,也更加鋒利。他打的是惡仗、硬仗,骨子里那股“不怕死也不服輸”的勁,一路從紅軍時代頂到了新中國成立后。
有意思的是,若把時間往回撥到半個世紀之前,很難想象這個在病床上連說話都費勁的老人,當年是怎樣在槍林彈雨中“拎著腦袋打仗”的。
一、“王瘋子”的刀口歲月
1915年,王近山出生在湖北黃安(今紅安)一個貧苦農家,本名王文善。家里地少人多,日子過得緊巴巴,他很早就知道“窮”這個字到底有多沉重。村里老人說他是成吉思汗后裔,這話真假難考,但對一個黃土地里刨食的少年而言,這種說法更多是一種心里安慰:總得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1930年,紅軍來到黃安,一位姓詹的共產黨員,跟村里青年講窮人翻身的道理。那時的王文善,文化不高,聽不懂那些復雜的理論,只記住一句話:“窮人要自己救自己。”他當場就要報名參軍,還說:“要當就當打仗最厲害的那種人。”很快,他給自己取了個新名字——“近山”。想法也簡單:人要像山一樣硬。
1933年秋,四川軍閥劉湘發動所謂“六路圍剿”,紅四方面軍被壓得喘不過氣。王近山所在的二十八團,傷亡極大。仗打到最緊的時候,他經常是第一個沖上火線,端著機槍往前趟火力點。在老戰士記憶里,這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打起仗來眼睛是紅的,整個人像擰緊了的弓。
1934年夏,鷹嘴山一戰,把他那股狠勁徹底打出來了。那天,紅二十八團正面頂著十倍于己的敵人防守高地,敵軍把山上的樹砍倒,當成“云梯”,一波一波往上沖。子彈打到發燙,彈藥眼看就要不夠用,陣地邊緣已經被沖爛了一塊。有人勸他往后撤一段,重新組織火力,他卻咬著牙吼:“打!越狠越好!”說完,扛起機槍就站到了最靠前的位置。
那一仗,二十八團傷亡很重,但陣地沒丟。時任軍長王宏坤后來評價他:“人是鐵打的,陣地交給他,心里就踏實。”這話聽著簡單,在那種敵我力量極不對等的情況下,其實等于是一種生死托付。
一年后,戰爭把他推到更危險的地方。
1935年春,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江油一線與川軍激戰。戰斗打到白熱化時,第十師政委許世友緊急命令二十八團反擊。王近山照樣是“話不多,人先上”。剛沖到陣地前沿,就被一槍打中胸口,當場昏迷,被抬下火線。團里很多戰士看到他被抬走,一度心里發虛,以為連隊扛不住了。
不久之后,他在后方臨時救護點醒過來,渾身是血,頭上又挨了一彈,連抬擔架的戰士都嚇了一跳。傳說中,當時總指揮徐向前端著槍,對一片混亂的前沿陣地大吼“王近山,你給我站住!”這句半是命令半是氣話,恰好說明在指揮員心中,他已成了“壓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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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他已升任紅四方面軍第十師副師長,帶隊攻打川西大金川。在天全一帶的戰斗中,他親自扛著機槍趟過河灘,在灘頭卡位,硬生生掩護主力渡河。天全戰役里,他一馬當先沖入城市,打垮了號稱劉湘“模范師”的郭勛祺部隊。這一仗,紅軍殲敵兩千余人,在長征史上,被作為典型戰例反復講述。
從黃安窮小子,到紅軍副師長,王近山前后不過二十出頭。那些年,他身上的傷一個接一個地添,身上的“王瘋子”名頭,也越傳越響。有戰友說:“在他身后沖鋒,比光往前跑,心里要穩。”
二、太岳伏擊與“軍令狀”的較勁
抗日戰爭時期,王近山輾轉多個戰區,到了1943年秋,他已經是太岳第二軍分區司令員,歸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一二九師指揮。這一年,八路軍奉命抽調部隊回防陜北延安,他所帶的三八六旅十六團,有一項特殊任務:沿著太岳根據地外圍,一路護送、一路打擊日軍。
10月24日清晨,太岳根據地外圍的韓略村還籠在黑暗里。偵察兵報告:村邊公路是日軍經常通過的路線,地形狹窄,又有田埂掩護,非常適合伏擊。王近山看地圖看了一會,決定就地“打一仗像樣的”,把這條路上的敵人狠敲一記。
六個連,分散潛伏在公路兩側田地里。天剛亮,只聽遠處傳來汽車引擎聲,三輛小汽車、十三輛卡車在昏暗的晨光里晃動著駛入埋伏圈。等車隊完全進入預定區域,他揮手發出攻擊命令。負責斷后的六連先打頭一槍,緊接著,手榴彈、炸藥包一起砸向車隊。
慌亂之中,日軍軍官和士兵從車上跳下來,想組織防御,卻發現四面八方都是機槍火力。等八路軍吹響沖鋒號,近距離刺刀戰一展開,這支所謂“觀戰團”已經失去了大部分抵抗能力。三個多小時后,戰斗結束,敵軍一百八十余人全部被殲。
戰后清點戰場時,繳獲的文件顯示,這支被端掉的隊伍,是岡村寧次設立的“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戰場參觀團”,其中有一百二十多名軍官,包括少將旅團長、聯隊長等人。岡村本想借所謂“鐵滾式三層陣地新戰法”在太岳戰區大做文章,沒想到第一批來“觀摩”的部隊,就栽在了王近山手里。
如果說太岳伏擊戰,體現的是他利用地形、抓住戰機的一面,那么三年后的“軍令狀”,則完全把他那股不怕死的脾氣暴露出來。
1946年夏,內戰已經全面爆發。蔣介石集中十四個師、三十八萬兵力,向晉冀魯豫解放區壓來。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打完隴海戰役后,人困馬乏,手里只有四個縱隊五萬余人,武器裝備遠遜國民黨軍。當時,整編第三師孤軍深入,是國軍的王牌部隊,裝備精良,師長趙錫田出身黃埔一期,背景不小。劉鄧經過反復權衡,決定“吃掉”整三師,扳回主動權。
問題在于:拿五萬疲憊之師,硬撕一支裝備頂尖的國軍主力,難度極大。各縱隊首長心里都有顧慮,覺得這仗打不好,很可能全盤皆輸。有的只是沉默,有的委婉表達不安,會議一時陷入僵局。
就在這時,六縱司令員王近山站了起來,話不多,卻句句扎心:“我們縱隊打。打整三師,我王近山立軍令狀。打到只剩一個旅,我去當旅長;剩一個團,我去當團長;剩一個連,我去當連長。真要都打光了,那就這么給黨、給太行山的老百姓交代。”
這番話,說得不客氣,也不講客套。鄧小平一向慎重,當場卻被這股勁頭打動,拍著桌子說:“好!”劉伯承也隨即表態:“你去打,放心去打!”
后來的皮定均、陳錫聯等人都記得這次會議。多年以后,鄧小平回憶時仍然感嘆:“這不是胡鬧,這是革命英雄氣概。”在那樣的形勢下,如果沒有人愿意站出來把這口“硬骨頭”咬下,中原戰局未必能扭轉。
三天后,中原戰場上的炮火,替這份“軍令狀”做了注腳。六縱與兄弟部隊一同圍殲整三師,作戰極其激烈,但最終勝出。這一仗,把大批武器裝備握在了人民軍隊手里,也讓蔣介石的“中原會戰”計劃遭到沉重打擊。
三、“撒山攻城”與李德生的“刀劈三關”
時間到了1948年夏,中原解放戰爭已經進入關鍵階段。7月2日,中原軍區發起襄樊戰役,王近山率部擔任攻打襄陽的主力。
襄陽這座城,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城北、城東緊靠漢水,形成天然屏障;城南、西側又有鳳凰山、羊山等高地相連,地勢險要。國民黨守軍在這里重兵構筑工事,城墻以石為主,高約三丈、寬約二丈,在老百姓眼中,簡直就是鐵桶一般的“鐵襄陽”。
接到任務后,王近山整整一個上午關在屋里,盯著地圖不出門。歷史上,歷次攻打襄陽,通常都是先奪外圈高地,再圍城猛攻。國民黨軍在這里也照搬這個思路,以山為依托,把工事修得密不透風。如果還按老路子走,進攻部隊就得在山地硬啃一層又一層火力點,傷亡難以預料。
反復推演后,他冒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有些“離經叛道”的想法:不跟你爭山頭,直接“撒山攻城”,把主攻方向放在襄陽西門。這個思路,一方面避開敵人設防最重的高地,另一方面利用夜戰和機動,搶時間、打突然。
計劃上報后,劉伯承聽完,眼睛一亮,說:“襄陽有門了,這個王近山,腦子不糊涂。”鄧小平也點頭稱贊,特別提到了他身上的兩點:一是關鍵時刻敢請戰,二是硬仗也講究打法,既有膽子也有腦子。
要走西門這條路,前提是打開三道重要關口:琵琶山、真武山、鐵佛寺。這三處高地互相支援,是守軍重點經營的防線。王近山把這項最難的任務交給了十七旅旅長李德生,讓他打出一條路來。彼時的李德生不過三十出頭,卻已經歷過多次血戰,是六縱里出了名的“硬茬子”。
戰前動員會上,王近山開門見山,列出了三項任務:俘虜一萬名敵軍、繳獲化學炮、活捉守軍司令康澤。他把話說得很直:“這三條不夠,就不能算全勝。”士兵們聽得心里直打鼓,但也明白,這不只是“喊口號”,而是對整個戰役目標的清晰要求。
7月9日夜,李德生率部悄然逼近敵軍外線防御圈。琵琶山是第一道坎,山勢不算最高,卻是整條防線的“眼睛”。激戰一夜,陣地反復爭奪,雙方都有不少傷亡。到天色微亮時,解放軍終于把旗子插在了山頭。接下來是真武山,再往后是鐵佛寺。三日之內,十七旅硬是在槍彈雨里“刀劈三關”,把整個西線防御撕開了大口子。
山開了,城也就暴露在解放軍面前。7月15日20時30分,攻城總攻開始。襄陽守軍兩萬余人死戰一夜,終究抵擋不住城內外夾擊,到次日凌晨基本崩潰。守軍司令康澤被俘,國民黨在鄂西北苦心經營的關節點,就這樣在短時間內失守。
襄樊戰役勝利后,中共中央電賀中原局和劉鄧首長,朱德元帥把這場戰斗稱為“小型模范戰役”。在當年的解放區報紙上,“六縱”“王近山”“李德生”等名字頻頻出現。對前線官兵而言,這些名字背后,是一座座攻下來的山、一段段炸開的城墻,更是一次次從生死線上趟過來的經歷。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這一系列惡戰中,王近山和李德生之間,結下了非常特殊的戰場信任。多年以后,當他在病榻上虛弱地問出“誰在那邊”的時候,兒子提起的名字,其實正是當年那個在襄陽西線“刀劈三關”的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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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后人生與最后的那句話
新中國成立后,戰爭煙火慢慢遠去,王近山的人生卻并沒有就此變得平靜順滑。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第3兵團奉命入朝作戰,他擔任副司令員兼原中野六縱改編而來的軍長,親身經歷了五次戰役,也參與了后來上甘嶺等硬仗的組織指揮。
在戰場上,他依舊延續著那股“寧肯硬頂,也不服輸”的路數。朝鮮戰場地形復雜,美軍空中優勢明顯,志愿軍每推進一步都極其艱難。王近山在給部隊部署任務時,總愛強調一句:“人要頂上去,陣地不能丟。”從紅軍到解放戰爭,再到朝鮮,這句話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
抗美援朝結束后,他先后在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在公安部任副部長。很多人以為,槍聲既息,這樣一個慣于沖鋒的將軍,也會慢慢學會在辦公室里處理文件、開會、畫圈批示。但不得不說,他身上的戰場棱角并沒有磨平,反而在和平時期暴露出另一面。
最典型的,是他的婚姻問題。年輕時,他與韓岫巖結婚,兩人一起扛過戰爭歲月。到了和平年代,感情裂痕逐漸顯現。后來,他與韓岫巖的妹妹韓秀榮之間產生了感情,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和社會觀念里,都很敏感。
關于這一段,史料中多有記載。可以確定的是,這件事很快傳到中央領導那里,毛澤東把問題交給劉少奇處理。戰友、領導輪番做工作,有的勸他“別鬧離婚”,有的委婉暗示“真離了,組織上不好辦”。有一次談話中,有人說:“就保持現狀,不往前走,也別往后退,這樣對誰都好。”王近山當場回絕:“我是個直的人,這個婚非離不可。組織怎么處理,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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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這樣的態度,等于主動把自己放到風口浪尖上。1964年,他與韓岫巖正式結束婚姻關系。此后的一段時間,他離開了熟悉的軍隊崗位,調往地方從事農業戰線工作。對一位在部隊里打了一輩子仗的將軍來說,這種轉折不能不說有些沉重。
時間撥到1969年,中央召開“九大”前夕,已經在農業戰線工作了近十年的王近山,寫了三封信:一封給老部下、時任南京軍區裝甲兵司令員肖永銀,兩封給許世友,讓許代為轉呈,其中一封是寫給毛澤東的。信中,他表達了回到部隊效力的愿望,希望還能在軍隊里干點事情。
那段時間,許世友正在北京開會。趁著匯報的機會,他直接對毛澤東說:“主席,打仗時有兩個人很能打,現在日子過得都不太好,一個是王近山,一個是劉志堅,您得管一管。”這番話,說得既直又重。毛澤東聽完沒有多說,但此后相關部門開始研究他們的去向。
幾經周折,王近山終于重返部隊,調任南京軍區副參謀長。那一年是1969年,南京盛夏悶熱,火車站月臺上擠滿了迎接的人。肖永銀、尤太忠、吳仕宏三位老部下,在站臺等了許久。列車進站后,他們看到一個中等身材的老人,提著舊木箱,另一只手拎著三只雞,神情略顯局促地走下車。三人迎上去,先是愣了一下,緊接著眼圈就紅了。
這種場景,說穿了,其實很樸素:當年的縱隊司令,回到士兵中間,身份不再那樣顯赫,氣勢卻依舊。
從1969年到1974年,他在南京軍區工作,日常事務繁雜,卻依舊保持著習慣的作風:說話直,安排任務不繞彎,有時也免不了得罪人。1974年11月,他突然咳血,被送進醫院檢查,很快確診為胃癌。那時他才五十九歲,正是一個將領經驗最豐富、精力還算充沛的年紀。
住院期間,很多老部下和戰友前來探望。有的問他:“老王,后悔不?”他擺擺手:“哪條路不是自己走的?”這話聽上去有點硬,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就是他一貫的性格——事情過去了,就不再多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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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惡化到后期,他已很難長時間清醒。偶爾醒來,也會本能地問一句:“現在敵人在哪?咱部隊怎么樣?”旁邊的醫生、護士聽了都有些發愣。對他來說,“有沒有敵人”“部隊在不在狀態”,似乎一直是放不下的心結。
臨終前那天,他的二兒子俯在他耳邊,輕聲回答:“那邊是李德生叔叔。”老人費力地眨了眨眼睛,嗓子里發出一句已經接近嘶吼的低語:“李德生上去,我就放心了。”說完,他的呼吸慢慢變得微弱。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在南京逝世,終年63歲。1992年3月,軍事科學院編印紀念文集,鄧小平親筆題寫“一代戰將”四字,江澤民也為他寫下“杰出的戰將,人民的功臣”。這些評價,來自戰友,也來自后來的領導,既是對他戰功的肯定,也是對他那種“寧肯硬頂也不服輸”性格的注腳。
試想一下,從1930年黃安參軍算起,他在槍火中度過的時間,超過二十年。紅軍長征中的天全、江油,抗戰時期的太岳伏擊,解放戰爭時的中原決戰和襄樊一役,再到朝鮮戰場的殘酷鏖戰,每一階段都留下了他親自參與的痕跡。個人生活中的起伏、人際關系里的碰撞,并沒有改變他在戰爭年代形成的那個“硬骨頭”的形象。
有些將領,晚年更愿意講道理、談經驗;王近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仍舊是“前線”“敵人”和“誰在那邊”。他嘴里的“李德生”,不僅僅是一個熟悉的名字,更是代表著一種接續——接續那一代人習慣的打仗方式、帶兵風格,以及對軍隊的信任。
也正因此,他的那句“李德生上去,我就放心了”,不僅是對晚輩將領的信賴,更是對那個戰火年代的一種干脆收束。對他而言,該打的仗打了,該扛的陣地扛過,該說的話也都說過,留下的,是一段被刻在戰史里的鋒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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