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會滅關羽滿門是虛構：與史料不符于情理不合，龐德不降另有原因

建安二十四年，許昌的宮城里，漢獻帝劉協頒下一道詔書，冊封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南昌侯。詔書上的名義，仍是“漢室天子”；然而天下人都明白，真正掌權的是曹操。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關羽、龐德、于禁這些名字，先后卷入歷史的漩渦，留下了一連串后來被演義、被夸大、甚至被完全虛構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到了元、清兩代，關羽已經從一位三國名將，被不斷抬高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關圣帝君”，朝廷親自為其后人授官祭祀。《元史》《清史稿》里都有明文記載。既然如此，流傳甚廣的“龐會滅關羽滿門”之說，就顯得格外刺眼：一邊是清代還有“關羽第五十七世孫”，一邊卻說早在三國末年就被斬草除根，這兩者怎么都對不上號。

順著這個矛盾點往下追，就能看出所謂“龐會報父仇，屠盡關氏”的說法，不但不合史料，也有悖當時的政治邏輯與軍中法度。再往深里看，龐德誓死不降關羽，也絕不是什么簡單的“忠于曹魏”，而是另有一層現實考量。

一、從“關氏后人”說起：史書寫得清清楚楚

清康熙五十八年，即公元一七一九年，《清史稿·職官志》記載：朝廷授關羽第五十七世孫關霨，主洛陽關帝廟之祀。稍后在雍正年間，又有“關羽五十二世孫”關居斌、關朝泰，分別奉解州關帝廟、當陽關帝廟之祀。

這幾個人的世系數字看起來亂，其實一點也不重要。關鍵在于一點：清廷要敢在正史里寫“某某是關羽第幾世孫”，那背后必須有家譜、有地望、有地方官府的層層核查。否則，關帝當時已經是舉國祭祀的“武圣”，豈容人冒認血緣？有假必查，有查必重。

往前倒推，從關羽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一直到清康熙年間，中間過去了一千四百多年。關氏后人仍在“延祀”，說明“關家被滅門”絕無可能。至少，“一個叫龐會的人在滅蜀時屠盡關羽家族”，根本說不通。

這就引出第一個疑問：既然正史否定了“滅門”結果，那么這段故事到底從何而來？是同時代官方史書的記載，還是后世文人“添油加醋”的演義？

答案指向后者。

一、虛構的“龐會滅關氏”：史料與情理雙重不通

翻《三國志》，從魏書到蜀書，再到吳書，對關羽之死、龐德之死、劉禪降魏、鄧艾入成都等大事，陳壽寫得非常簡略，卻抓住要害。偏偏對“龐會屠關氏”這種血案，只字未提。反倒是在東晉王隱的《蜀記》中，出現一句相當“醒目”的話：

“龐德子會，隨鐘、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乍一看，很有戲劇沖突：父仇子報、血洗全族，正好迎合后世評書、戲曲的口味。但仔細一核對史實，漏洞立刻暴露。

先看時間與地點。鄧艾自沓中偷渡陰平，直下江油、涪、綿竹，最終逼劉禪于成都出降，這是公元263年冬的事。而龐會呢？《三國志·姜維傳》《鄧艾傳》里交叉記載得很清楚：鐘會出駱谷，進軍漢中，姜維退守陰平、洮西一線，鐘會派胡烈、田續、龐會等人追擊姜維。換句話說，鄧艾入成都時，龐會壓根兒不在成都附近，而是在前線緊追姜維。

身在西北戰線，卻被說成跑到成都滅關家，這本身就自相矛盾。

再看鄧艾的作風。《三國志·鄧艾傳》里，陳壽對鄧艾入成都后的舉措，評價頗高：劉禪率太子諸王面縛詣軍門，鄧艾“執節解縛焚櫬”，加以寬待；又嚴令將士“無所虜略”，安撫蜀民，使各歸舊業。如此刻意展示“寬大之姿”，是為了向司馬氏顯示收國有方，也是為了爭取蜀地士民人心。

在這種氛圍下，哪怕龐會真在鄧艾軍中，都不可能肆意屠殺關氏一門。更別說還要屠一個“早已陣亡四十余年之將”的后代，這既違軍律，也壞了“安民”的大局。

更值得注意的是，連關羽的舊部廖化，在蜀亡之時也只是隨劉禪一同降魏，咸熙元年（264）春天因病卒于赴洛陽的途中，并無被殺記錄。若龐會真鐵了心要報仇，眼前的廖化不動，偏去“找遍蜀中關家人”，邏輯上就更說不通。

再回頭看王隱本人。《晉書·王隱傳》評價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并點名說，他所作《蜀記》中，父親撰部分尚可觀，其本人寫的，則“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裴松之給《三國志》作注時，一邊大量引用《蜀記》的信息，一邊又直接指出其中明顯錯誤。

譬如王隱說：“鐘會平蜀，前后鼓吹，迎德尸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這就和事實嚴重沖突。龐德是建安二十四年被關羽所斬，而魏文帝曹丕即位后還特地派使者“至德墓所”。既然都已安葬許久，尸骨不可能“在蜀”，“身首如生”更像志怪小說。

裴松之就在注中說：“此王隱之虛說也。”一句話，直接否定。

既然王隱連“龐德尸首如生”這種事都敢寫，編一個“龐會滅關家”故事，實在不難想象。對比之下，《三國志》對龐會的記載非常簡略，只說他隨鐘會征伐姜維，根本沒有“血洗關家”的描述。正史不記，而只見于一部被點名“不可信其全”的雜記，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

從史料鏈來看，“龐會滅關羽滿門”只是一則后出、又不可靠的傳聞；從情理與軍法角度看，更與當時的政治需要嚴重背離。換句話講，這是一段典型的“后世為了渲染恩仇而生造的故事”。

二、“漢將”還是“蜀將”？關羽與龐德所處的時代語境

有一點往往被忽略：關羽在世時，不可能自稱“蜀將”。這一點，放在當時的年號和官職體系中去看，就非常清楚了。

建安年間，天下名義上仍是東漢政權。曹操的身份，是“魏王、丞相”；劉備的身份，是“漢中王、大司馬”；孫權受封驃騎將軍、荊州牧、南昌侯。這些爵位、官職，全部出自漢獻帝之手。換句話說，在公元220年曹丕篡漢之前，各路諸侯都還掛著“漢朝官印”，沒有人會公開承認自己是“魏將”或“蜀將”。

關羽的正式官職，是“前將軍、假節鉞、督荊州事、漢壽亭侯”；龐德當時是“立義將軍、關門亭侯”；于禁則是“假節鉞左將軍、益壽亭侯”。這些頭銜中，“漢”字隨處可見，充分說明他們在法理層面，都是漢朝的臣子。

所以民間常說的“關羽降漢不降曹”，實際上沒有意義。關羽一直就是“漢將”，根本談不上“降漢”；他從曹操處離去，是從一個漢朝權臣的麾下，回到另一個漢朝諸侯那里，不存在“叛漢”的問題。

這種“名義上的大一統”，和民國軍閥混戰有點像。各路軍閥旗號再怎么亂，打起仗來再怎么殘酷，大家在法律上都自稱“中華民國某某軍”，誰也不承認自己是“割據一方”。一旦戰敗下野，彼此之間還時常互給出路。只有極個別像孫傳芳殺施從濱那樣“做絕”的行為，會被人當成江湖大忌。

放在這個語境下看關羽與龐德之戰，兩人不過是“各為其主”的對手，并無私仇。戰場上一將功成，敗方將領被俘，是殺是留，往往要看雙方的氣度和現實考量。單以人格、氣節來說，于禁、龐德都不屬于“死不旋踵”的那一類人，他們在曹營也并非像夏侯惇、曹仁那些“宗室嫡系”，忠誠度自然不能相提并論。

值得一提的是，龐德、于禁本身都曾是“降將”。于禁早年投效濟北相鮑信，后歸曹操，在官渡之戰中立過大功。龐德則是從馬超帳下轉投曹操，兩人都不是“從一而終”的典型忠臣。

按常理推測，他們若在襄樊之戰中同降關羽，其實并不奇怪。真正難解的是：為什么于禁投降，而龐德寧死不屈？

這個問題，不能只從“忠與不忠”來解釋。

三、龐德誓死不降：不是絕對忠義，而是現實算計

于禁與龐德在曹營的地位，有著微妙差別。于禁隨曹操征戰多年，從官渡到漢中，數次擔任主力，戰功顯赫，曹操對他頗為倚重；龐德則屬于后來投效之人，雖勇而尚武，卻在曹營內部頗受猜疑。曹操給他兵權，是力排眾議，這本身就說明龐德的“政治基礎”并不牢固。

站在于禁的角度，一旦戰敗投降關羽，曹操固然痛心，卻未必真的把他全家都斬盡殺絕。一方面，于禁有舊功；另一方面，曹操也要顧及軍中人心，不可能對每一個戰敗投降的將領都施以“滅族”重刑。家族也許會受牽連、貶黜，但說不定還能留下一線生機。

龐德就不一樣了。他在出征之前，口風很硬，在營中公然立誓，說要為曹操“效死”，明確表態要親手斬殺關羽。這些話早已傳入軍中上下一片耳朵里。一旦龐德被俘后選擇投降關羽，事情就變了味——那不僅是“戰敗求生”，而是把主帥和全軍顏面踩在地上。

試想一下，從曹操的性格和當時的軍紀來看，龐德若投降，后果幾乎可以想見：男丁很可能被殺，女眷充作官婢，至少是不輕的族誅。龐德本人若有一點政治判斷力，也會意識到：對曹操來說，殺一個“口口聲聲要殺關羽”的降將，是向全軍立威的最好方式。

所以，從龐德的角度，它其實是一個殘酷的選擇題：

若降，則可以茍全性命，然而家族多半慘遭連坐；

若死，則以“戰死不降”向曹操表明忠誠，龐氏一門也許還能得到“忠烈之家”的名分，家屬受到保護。

這和后世許多“戰敗自殺以保全家族”的選擇，邏輯非常接近。龐德自知“前言已出，覆水難收”，要想保住龐會等家小，最現實的辦法，反而是用自己的死去換取“名節”，逼曹操“照顧烈士家屬”。

從這個角度再看他那句著名的狠話：“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這不僅是豪言，更是一種提前鋪墊的“政治遺言”。

關羽俘獲龐德后，曾試圖勸降。據《三國志·龐德傳》裴注引《魏略》記載，關羽對龐德說：“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這句話里，透露出兩層意思：一是示以親情——你哥哥龐柔在漢中，愿不愿意與兄長團聚？二是示以前途——歸降之后，仍可以領兵為將。

龐德的回應，卻極其剛烈：“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震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

罵關羽為“豎子”倒還好說，關鍵是他把矛頭對準劉備，稱之為“庸才”，還扣上“賊將”的帽子。這就觸碰到關羽最看重的一條底線——對大哥的尊崇。

若龐德只是拒降，關羽極可能照張飛義釋嚴顏那一套，對他禮遇后釋放，甚至委以官職。但既罵到了劉備，事情就沒得轉圜了。關羽再重情義，也不可能容忍這種當眾羞辱主公的行為，最終斬之，是戰場禮法與私念交織下的必然結果。

不得不說，這一刀既成全了龐德“死節”的名聲，也切斷了他再為馬超、為劉備所用的可能。關羽自己恐怕也清楚：一旦龐德活著落到馬超那邊，馬超的兵鋒會更難駕馭。對劉備集團來說，這是個不小的隱憂。

從龐德的立場看，他的選擇兼顧了三件事：

一是保全了對曹操的“忠”；

二是保障了家屬，特別是龐會的安全；

三是維護了作為將領的個人顏面。

這樣算下來，他的“不降”，未必是傳說中的“忠義無雙”，卻一定是經過冷靜盤算后的結果。

至于龐會，歷經曹魏后期與西晉開國，他若真明白父親當年的苦衷，心里對關羽未必有多大仇恨。畢竟，殺龐德的，是戰場上的對手；保住龐氏后人的，則是曹操與曹魏政權。所以，“子承父仇，血洗關家”這一套，在現實政治中很難成立。

從史料中復原出的龐會，只是一個在鐘會麾下追擊姜維的將領，屢見名字，卻沒有任何“血洗舊仇”的記錄。動輒“屠滅滿門”的戲劇化處理，更像是后世文學營造出來的“爽點”。

從關羽的官爵、龐德的抉擇，到龐會的真實行蹤，史書提供的線索其實相當清楚。那些后來添上去的刀光血影，看著過癮，卻經不起細查。對這段歷史，多一些耐心翻檢，多一些對史料的敬畏，反倒能看出其中更復雜、更接近真實的人情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