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投資詐騙指控，律師以“境外證據瑕疵+管轄權異議”雙軌辯護

每當有當事人手持涉及“境外”“跨境”字眼的詐騙案卷宗走進我的辦公室，我總能在他們眼中讀出相似的焦慮與無助。這類案件往往材料龐雜，法律關系錯綜復雜，交織著國內法與涉外因素，辯護難度可見一斑。然而，我始終堅信：越是局面復雜，越能考驗律師抽絲剝繭的專業能力，也越需要敢于堅持法律判斷的勇氣。今天分享的這起案件，便是在看似鐵證如山的指控下，通過精準打擊證據鏈中最薄弱環節，最終實現無罪逆轉的典型案例。

2025年初，我接受了黃先生（化名）家屬的緊急委托。黃先生是一位民營企業家，因涉嫌一起涉案金額高達數千萬元的“跨境投資詐騙”被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指控稱，他虛構某境外礦產投資項目，向數十名投資人募集資金，隨后將大部分資金通過地下錢莊等渠道轉移至海外，未用于實際投資，涉嫌構成詐騙罪。案卷中陳列著幾份看似關鍵的“境外證據”：一份由某外國律師事務所出具的“項目盡調報告”（僅有非官方翻譯件），幾張模糊的海外銀行轉賬截圖，以及數位身處國外的“項目方代表”通過電子郵件作出的對黃先生不利的陳述。

初閱案卷，壓力撲面而來。公訴方試圖構建一個“境內虛構事實—境外虛假項目—資金跨境轉移”的完整閉環，邏輯嚴密，表象堅實。但多年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經驗讓我形成一種職業直覺：凡高度依賴境外證據支撐核心事實的指控，其證據根基往往比表面更脆弱。因此，我從一開始就確立了無罪辯護的總體方向，并制定了兩條并行的辯護路徑：一是全面質疑境外證據的合法性與真實性，即“證據瑕疵之訴”；二是從程序上挑戰本案的管轄權基礎，即“管轄權異議之訴”。我將之稱為“雙軌辯護”，旨在從實體與程序兩個層面，同步動搖指控體系的根基。

第一軌：直擊“境外證據瑕疵”，瓦解指控基石

我深知，對境外證據的質疑不能停留于表面，必須進行徹底解構。

首先，針對那份關鍵的“境外盡調報告”。我向法庭明確指出，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域外形成的證據材料，須經所在國公證機關證明，并經我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或履行我國與該國締結的有關條約規定的證明手續，方可作為證據使用。而本案中的報告，僅附有一份無資質個人翻譯的文本，既無公證，亦無認證，程序嚴重缺失。我在質證意見中強調：“該文件在法律上僅為‘證據材料’，而非具備證據資格的‘證據’。其來源不明、形式違法，無法證明內容真實性，更不能用于認定涉案項目虛假。若以此定案，將嚴重違背證據法定原則。”

其次，針對海外銀行轉賬截圖與電子郵件。我指出，這些電子數據并非通過刑事司法協助等正式渠道調取，而是由所謂“被害人”自行提供，其提取與固定過程不符合電子證據的取證規范，存在被篡改、剪輯的極高風險。我向法庭強調：“在詐騙案件中，資金流向是定罪關鍵。但這些來自境外的資金痕跡，如同霧中觀花，未經合法、可信的程序固定，其證明力應視為零。我們不能以來源不明的‘影子證據’，作為剝奪公民自由的依據。”

我在多次庭前會議與庭審中反復、系統地闡述這些觀點。這不僅是法律條文的援引，更是向法庭傳遞一個清晰信號：公訴方所依賴的，是一整套建立在流沙之上的證據體系，其根基已然動搖。

第二軌：巧用“管轄權異議”，爭取程序主動

在猛攻證據問題的同時，我同步推進另一條戰線——管轄權異議。我提出，根據起訴書描述，詐騙行為的實行地（項目洽談、合同簽訂）與結果地（投資人財產損失）均發生于我國境內，這一點并無爭議。然而，公訴方試圖以“資金被非法轉移至境外”為由，強調案件的“涉外性”與嚴重性。

我的策略是反向利用這一點。在《管轄權異議申請書》中，我論述道：本案的犯罪預備、實行與結果均發生于國內，主要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均為中國公民或機構，案件本質應屬國內犯罪。所謂資金跨境轉移，僅是詐騙既遂后的贓款處置行為，屬于事后不可罰行為，不應作為確定犯罪地的主要依據。更重要的是，所有關于資金在境外被“非法占有”的指控，完全依賴于合法性存疑的境外證據。“在核心境外證據合法性無法確認的前提下，將本案定性為‘涉外案件’并據此行使管轄權，缺乏事實與法律支撐，亦可能導致因證據不足而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定。”

提出管轄權異議，并非意在真正移送案件（實踐中亦難實現），而是一種戰略性程序手段。其目的有二：一是以正式法律文書形式，將“本案核心事實依賴非法境外證據”這一致命缺陷，提請合議庭高度重視；二是打亂公訴方節奏，將庭審焦點引向案件性質的深層討論，為“證據戰”營造更有利的辯護氛圍。

雙軌合擊，終獲無罪

兩條辯護路徑并非孤立，而是在庭審中相互交織、彼此強化。每當公訴人援引境外證據證明詐騙事實，我立即以其程序違法性予以駁斥；當法庭探討案件整體性質時，我的管轄權異議則成為支撐“本案國內性為主、涉外部分證據不可靠”這一論斷的有力佐證。

整場辯護，更像是一場圍繞“證據資格”展開的精密拆解。最終，合議庭采納了我方核心意見。法院認定：公訴機關提交的境外證據材料，因未履行法定公證、認證手續，取證程序違法，不得作為定案依據。在排除這些關鍵證據后，現有證據無法形成完整鏈條，不足以確實、充分地證明黃先生實施了虛構事實、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詐騙行為。

判決書落槌——“被告人林某某無罪”。這不僅是一紙無罪判決，更是對“以審判為中心”“證據裁判”原則的生動踐行。對黃先生及其家庭而言，是生活的重啟；對我而言，則是專業信念的又一次堅定回響。

律師心得

此案令我深有感觸。面對跨境經濟犯罪指控，尤其是詐騙罪，辯護律師切不可被“涉外”光環或復雜資金圖譜所震懾。相反，應敏銳捕捉其固有弱點，此類案件往往嚴重依賴境外書證與電子數據。而嚴格的公證認證程序，正是其最易攻破的“阿喀琉斯之踵”。堅持證據形式合法性，是擊破指控的第一利器。在實體辯護陷入僵局時，管轄權異議等程序性手段常能轉換視角，凸顯核心爭議，迫使法庭先審視“能否審”的問題，從而為“如何審”奠定有利基礎。

雙軌并行，方能制勝：單打一質疑證據，力度易被分散；僅提程序異議，易被視為技術拖延。唯有將二者結合，形成“證據不合法→指控基礎不牢→管轄權主張亦無據”的邏輯閉環，才能最大化辯護效能。愿此案例能為身處類似困境的當事人與家屬帶來一絲希望。法律之門始終為有理有據的辯護敞開，關鍵在于——你是否握住了那把正確的鑰匙。

關鍵詞

?跨境詐騙辯護；? ?管轄權異議；? ?境外證據瑕疵；?

?詐騙罪無罪辯護；? ?刑事雙軌辯護；? ?經濟犯罪律師；?

?證據合法性審查；? ?投資詐騙案律師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師，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資深經濟犯罪辯護律師。其執業領域深度聚焦于詐騙類犯罪，尤其在處理涉及?跨境要素、復雜資金鏈與域外證據?的疑難詐騙案件方面，擁有獨到的辯護經驗與卓越戰績。

林律師的辯護策略以精準、犀利著稱，不僅精于詐騙罪核心構成要件“非法占有目的”的實體抗辯，更擅長運用?程序性辯護?（如管轄權異議）與?證據合法性審查?（特別是針對境外證據的公證認證瑕疵）作為進攻利器，構建“雙軌”乃至“多軌”辯護體系，在證據根基上瓦解指控。本文分享的跨境投資詐騙無罪案例，正是這一辯護哲學的典型體現。

憑借深厚的理論功底與前沿的實務洞察，林智敏律師已成功代理多起具有行業影響力的詐騙罪辯護案件，其專業文章與實務觀點以邏輯嚴密、實操性強而備受業界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