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女兒：中央曾內定我父親為“特殊情況下的臺灣省委第一書記”

1949年春天，華北的風還帶著寒意，北京城里的許多機關大院卻已是燈火通明，白天開會，夜里討論，關于新中國未來的許多設想就在一張張地圖、一頁頁文件間鋪開。有人回憶，那段時間里，被提及頻率最高的兩個地名，一個是“臺灣”，一個就是“山東”。而有意思的是，這兩個地名，后來都和同一個人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這個人便是舒同。

在許多普通人印象中，舒同主要是“寫字好”，那些被稱作“舒體”的大字掛在樓宇、刊頭、牌匾上，氣勢十足。但在1949年前后，擺在中央案頭的材料上，關于舒同的第一評價卻并不是“書法”，而是“政治工作經驗豐富，統(tǒng)戰(zhàn)能力強，熟悉敵工工作”。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才有了那個頗為特殊的內部安排——在特定情況下，由他出任“臺灣省委第一書記”。

一、從社論到電報：解放臺灣被提到桌面上

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fā)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社論，這是公開場合第一次明確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這一天，距離北平和平解放還不到兩個月，新中國尚未正式成立，但對于未來國家版圖的構想，已經開始形成清晰輪廓。

彼時的軍事形勢推進得很快。4月，渡江戰(zhàn)役打響，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天塹，南京很快宣告解放，國民黨政權的“首都”名存實亡。隨著武漢、上海相繼回到人民手中，國民黨軍主力一路南撤，臺灣逐漸被其視為最后依托之地。

也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央開始系統(tǒng)考慮“如何解放臺灣”的問題。1949年6月14日，中央軍委發(fā)出一份給粟裕的電報，文字不長，卻意味深長：“請開始注意研究奪取臺灣的問題。臺灣是否有可能在較快的時間內奪取，用什么方法去奪取，有何辦法分化臺灣敵軍……請著手研究，并將初步意見電告。”短短幾句，把軍事、時間、統(tǒng)戰(zhàn)、敵軍分化等關鍵要素都點到了。

一周之后，6月21日，中央軍委又致電華東局，語氣更加明確，提到你們在當時幾個月內有“四件大工作”，其中一件就是“準備解放臺灣”。這一來一往兩封電報，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對于臺灣問題的考慮已不再停留在概念層面，而是進入到實際籌劃階段。

對于當時的華東局和第三野戰(zhàn)軍而言，解放臺灣不只是地圖上的一個箭頭，也不只是艦船、火炮的排列組合，而是一個完整的政治、軍事、統(tǒng)戰(zhàn)系統(tǒng)工程。要打過去，更要接得住、管得好，這就牽涉到一個關鍵問題：臺灣解放后，由誰來主持省一級的黨政工作。

二、為什么是舒同：政治工作干部與書法家的交集

在中央考慮的臺灣省政權班子名單中，最醒目的一個名字，就是“舒同——臺灣省委書記”。緊隨其后的是“劉格平——省委副書記”。這個搭配并不是隨意一劃，而是在綜合多方因素后形成的方案。

舒同的履歷，在當時的干部隊伍中頗有代表性。抗日戰(zhàn)爭期間，他在八路軍總部擔任秘書長，后來又兼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宣傳部長。這些崗位，決定了他長期直接參與政治工作、宣傳工作以及與各方面人士的聯(lián)系協(xié)調。1944年，他奉命來到山東，歷任山東分局委員兼秘書長、新四軍暨山東軍區(qū)政治部主任、華東軍區(qū)政治部主任、華東軍區(qū)暨第三野戰(zhàn)軍政治部主任，幾乎所有職務都與“政治工作”四個字分不開。

從職務排序能看出，舒同長期處在“前線政治機關”的關鍵位置，不是那種只在后方辦公室批批文件的干部。這類干部的共同特點，往往是對官兵情緒、地方民情、敵方動向比較敏感，處理復雜局勢時，既要能“講原則”，又要會“做工作”。

據女兒舒均均回憶，當年中央之所以內定舒同為“臺灣省委第一書記”，考慮主要集中在幾方面：“知識分子出身，有文化，文才好，又是知名的書法家，還做過敵工部長，到了臺灣之后可以更好地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這段概括頗為凝練，也讓人看到當時中央選人時的思路——既要政治可靠，又要能做“人心”的文章。

從公開史料看，舒同在“敵工”方面確有長期實踐經歷。他曾擔任國軍工作部門的負責人，參與策劃、推動多起重要起義事件，其中較為知名的，便是韓練成部起義。韓練成時任國民黨軍高級軍官，其率部起義對于西北戰(zhàn)局產生了重要影響，這類工作需要極強的耐心、判斷力和對對方軍心的把握，絕非簡單傳遞幾封電報可以完成。

有一件被多次提及的小故事，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舒同的另一面。紅軍到達陜北后不久，邊區(qū)政府打算請一位當地很有名望的前清翰林出任邊區(qū)參議機構成員。這位老翰林自視極高，直言“和沒文化的人談不了”。為打消其顧慮，毛澤東便讓舒同給他寫一封信。這封信送到對方面前后，對方看完只說了一句：“字美文雅，想不到共產黨內也有人才啊！”隨后便同意出山任職。

在這件事情里，書法和文章并不是表面那樣只起“點綴作用”。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一手好字、一篇好文章，本身就是一種“通行證”，尤其針對舊式讀書人，往往比慷慨陳詞更有說服力。舒同身上這種“文”和“政”的結合，在考慮臺灣問題時自然被格外看重。

三、“馬背書法家”與“黨內一支筆”

談到書法，舒同的另一重身份便顯得格外鮮明。長征途中，他隨部隊翻山越嶺，行軍極為艱苦，但據當時戰(zhàn)士回憶，他幾乎每天都會抽點空，用手指在褲腿上比劃筆畫，練習結構。有戰(zhàn)友好奇地問他：“這路都走不完，你還有心思練字？”舒同笑著答：“字不能荒，手一歇就生。”這種狀態(tài)，后來被形容為“馬背上練字的人”，毛澤東得知后，還專門用“馬背書法家”來評價他。

“舒體字”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逐步廣為人知，其風格勁挺舒展，自成一派。舒同自己總結得頗為有趣，說是“楷、草、隸、篆、顏、柳各取一分，何紹基書法取半分”，加起來是“七分半體”。這話當然有幾分幽默在里面，但也能看出他對書法史的熟悉和自家風格的自覺。

毛澤東曾評價他是“黨內一支筆，紅軍書法家”。在當時，社會上常有一句說法：“國民黨有于右任，共產黨有舒同。”于右任以標準草書聞名海內外，而舒同則在黨內、軍內具有極高知名度，兩人一南一北、一舊一新，在不少書法愛好者嘴里被放在一起比較，這在政治氛圍濃厚的年代，本身就是一種頗有意味的文化現(xiàn)象。

值得一提的是，舒同一生并未主動舉辦過個人書法展，也沒有親自出版過正式書法集。他在書法上的名氣，更多來自于實用性的書寫：報紙報頭、牌匾標題、機關題字等。到了晚年，慕名上門求字的人越來越多，有時一天要寫很多幅字，以至于連研墨的人都忙不過來，不少人干脆自己帶著研好的墨汁上門，只求他在紙上落一筆。

從干部選拔的角度看，這些看似“文人氣”的細節(jié)，并不是與政治無關的小插曲。對于準備赴臺的干部人選而言，能與臺灣社會各階層打交道，能夠在文化層面建立信任，是一項很現(xiàn)實的考量。一位懂傳統(tǒng)文化、寫得一手好字、言談得體的領導干部，在特定場景下更容易打開局面，這一點，在當年的統(tǒng)戰(zhàn)安排中顯然早已納入考量。

四、“特殊情況下的臺灣省委第一書記”的產生與擱置

回到解放臺灣的籌劃上。1949年下半年起，華東地區(qū)的戰(zhàn)事基本告一段落，第三野戰(zhàn)軍主力南下，接管城市、整編部隊、進行沿海防務部署。臺灣問題的討論，在軍委電報和工作會議上出現(xiàn)得越來越頻繁。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戰(zhàn)軍前委發(fā)出一份題為《保證攻臺作戰(zhàn)勝利的幾點意見》的文件，對攻臺作戰(zhàn)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設想。從兵力配置看，計劃以3個兵團、12個軍，共約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臺準備作戰(zhàn)，并成立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粟裕在解放戰(zhàn)爭中的一系列大戰(zhàn)役中已經證明了自己的指揮能力，因此被確定為攻臺作戰(zhàn)一線主要指揮者，在當時是順理成章的安排。

不過，軍事準備只是攻臺計劃的一部分。幾乎在同一時間，關于臺灣省未來黨政機構的籌建也在悄然推進。中央授權舒同負責組建“特殊情況下的臺灣省委”。“特殊情況”四個字，其實包含了多種預案：既包括解放臺灣后復雜局勢的應對，也包括在戰(zhàn)局發(fā)生突變時，如何保持組織上的連續(xù)性。

在這一授權下，舒同開始搭建臺灣省委、省政府各部委、廳局、地委、縣委等各級領導班子的人選框架。這并不是簡單在名單上寫幾個名字，而要綜合考慮干部來源、年齡結構、專業(yè)背景以及是否熟悉海島工作、是否了解國民黨軍政情況等。部分干部還接受了有針對性的培訓，包括臺灣地區(qū)的歷史、社會結構、民族構成、宗教情況以及相關政策等內容。

可以設想，當時參加培訓的干部心里多少都帶著一種“隨時可能出發(fā)”的準備。有回憶材料提到，課堂上有人半開玩笑地問：“到了那邊，要不要先練幾句閩南話？”帶課的干部也笑，說政策問題先弄明白，方言慢慢學不遲。這些細節(jié)雖不足以構成完整畫面，卻能讓人感到，當時“解放臺灣”這件事確實被當成一個切實的目標，而非遙遠口號。

然而，歷史的走向往往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拐彎。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半島上的戰(zhàn)火迅速引來國際干預，美軍以“聯(lián)合國軍”名義大規(guī)模出兵，隨即對臺海實施武力封鎖。這一變化，使原本逐步推進的攻臺準備驟然面臨全新的國際環(huán)境。

在這樣的形勢下，繼續(xù)進行大規(guī)模渡海作戰(zhàn)，所要承擔的風險遠遠超出此前的預估。綜合多方面權衡后，中央不得不暫時擱置原定的解放臺灣軍事計劃，將工作重點調整為對臺長期斗爭與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為此，中央專門設立了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負責涉臺事務的統(tǒng)籌協(xié)調。

攻臺計劃的“按下暫停鍵”，直接導致舒同所組建的那個“特殊情況下的臺灣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停留在紙面上。從組織程序上看，這個職務已經過研究并作了內部決定，但因為形勢變化，未能實際運行。舒同本人實際也從未赴臺，這一點在后來的回憶和公開資料中都有明確記錄。

事情發(fā)展到這里，有人曾問起舒同：“要是當年真打過去，你就去臺灣當省委第一書記了？”據家人回憶，他只是淡淡一句：“工作安排到哪，就到哪。”一句輕描淡寫，背后卻是那個年代干部的普遍態(tài)度——個人去向，總是服從整體部署。這種回答方式，在今天看來略顯樸素，卻與當時的干部文化高度契合。

1954年，形勢又有了新的變化。這一年，組織上需要在多個關鍵崗位上進行調整，其中涉及人民日報社和部分省級黨委的主要領導人選。根據當時的安排，組織上專門征求舒同意見，讓他在“人民日報社長”和“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兩個職務之間作出選擇。

對一個干部而言，這兩個崗位性質并不相同。人民日報社長，直面全國輿論工作，是中央機關的重要位置；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則是實打實的一線地方主官，要直接面對一個人口眾多、基礎雄厚的大省。舒同最終作出的選擇，是后者。

他的理由很明確：自1944年到山東工作以來，在那里干了多年，與山東百姓和干部感情很深，對當地情況也十分熟悉。既然有機會繼續(xù)在這塊土地上工作，更容易發(fā)揮作用。在熟悉的人群、熟悉的環(huán)境里推進建設，比從頭接手一套全新的宣傳系統(tǒng)更符合他的性格和工作方式。

從后來山東的實際工作軌跡來看，這一選擇并非一時興起，而是和他長期形成的工作習慣吻合：重視基層，重視實際，善于在地域文化中尋找工作突破口。與“如果當年攻臺成功，他將赴臺”的那個設想相比，真正發(fā)生的歷史，是他繼續(xù)在黃河以北這片土地上，與干部群眾打交道、抓建設、做政治工作，直到年代更替、人事輪換。

回看這一串歷史節(jié)點，從1949年3月提出“解放臺灣”的公開口號，到同年6月的連續(xù)電報，再到1950年春夏的攻臺準備、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臺海局勢驟變，最后延伸到1954年職位選擇，可以清楚看到一個時代的節(jié)奏變化。舒同的名字，穿插在這些節(jié)點中，有時是一行電報里的職務，有時是某份名單中的人選，有時則出現(xiàn)在地方黨委的任命文件上。

這些看似不大的文字，連綴起來，卻折射出一個頗為微妙的事實：在新中國成立前后，許多關鍵人物的命運走向，與國家戰(zhàn)略安排緊密相連。某一場戰(zhàn)役提前或推遲，某一場國際沖突突然而至，都會對個人的工作軌跡產生影響。舒同被內定為“特殊情況下的臺灣省委第一書記”而未能走上這個崗位，正是這種大歷史與個體命運交織下的一個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