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用盡辦法救國的人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近代中國里，有無數仁人志士，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嘗試了很多途徑想救中國。

其中有一位了不起的湖南人，可以說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一直在變換自己方向的人，而且最后他找對了！他就是楊度（1875年1月10日-1931年9月17日），原名承瓚，字皙子，別號虎公、虎禪，又號虎禪師、虎頭陀、釋虎等，是湖南湘潭人，比他年輕的另一位同鄉更加有名。他師從王闿運，是光緒年的舉人，先后畢業于日本弘文學院師范速成班、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為清末反對禮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參加過公車上書等活動。

楊度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復雜性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橫跨清末和民國，經歷了從君主立憲倡導者的保皇派到中共秘密黨員的巨大轉變，人生經歷堪稱“試遍所有救國路線”的傳奇！

有一些研究者可能看到他的行動會說這是一個民國投機者，事實上他一直有一個宗旨就是救中國，所以他為了讓國家富強嘗試了很多個途徑。他出生在農家，10歲就失去了父親，所以過繼給了伯父。可以說出身還是挺坎坷的，但是他沒有被這些生活的挫折打倒。1892年，他中了秀才，1893年他中了舉人。在同樣這一年他的那位了不起的小老鄉出生了。他們在幾十年以后將會成為同志。

楊度年輕的時候師從名儒王闿運，他醉心于“帝王之學”。1895年參與“公車上書”，受康有為、梁啟超影響，轉向維新思想。這個人其實是當時的非常有名的名士了，他和后來大家耳熟能詳的很多民國大師，不是同學就是曾經共事過。

到了1902年，他自費到日本去留學了。那個年代因為日本先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國家開始變得富強，所以我們中國的很多仁人志士，確實準備用留日這條路來看看中國有什么可以借鑒的。和他同時期的秋瑾、魯迅和陳天華等人都是到日本去學習的。楊度到了弘文書院師范速成班，他的同學行列當中有黃興。1904年轉入法政大學研究西方憲政。

這個時候他的思想是擁護君主立憲體制的，所以開始倡導這件事。他后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參與修律工作。清政府一直在搞一個叫預備立憲的活動，但事實上，還是把大權抓在封建貴族手里。所以是屬于那種騙人民玩的。辛亥革命后，楊度認定袁世凱是能救中國的“非常之人”，成為袁的幕僚。1915年，撰寫《君憲救國論》，為袁世凱復辟帝制造勢，隨后組織“籌安會”（當了理事長），與孫毓筠、胡瑛等被稱為“籌安會六君子”。洪憲帝制失敗后，他被列為“帝制禍首”通緝，因為袁世凱也開始煩他了，他就避居天津、青島租界，轉向佛學研究。當時他在政治上一直在碰一鼻子的灰，所以鼻子都快撞扁了，所以有點兒失望了。就是屬于在家里頭看點書，做點學問，研究點佛法，似乎就變成沒事兒干的人了。

但是他肯定不會就這么待著，這可能只是蟄伏的一個階段。到了1922年，他和孫中山進行會晤。之后他感覺到君主立憲是肯定不可能了，因為那一幫君主已經滾蛋了。他放棄了原先的主張，開始轉向民主革命。到1927年李大釗同志犧牲之后，楊度又認清了北洋軍閥反動的本性，開始傾向于共產主義思想。在李大釗同志犧牲之前，他還是努力進行營救過的。到了1929年秋天，經過潘漢年介紹，周恩來批準，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秘密黨員，根據一些資料說，發展他的人很可能是陳賡同志。他加入我黨之后，他就用杜月笙的私人顧問的身份作為掩護，從事地下情報工作，是和組織上單線聯系的。

他這一生始終圍繞著救國這個核心主題。他的早期救國理念就是對君主專制的反思，他認為中國落后的根源在于制度的腐敗，然后君主立憲就能好一點，認為這樣既能夠保留傳統，又能實現富強，算是最佳路徑了。所以剛才說過1905年。他為清政府憲政考察團起草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等文件，這個是預備立憲的核心文獻。后來在1908年，他擔任憲政編查館提調，這個職務就是負責制定憲法草案的。他主張開設民選議院、限制君權和努力推動清政府向君主立憲體制轉型。當然大家都知道結果，就是那個腐朽的清政府根本就是演戲給人民看，沒人耐心看他們把這艘破船再轉回來了。1907年，他組織一些憲政團體，在東京創立《中國新報》，在媒體上宣傳君主立憲。和筆者講過的梁啟超的《 》?還有同盟會的《民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態勢。然后這一年他們還組織了政俗調查會，后來改名叫做憲政公會。他們的目標叫做設立民選議院，聯絡了一些湖南的士紳，上書朝廷請開國會。這也開創了國會請愿運動的先河。但是積重難返，這種溫和的改良方式是行不通的。

所以到了民國之后，袁世凱又開始竊取革命果實，他要復辟稱帝。但是他對楊度是有所謂知遇之恩的，所以這個時候楊度就被他給迷惑了。

楊度對袁世凱的“知遇之恩”抱有幻想，認為袁世凱是“能實現君主立憲”的理想人選。1915年，他撰寫《君憲救國論》，提出“中國若不廢共和、立君主，終將亡國”，為袁世凱復辟帝制提供了“理論依據”。隨后組織“籌安會”，通過“乞丐請愿團”、“妓女請愿團”等形式，制造“全民擁戴”的假象，推動洪憲帝制出臺。

洪憲稱帝可以說是一個沐猴而冠的鬧劇。袁世凱的帝制夢僅持續83天便化為泡影，病逝前大呼“楊度誤我”。楊度被列為“帝制禍首”通緝，昔日好友梁啟超痛斥，說他為“下賤無恥的嬖人”，湖南老家罵其為“漢奸”。

他在《挽袁世凱聯》中自辯說“共和誤中國，中國不誤共和；千載而還，再評此獄。”但他內心的痛苦與迷茫已達頂點……也可能他一直在碰壁，確實感覺太難過了，因為那個時代的中國內外交困，有的人活一輩子腰都沒直起來過。

所以1922年，楊度會晤孫中山，坦誠“君主立憲已失敗，今后只有依靠群眾革命”，開始轉向民主革命。1925年，通過孫中山結識李大釗，受其影響，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7年，李大釗被捕后，楊度全力營救過。1927年4月，楊度得知張作霖將搜捕東交民巷俄國兵營（李大釗等共產黨人藏身之處），立即通知章士釗轉告李大釗轉移，但未被重視。4月6日李大釗被捕后，楊度不顧個人安危，面見張作霖，要求將李大釗移交地方法院審理（就是避免軍法速決），并賣掉北京“悅廬”公館，得4500大洋用于營救。最終李大釗等20人被絞死了，楊度悲痛欲絕。他說“李大釗是真正的勇士”……所以這也是他走向真正信仰之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入黨之后他將母親送回長沙，以杜月笙“私人顧問”身份為掩護，周旋于軍閥、官僚之間，收集情報。例如，利用與張宗昌的關系，為北伐軍提供敵軍部署信息，還利用杜月笙的影響力，為上海黨中央提供避難場所，比如中央特科成員董健吾身份暴露后，曾在楊度家躲避數十天，就是這樣子幫了很多人。

他這一輩子可以說選了9次，最后一次終于選對了，從一個保皇黨一直到共產主義，靈魂的跨度是非常大的。但是他這一生是救國理想不斷調整和升華的一生，他信仰轉變的核心是對人民力量的認識。

早期他心想只要有明君就好了，所以他愿意君主立憲。最開始以為救國的關鍵就是找到一個能推動改革的明君，就是找到一個好君主。所以甚至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凱這樣的軍事投機者身上。但是這個83天的洪憲帝制，讓人看到了，就算是所謂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穿上漢人衣冠，這樣的皇帝有什么用呢？性質是不變的，一樣是封建的。所以這個時候楊度認識到依靠這種少數人是無法救中國的，于是轉向了民主革命，但是又有點兒迷惘。因為他感覺到軍閥混戰，所以革命難以成功。一直到1927年，李大釗等同志被屠殺，他親眼目睹了共產黨人視死如歸的精神，當時真正認識到，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

后來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擁有了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他曾經說“我以前走的路都是錯的，只有跟著共產黨才能真正救中國。”他在給朋友的信當中曾經寫，“共產主義是真理，我愿意用我的余生為它奮斗。”后來即便面對著白色恐怖，他也仍然堅持為黨工作，他說，“這是我應該做的。”就感覺到，完全不顧自己年紀大了。就好像怕來不及那樣，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能救中國的真理，他要拼命奮斗。

所以他的一生充滿了爭議，人們說他是帝制禍首，曾經有很多人都罵他，可他更是中共秘密黨員，曾經散盡家財，為革命事業默默奉獻。一直到周恩來同志在1975年病危的時候，還記得這件事，他將楊度的黨員身份公之于世。要求寫到《辭海》的這個詞條里。周恩來同志曾經說，“當年袁世凱稱帝時，仇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后參加了共產黨，是我介紹并直接領導他的。”毛澤東同志也說“他是自己人”。周恩來同志對他的評價說，楊度是個聰明人，他最后選擇了正確的道路。還有其他學者的評價，說他的一生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救國探索的縮影。從帝王之學到共產主義的轉變，反映了時代的變遷與進步。

楊度的一生告訴我們，救國不是選擇正確的道路，而是要不斷修正錯誤的道路。也就是說可以嘗試，如果發現錯了的話，我們就改正。他從君主立憲到共產主義，并不是投機，而是對真理的追求。正如他自己所說，只要能救中國，我愿意做任何事。他這種信仰的力量，其實真的就是紅色戰士的力量，他的名字會永遠鐫刻在中國近代史的革命豐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