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lián)合國前主席稱：中國人的風俗，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學得來

“中國人的風俗，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學得來。”

昔日擔任過聯(lián)合國前執(zhí)行局主席的特維叟·萊特，用一句話打破了西方流傳多年的偏見，也說出了中國人的心聲。

為什么中國的風俗信仰會與眾不同呢？

倘若要問地球上哪一種人類活動能讓外太空的衛(wèi)星都捕捉到熱力圖的劇烈波動，那絕非靜止的長城，而是中國每年的春運與清明祭掃。

每一年，西方媒體的記者們都會扛著“長槍短炮”蹲守在各大火車站，試圖用他們固有的邏輯去解構這種看似“非理性”的狂潮。

在他們的取景框里，或許只記錄下了摩肩接踵的人流和堆疊如山的編織袋，但他們永遠無法捕捉到那個直擊靈魂深處的“潛意識瞬間”：

試想，一個平日里在CBD寫字樓習慣了手捧冰美式的一線白領，此刻卻毫不猶豫地扛起散發(fā)著煙熏味的幾十斤臘肉，在逼仄的車廂夾縫中站立十幾個鐘頭。

為了趕回那個在導航地圖上都難以定位的偏遠山村，人們不惜頻繁換乘高鐵、大巴，甚至坐上顛簸的摩的，只為趕上那頓年夜飯騰起熱氣的一剎那。

這種“反收益”的硬核操作，若是放在講究投入產(chǎn)出比的西方商業(yè)教條里，絕對是一筆賠得底掉的買賣，而更讓西方觀察家們感到脊背發(fā)涼、難以置信的，是清明節(jié)。

為了完成對祖先的祭拜，中國人展現(xiàn)出的身體素質與意志力簡直堪比特種兵。在兩廣的丘陵與川渝的崇山峻嶺間，你總能目睹全家老小手提香燭紙錢，徒手攀爬那些近乎垂直的峭壁。

更有甚者，在一些因水利工程而淹沒的庫區(qū)，由于祖墳沉入水底，后輩子孫竟然會潛入數(shù)米深的冰冷水域，只為在那個早已肉眼難辨的墓碑前，獻上一束不沾染湖水的鮮花。

這般場景，讓萊特深受震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人的節(jié)日往往演變成了狂歡，是為了宣泄個體的欲望；而中國人的節(jié)日，本質上是在“復命”。

這壓根不是一場輕松的度假旅行，而是一次次關于靈魂歸屬的朝圣。這種數(shù)以億計的個體為了同一個執(zhí)念，在同一時刻突破物理極限的行動力，恰恰是最為炸裂的信仰展示。

這種令外國人直呼“學不來”的驅動力，其源頭究竟何在，萊特給出的謎底是：“三位一體”。在西方語境下，三位一體是神圣的宗教概念；而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這個三位一體由三個詞組成：自己、故鄉(xiāng)、祖先。

此時我們需要將視角拉近，去審視那本被西方貴族當作“凡爾賽工具”，卻被中國百姓視作“傳家寶”的特殊典籍——族譜。

漫步在歐洲的古老城堡，你或許會驚嘆于滿墻的公爵畫像，那是個人的高光秀場，是冰冷的階級壁壘，但在中國的宗祠里，那本泛黃殘卷上記載的，卻是一個個有血有肉、在歷史上默默無聞的普通人。

一位目不識丁的垂暮老農(nóng)，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顫顫巍巍地指著箱底的舊書，千叮萬囑孫子務必將剛出生重孫的名字添在空白處。就在那一瞬間，墨跡未干的新名字，便與幾百年前那位篳路藍縷、開荒種地的初代始祖，產(chǎn)生了一種如量子糾纏般跨越時空的連接。

這不僅僅是一本記錄名字的冊子，這就是中國人的“區(qū)塊鏈”，它是徹底去中心化的，不依賴于某個高高在上的神靈垂憐，而是依賴每一個家族成員的忠實記錄與代代相傳。正如萊特所敏銳觀察到的那樣，只要你懂得尊重中國人的祖先，你就握住了打開他們心門的萬能鑰匙。

這種深刻的羈絆，甚至衍生出了一種中國人獨有的生存哲學：“族旺留原籍，家貧走四方”，當家族鼎盛之時，必有人留守故土，守護宗祠的香火不滅；當家族陷入困頓，年輕一代便會咬緊牙關背起行囊，奔赴天涯海角去搏一個未來。

他們不是在漫無目的地流浪，而是在執(zhí)行一種延續(xù)家族榮耀的神圣使命。這種“進可攻世界，退可守宗祠”的生存大智慧，是任何單一死板的宗教教條都無法覆蓋的。

而中國人的信仰底色，則是“傳承”與“責任”，這就像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西方人更像是在購買“人壽保險”，指望死后能升入天堂；而中國人則是在進行一場長線的“天使投資”，祖先作為原始股東投資了我們，我們努力奮斗實現(xiàn)增值，然后再將資源投資給后代。

萊特看得極其通透：中國人的信仰從來不是用來“懺悔”的，而是用來“奮斗”的，看看如今的年輕一代，雖然嘴上喊著“躺平”，身體卻誠實地穿起了漢服，修起了“電子族譜”。

我們不需要去刻意模仿誰，也不需要任何人來定義我們的精神世界，因為在這個蔚藍星球上，沒有哪個民族能像我們這般，將“過去、現(xiàn)在、未來”緊密地捆綁成一個命運共同體，用5000年的漫長歲月，走出了一條獨屬于自己的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