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游客剩下的泡面一根根夾進飯盒，不是為了吃，是為了讓弟弟看一眼

我是在離開平壤的前一晚才數清的。

小盧那個藏藍色帆布挎包里，整整齊齊碼著七包方便面。康師傅兩包，出前一丁三包，還有兩包是丹東產的“白象”，包裝上印著憨態可掬的大象，湯汁拍得像金黃色的綢緞。

每一包的包裝袋都完好無損，沒有一包拆開過。

“這包，”她指著康師傅紅燒牛肉面，“是于大姐給的，她說山東人認這個牌子。”

“這三包，”她撫過出前一丁的日文包裝，“陳姨說是從香港轉機時買的，她自己都舍不得吃。”

“這兩包白象，”她聲音輕下去，“是安檢那天，那個穿軍裝的男人——我哥的同學——悄悄塞給我的。他說，這面國產的，不丟人。”

她的手指在每一包面上停留很久，像撫摸久別的親人。

“你弟弟……還沒收到過？”我問。

小盧搖頭。

“羅先太遠了。托人帶去，要經過四道關卡。有時候人走到一半，面就被扣了。有時候到了部隊，不是他當班，別人幫他收著，收著收著就沒了。”她頓了頓，“去年冬天有一包到了他手上，他泡好，拍了照片，托人把手機帶回來給我看。”

她翻開手機相冊，找那張照片找了很久。屏幕很舊，有幾道裂紋，滑動的動作總在某個位置卡頓。終于找到了——一碗泡面，湯色渾濁，面餅已經泡發了，邊緣有點爛。但端著碗的那雙手，骨節分明，指甲剪得很短，虎口有凍瘡潰爛后結的褐色痂。

“他說好吃。說從來沒吃過這么好吃的面。”

小盧抬起頭，眼眶沒紅，倒是笑了。

“其實那包面過期三個月了，湯底都有點哈喇味。但他不說，我也不說。”

2019年10月3日，K27次列車駛過鴨綠江大橋時，我還在盤算回國后要發幾條朋友圈。

窗外的新義州農田里，七八個農民正彎腰收割稻子。他們的動作很慢，慢得像一部被調慢了倍速的老電影。一個穿深藍人民裝的女人直起腰，扶著鐮刀，久久地望著我們的火車。隔著玻璃看不清她的臉，但她保持那個姿勢很久，久到車廂里有人開始竊竊私語。

“看什么看，沒見過外國人啊。”

于大姐嚼著辣條，眼皮都沒抬。

我沒說話。我總覺得那個女人看的不是我們，是這列火車本身，是它來自的那個方向，是它即將回去的那個世界。

五個小時的安檢里，我見過七種眼神。

第一種是例行公事的，翻看護照時像在核對通緝令。第二種是好奇的，盯著我的iPhone11看了足足二十秒，喉結滾動了兩下。第三種是嚴厲的，發現我相機里有一張模糊的街景，非要我刪掉，其實那只是只過馬路的狗。

第四種來自那個摸方便面包裝的男人。

他翻開我的行李箱，拎出那袋康師傅，拇指按在油墨印刷的牛肉塊上，來回摩挲。那個動作很輕，像摸初生嬰兒的臉。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會沒收。但他只是放回去，蓋好箱子，站起來。

臨走時他回頭看了我一眼。

那是第五種眼神。不是羨慕，不是渴望，甚至不是悲傷。是一種很深的、說不清的、像隔著結冰的河看對岸燈火的眼神。

我現在知道了，那叫“曾經相信過”。

小盧第一次收下方便面，是在抵達平壤的當晚。

于大姐把喝剩的半桶面硬塞給她：“姑娘，扔了浪費，你拿去當夜宵。”

小盧推辭了三次，手伸出去又縮回來，像觸碰燒紅的鐵。最后于大姐把桶面往她座位底下一塞，轉身走了。小盧看著那個紅白相間的紙桶，怔了很久。

那天夜里十一點，我在消防通道抽煙，看見她蹲在安全出口的綠光里，用一個自帶的鋁制飯盒，把已經泡爛的面一根一根夾出來，整整齊齊碼好，蓋上蓋子，藏進制服內袋。

她沒有吃。一口都沒有。

“為什么不當時吃掉？”后來我問她。

她想了想，說：“那是于大姐給的。她心好。我想留著，給弟弟看。”

“看什么？”

“看中國人吃的東西。”她低頭撫平制服上的褶皺，“看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把面剩下。”

第三天傍晚在妙香山，我撞見了更隱秘的一幕。

游客們都去參觀友誼展覽館了，小盧說要去洗手間，卻拐進了紀念品商店后面的員工通道。我跟過去，隔著門縫看見她在和一個穿人民軍制服的年輕人說話。

那個年輕人，就是新義州安檢時摸我方便面的軍人。

他從軍裝內袋掏出兩張皺巴巴的紙，遞給小盧。小盧接過來，就著走廊昏暗的燈光看了很久。然后她從自己挎包里拿出一包白象方便面，雙手捧著，像獻哈達一樣遞過去。

年輕人接過面，沒有立刻塞進包里。他把包裝袋翻過來，借著窗外最后的天光，一行一行讀配料表。他的嘴唇微微翕動，無聲地念著：

面餅：小麥粉、精煉棕櫚油、淀粉、食用鹽……

醬包：精煉棕櫚油、牛肉提取物、香辛料……

粉包：食用鹽、白砂糖、味精、水解植物蛋白……

他讀得很慢，像一個孩子在認字。讀到“牛肉提取物”時，他的拇指停在那四個字上，輕輕摩挲。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讀的不是配料表。

他讀的是另一個世界的憲法。

第五天晚上，誤會發生了。

我看見小盧和那個軍人在酒店后門交接，他手里拎著的正是那箱游客們給的方便面。我的腦子里瞬間閃過朋友所有的警告：監視、匯報、審查、連累……

“你一直在監視我們。”

這句話說出口，我就后悔了。

小盧轉過身，走廊的燈光劈在她臉上。她沒有辯解，沒有解釋，甚至沒有問“你為什么這樣想”。她只是靜靜地看著我，眼眶慢慢紅了，但沒有哭。

然后她把手伸進制服內袋，掏出那張全家福。

照片里四個人，父親穿舊軍裝，母親穿人民服，小盧扎著馬尾辮，十四五歲的樣子，笑得露出虎牙。旁邊站著一個少年，瘦高，皮膚黝黑，軍裝明顯大了一號，袖口卷了兩道。

“這是1999年，”小盧指著照片，“弟弟八歲，我十歲。那年冬天，母親把配給的糧食都留給外婆，自己吃了兩個月橡子面，浮腫得下不了床。”

“父親去黑市換肉，被治安隊抓了，關了十五天。放出來那天，他把自己那碗玉米糊糊倒進弟弟碗里，說‘爸不愛吃，你吃’。”

她把照片收回去，貼著胸口放好，按了按。

“從那以后，弟弟再也不問肉是什么味道。”

第六天早上，小盧帶我們參觀萬景臺少年宮。

芭蕾班的女孩們穿著打補丁的足尖鞋，在地板上旋轉、跳躍，腳背弓成新月。她們的腿上有一塊一塊的青紫，但每個人都在笑，露出整齊的牙齒。

休息時，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坐在窗邊，從書包里掏出一個鋁制飯盒。打開來，里面是冷掉的玉米餅，還有一小撮泡菜。她小口小口地吃著，每嚼二十下才咽一口。

小盧看著她，輕聲說：“我小時候也想學芭蕾。父親說，學那個有什么用，又不能當飯吃。”

“后來呢？”

“后來我考上旅游大學，畢業當了導游。第一次接待中國團，你們的人給我一包方便面。我沒舍得吃，帶回家給父親。”

“他吃了嗎？”

“他聞了聞，說，真香。然后把面餅掰成四份，一人一份。自己那份泡了開水，喝湯。”

小盧頓了頓：“他說，這輩子值了。”

第七天，離別。

列車停靠在新義州，小盧站在月臺上，粉色長裙被北風吹得獵獵作響。她把右手輕輕按在胸口——那里鼓起來一小塊，是今天早上我塞給她的最后一包面。

我沒有告訴她，那包康師傅是2018年生產的，再過兩個月就過期了。

她也沒問。她只是收下，藏進徽章下面那個最安全的位置，然后看著我們的列車緩緩啟動。

車窗搖下來，十幾只手伸出窗外，朝她揮舞。她沒揮手，只是站在那里，一動不動，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

那個穿軍裝的男人也來送行了。他站在月臺另一端的柱子旁邊，手里拎著一個白色塑料袋——里面是小盧托他帶給弟弟的那七包面，六個月的積攢，一整年的等待。

列車駛上鴨綠江大橋時，我終于看見他動了。

他把塑料袋舉起來，舉過胸口，舉過頭頂，在2019年秋天蕭索的北風中，朝我們這個方向，輕輕地、輕輕地揮了一下。

像告別，更像發誓。

回國第四十三天，我收到小盧托人捎來的信。

信封是自制的，用舊報紙糊的，封口處貼著一小片透明膠帶。里面只有一張照片，和一張從筆記本撕下來的紙。

照片里，一個穿軍裝的少年站在白雪皚皚的哨所前，手里捧著一個白瓷碗，碗里是泡開的方便面。他對著鏡頭笑，露出整齊的白牙，虎口處的凍瘡還沒好利索，但已經結痂了。

紙上是小盧的筆跡，一筆一劃，像小學生臨帖：

“張同志，第七包面到了。弟弟說這是他吃過最香的牛肉面。包裝袋上那塊肉他剪下來了，夾在筆記本里，夜里站崗回來就看一眼。”

“他讓我告訴你，明年他就可以休假了，到時候帶外婆去平壤，去萬景臺看少年宮，去大同江邊吃冷面。”

“外婆今年九十三歲，牙齒掉光了，但還記得1997年的冬天。她說，等見到孫子，要告訴他：這世上最香的，不是肉，是等你的人還沒忘記你。”

信的末尾，她寫了四個字：

“面是熱的。”

窗外是2024年的上海，外賣騎手在雨中疾馳，手機屏幕上跳動著今晚吃什么的三十二種選擇。我拆開那包牡丹峰香煙，點燃一根，看著煙霧在電腦屏幕前緩緩升騰。

屏幕上是我剛收到的新郵件。

附件里是一張手機翻拍的照片——穿軍裝的少年站在同一座哨所前，背后的雪化了，枯草里鉆出零星的綠意。他手里還是捧著那個白瓷碗，碗里還是泡開的方便面。但他身邊的雪地上，多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是用樹枝劃的：

“面是熱的。姐，等我。”

我把照片存進那個名為“2019”的文件夾，和羊角島酒店的夜景、大同江的暮色、新義州月臺上那株粉色的植物放在一起。

窗外雨停了。我點開外賣軟件，在搜索框里輸入四個字：

康師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