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海外溜達，只要看見華人扎堆的地方，那牌樓上準寫著“唐人街”。
哪怕日子過到今天，北方那邊夸個爺們兒身板硬朗，還得叫一聲“壯漢”，夸人講義氣，那是“好漢”。
“漢”跟“唐”，早就活成了咱們骨子里的圖騰，摳都摳不掉。
可你什么時候聽人說過“宋人街”？
誰又會拍著胸脯自稱“大明人”？
甚至連老外嘴里的“China”，聽著都像是“秦”的動靜。
這事兒背后藏著個挺扎心的真相：真正硬氣的王朝，那名聲是一刀一槍殺出來的，是靠硬實力在史書上砸出來的坑。
這就得琢磨琢磨了：都是中原這塊地界上的主兒，漢唐是公認的拳頭硬，宋明是公認的腰包鼓但骨頭軟，這差距到底是哪兒來的？
要是翻課本，上面準寫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這話對是對，就是太虛。
咱們不妨把顯微鏡湊近點，鉆到歷史的墻角根兒底下，去翻翻一個種地的、一畝田、一個大頭兵算的那筆細賬，你會發現，漢唐和宋明，玩的根本就是兩套路子。
這壓根不是將軍會不會打仗的事兒，而是國家怎么把人攥在手里的底層邏輯變了。
頭一個，咱們得先粉碎個洗腦多年的說法：封建社會“皇權不下鄉”。
這話擱在宋明以后可能有點道理，但要放在漢唐，純屬扯淡。
上世紀80年代，考古隊在張家山漢墓里刨出一堆竹簡，叫《二年律令》。
竹簡里提了個官職叫“鄉部嗇夫”，跟現在的鄉長差不多。
這哥們兒平時干嘛？
不是光催著交糧納稅，他每年得把自己那一畝三分地像梳頭一樣梳一遍：這戶人家幾口活人？
歲數多大？
腿腳利索不？
家里幾畝地？
房子占地多少？
就連院里那幾棵棗樹都得數清楚。
所有這些數據，必須造個花名冊，一級級報到縣太爺那兒。
漢朝皇帝吃飽了撐的，搞這種古代版的“大數據監控”？
因為那時候的土地規矩叫“名田制”。
說白了，就是國家手里攥著分地的權。
在秦漢，爵位這東西不光好聽，那是真金白銀。
你爵位多高，國家就按規矩給你劃多大的宅基地和耕地。
這筆買賣，漢朝皇帝算得賊精：地是朕給的，房是朕讓你住的。
作為回報，你這條命就是朕的。
所以，漢唐想征兵，那是相當省事。
一來，人手不愁。
只要你種了國家給的地，當兵就是你逃不掉的債。
這等于國家用地皮“買斷”了壯丁的戰斗力。
二來，便宜得嚇人。
漢代那時候，好多兵出去打仗，還得自己背干糧、備家伙。
老百姓覺得這理所應當——我種了皇家的田，現在皇家要干架，我出人出力那是還債。
正因如此，漢武帝才敢動不動就拉著幾十萬人馬往漠北沖，打了大半輩子仗，雖說老百姓日子苦點，但這架國家機器愣是沒散架。
唐朝剛開始搞的“均田制”和“府兵制”，骨子里還是這一套。
國家手里捏著大把無主荒地，按人頭分下去，平時你種地，打仗你就是兵。
這是一種高度“國有化”的動員模式。
在這套系統里，皇權就像一根吸管，順著土地直接插到了最底下的泥土里。
誰敢說皇權不下鄉？
不下鄉，這幾百萬畝地誰去分？
這幾十萬大軍誰去叫？
可偏偏到了宋明，這套玩法行不通了。
宋朝從打地基開始，就定了個調子：不搞國家授田，“不抑兼并”。
宋朝皇帝心里的小算盤是：我不插手土地買賣，你們愛怎么折騰怎么折騰。
地被誰買走了無所謂，只要按時給我交稅就行。
聽著挺開明，經濟也確實搞活了，私有制成了大頭。
到了明朝更是放飛自我，土地買賣徹底自由，連“永佃權”這種玩意兒都出來了。
土地徹底私有化，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國家把控制老百姓最有力的那只手給剁了。
對于宋明的一個老農來說，這地是地主老爺租給我的，或者是祖宗攢錢買的，跟皇帝老兒有一毛錢關系嗎？
這時候，國家想打仗，再想用“分地”那一套空手套白狼，門兒都沒有。
那咋整？
只能掏錢雇。
于是宋明這兩個朝代，雇傭兵成了主流。
這么一來，打仗的性質就變味了。
漢唐士兵拼命，是保衛自己的地（那是國家給的賞賜），是為了掙個爵位（能換更多地）。
宋明士兵打仗，那就是一份養家糊口的“差事”。
既然是打工，那就得講究個“性價比”。
餉銀給夠沒？
撫恤金有著落嗎？
太玩命的活兒能不能躲躲？
這筆經濟賬，直接把帝國的財政給拖垮了。
宋朝養了一大幫子禁軍，把國庫吃得底兒掉，真打起來卻稀碎。
明朝土木堡那檔子事兒出了以后，衛所制（朱元璋想學府兵制搞的山寨版）徹底爛透了，因為作為根基的軍屯田地都被軍官豪強吞進肚子里了，國家沒地給大兵，大兵自然也就跑沒影了。
等到明朝中后期，想動刀兵，就得撒銀子。
戚家軍之所以猛，不光是戚繼光練兵有一套，更因為他有本事搞來錢發軍餉。
要是國庫里沒銀子，崇禎皇帝就是把嗓子喊劈了，也沒人愿意去填護城河。
更要命的后果，是組織能力碎了一地。
漢唐的社會結構像一塊鋼筋混凝土，國家通過土地把沙子（老百姓）死死凝固在一起。
宋明的社會結構就像一盤散沙。
地在私人手里，資源散落在無數個地主、豪強、讀書人手里。
國家想調動點資源，得求爺爺告奶奶經過這些“二道販子”。
這就是為啥金國能把北宋滅了，滿清能把大明吞了。
按理說，金和清那點人口、那點家底，跟宋明比起來根本不夠看。
但人家正處在部落或者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型的檔口，組織嚴密，指哪打哪，這叫“降維打擊”。
宋明看著塊頭大，其實虛胖，力氣使不到一塊去。
國家不光要防著外邊的狼，還得跟家里的豪強地主斗智斗勇，搶那點稅收和兵源。
這仗，還怎么打？
話說到這，還得聊個更扎心的話題：二五仔。
翻翻史書你會發現個怪事：漢唐那會兒，雖說也有投降的將軍，但大規模、成建制當“偽軍”的真不多。
蘇武去牧羊，十九年不低頭，這種硬骨頭在當時大家覺得理所應當。
可到了明末清初，投降簡直成了趕時髦。
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
甚至明朝那幫滿嘴圣賢書的東林黨，膝蓋軟得比誰都快。
為啥？
是宋明的人良心壞了嗎？
說到底，還是那筆利益賬。
在漢唐那套系統里，你的身家性命、你的爵位田宅，那是跟國家死死捆在一塊的。
國家要是完了，你的地就是別人的，你的爵位就是張廢紙。
背叛的代價太大，輸不起。
但在土地私有制的宋明，邏輯完全變了。
地是私人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對于大地主和士紳來說，誰坐龍椅其實無所謂，關鍵是新老板認不認我的房產證。
如果大明皇帝要加稅（什么遼餉練餉），要折騰我，而滿清皇帝拍胸脯保證“照舊納糧”、“各安本業”，那換個東家又有何不可？
甚至，為了保住自己的家產，他們會本能地選擇跟強者穿一條褲子，哪怕那個強者是異族。
這就能解釋為啥明末那些士大夫，平時袖手談心性，真到了要命的時候，沒幾個愿意去死社稷，嫌水太涼不想跳的人倒是把河邊都站滿了。
因為他們的命根子——土地，是獨立于朝廷之外的。
回過頭再看，漢唐的硬氣和宋明的疲軟，真的只是運氣問題嗎？
這其實是國家組織能力的一次大倒退。
漢唐手里攥著核心資源（土地），建立了一套極其高效的資源提取和動員機器。
而宋明雖說日子過得紅火，甚至還冒出了資本主義的小嫩芽，但在“田制”這個核心把手上失控了，導致國家對基層徹底抓瞎。
所有的資源都成了私人的籌碼，不再是國家手里的利劍。
當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都在扒拉自己的小算盤，誰也不肯為國家的大賬本買單時，再肥的一只羊，也不過是狼嘴里的一塊肉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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