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史學家班昭：她續寫《漢書》，讓歷史變得更有趣！

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學典籍中，《漢書》無疑是一座巍峨的豐碑。然而，鮮有人知的是，這座豐碑的最后一塊基石，是由一位女性親手砌上的——她就是東漢時期的班昭，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明確記載的女史學家。她的故事，不僅是一段學術傳奇，更是一場在男權社會中以智慧與堅韌突圍的“奇幻之旅”。

班昭（約公元45年－約120年），字惠班，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人，出身于赫赫有名的班氏家族。父親班彪是東漢初年著名學者，兄長班固、班超更是名垂青史——班固著《漢書》，班超投筆從戎、經營西域三十余年。在這樣一個“滿門皆才子”的家庭中，班昭自幼耳濡目染，飽讀詩書，精通經史、天文、算術，尤擅文辭。《后漢書》稱她“博學高才”，絕非虛譽。

然而，真正將班昭推上歷史舞臺中央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公元92年，其兄班固因卷入外戚竇憲的政治風波而下獄身亡，此時《漢書》尚未完成，僅剩八表及《天文志》未竟。這部傾注了班氏父子兩代人心血的巨著，眼看就要功虧一簣。就在此時，漢和帝下詔，命班昭入東觀藏書閣，續成《漢書》。要知道，東觀是皇家圖書館兼國家修史機構，向來是男性儒臣的專屬領地。一位女子被召入其中主持修史，在中國歷史上堪稱破天荒之舉。

班昭沒有辜負這份信任。她不僅補寫了《漢書》中的《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八表，還完成了技術難度極高的《天文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文志》涉及大量星象觀測與歷法推演，需深厚的數學與天文學功底。班昭能勝任此任，足見其學識之廣博遠超常人想象。更令人驚嘆的是，她所補寫的部分，風格與班固原文渾然一體，后世學者幾乎無法分辨哪些出自兄手、哪些出自妹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盛贊：“班昭續成父兄之志，文采斐然，無愧前哲。”

但班昭的貢獻遠不止于此。她不僅是《漢書》的“接棒者”，更是其最早的權威闡釋者。由于《漢書》體例嚴謹、用典繁復，當時許多學者難以讀懂。漢和帝便命班昭在宮中為諸儒講授《漢書》，連當朝大儒馬融都曾“伏于閣下，從昭受讀”。可以說，若無班昭的講解與傳播，《漢書》很可能在初期就因艱深晦澀而束之高閣，難以為后世所用。

當然，說班昭是“史界的段子手”或許有些夸張，但她的文字確實不乏生動與溫度。在《女誡》之外，她在史學寫作中亦展現出細膩的觀察力。例如在記述西漢宮廷生活時，她對女性角色的描寫更為具體，對后妃、公主的命運多有同情之筆，這在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傳統史書中實屬罕見。這種隱含的性別視角，雖未顛覆史書體例，卻悄然為冰冷的歷史注入了一絲人性的暖意。

更值得稱道的是，班昭并未止步于史學。她晚年所著《女誡》七篇，雖在后世被曲解為束縛女性的教條，但在東漢語境下，實則是她試圖通過規范貴族女性行為，為其爭取教育與社會參與空間的一種策略。她本人正是“女子有才便是德”的活生生證明——既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