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學典籍中,《漢書》無疑是一座巍峨的豐碑。然而,鮮有人知的是,這座豐碑的最后一塊基石,是由一位女性親手砌上的——她就是東漢時期的班昭,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明確記載的女史學家。她的故事,不僅是一段學術傳奇,更是一場在男權社會中以智慧與堅韌突圍的“奇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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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約公元45年-約120年),字惠班,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人,出身于赫赫有名的班氏家族。父親班彪是東漢初年著名學者,兄長班固、班超更是名垂青史——班固著《漢書》,班超投筆從戎、經營西域三十余年。在這樣一個“滿門皆才子”的家庭中,班昭自幼耳濡目染,飽讀詩書,精通經史、天文、算術,尤擅文辭。《后漢書》稱她“博學高才”,絕非虛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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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將班昭推上歷史舞臺中央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公元92年,其兄班固因卷入外戚竇憲的政治風波而下獄身亡,此時《漢書》尚未完成,僅剩八表及《天文志》未竟。這部傾注了班氏父子兩代人心血的巨著,眼看就要功虧一簣。就在此時,漢和帝下詔,命班昭入東觀藏書閣,續成《漢書》。要知道,東觀是皇家圖書館兼國家修史機構,向來是男性儒臣的專屬領地。一位女子被召入其中主持修史,在中國歷史上堪稱破天荒之舉。
班昭沒有辜負這份信任。她不僅補寫了《漢書》中的《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八表,還完成了技術難度極高的《天文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文志》涉及大量星象觀測與歷法推演,需深厚的數學與天文學功底。班昭能勝任此任,足見其學識之廣博遠超常人想象。更令人驚嘆的是,她所補寫的部分,風格與班固原文渾然一體,后世學者幾乎無法分辨哪些出自兄手、哪些出自妹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盛贊:“班昭續成父兄之志,文采斐然,無愧前哲。”
但班昭的貢獻遠不止于此。她不僅是《漢書》的“接棒者”,更是其最早的權威闡釋者。由于《漢書》體例嚴謹、用典繁復,當時許多學者難以讀懂。漢和帝便命班昭在宮中為諸儒講授《漢書》,連當朝大儒馬融都曾“伏于閣下,從昭受讀”。可以說,若無班昭的講解與傳播,《漢書》很可能在初期就因艱深晦澀而束之高閣,難以為后世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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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說班昭是“史界的段子手”或許有些夸張,但她的文字確實不乏生動與溫度。在《女誡》之外,她在史學寫作中亦展現出細膩的觀察力。例如在記述西漢宮廷生活時,她對女性角色的描寫更為具體,對后妃、公主的命運多有同情之筆,這在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傳統史書中實屬罕見。這種隱含的性別視角,雖未顛覆史書體例,卻悄然為冰冷的歷史注入了一絲人性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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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稱道的是,班昭并未止步于史學。她晚年所著《女誡》七篇,雖在后世被曲解為束縛女性的教條,但在東漢語境下,實則是她試圖通過規范貴族女性行為,為其爭取教育與社會參與空間的一種策略。她本人正是“女子有才便是德”的活生生證明——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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