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光復日他主持受降接寶島回家，五年后卻血灑臺北

“癡心愛國，著魔而死”

這是我國臺灣作家李敖對他的評價。1945年10月25日，他代表中國政府在臺北中山堂主持受降儀式，接受日軍司令官的投降。

這場受降儀式，不僅是一場軍事交接，更是一個民族歷經(jīng)百年屈辱后重獲尊嚴的象征。而見證這個歷史時刻的“他”，就是陳儀。

1883年，陳儀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商人家庭，他打小就愛讀書，尤其癡迷《史記》，總愛和人討論歷史人物的成敗得失。

起初，母親希望他繼承家業(yè)，送他到紹興怡豐錢莊當學徒，可學徒生涯結束后，陳儀還是放不下求學的念頭，軟磨硬泡征得母親同意，再次奔赴杭州，考入了求是書院。

在書院里，親眼目睹清廷腐敗、國家衰敗的景象，他心里埋下了“學軍救國”的種子，覺得只有練就一身過硬的軍事本領，才能為國家出份力。

1902年，19歲的陳儀憑著優(yōu)異的成績拿到浙江官費留學名額，和同鄉(xiāng)一起東渡日本求學。在日本的幾年里，他先后就讀于陸軍測量學校、炮兵射擊學校，后來又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深造，還在1903年加入了光復會。

那段時間，他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既有徐錫麟、秋瑾這樣的革命先驅，也有蔡元培、蔣百里這樣的學界名流，還有魯迅這位日后保持30年往來的摯友。1907年，陳儀學成回國，進入陸軍部任職，正式踏上了軍政之路。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浙江很快光復，陳儀應浙江都督蔣尊簋之邀南下，擔任都督府軍政司司長，專門負責后勤保障。可沒過多久，因為內部權力斗爭，有人借機指責他供應不力，性格剛直的陳儀一氣之下辭職離開。

之后幾年，他經(jīng)歷了北洋政府的官場沉浮，還曾被袁世凱派去追趕反袁的蔡鍔，最終卻以“追不到”為由敷衍了事，隨后就辭職回鄉(xiāng)。

眼見軍閥混戰(zhàn)、時局混亂，1917年，陳儀再次赴日，考入陸軍大學第十三期，想再多學些真本事。

1920年回國后，陳儀一度在上海經(jīng)商，還幫清末狀元張謇打理過蘇北的實業(yè)。直到1924年，借著江浙戰(zhàn)爭的契機，他被推薦擔任浙江第一師師長，才算重新回歸軍界。在任上，他治軍嚴格，每天天不亮就去各營團檢閱士兵出操，深得官兵信服。

1925年，他率領部隊在徐州擊退魯軍，升任徐州總司令后，還組織士兵修筑環(huán)城馬路、開鑿深井，解決了當?shù)剀娒耧嬎统鲂械碾y題，這份務實親民的作風，也為他后來治理臺灣積累了經(jīng)驗。

北伐戰(zhàn)爭打響后，陳儀看出北伐軍深得民心，暗中接受了蔣介石的委任，準備易幟響應。雖然后來遭遇波折被孫傳芳軟禁，但最終還是順利脫險。

1928年，陳儀受蔣介石委派赴歐洲考察，沿途參觀了德、意等國的工廠、軍校和博覽會，還提出“養(yǎng)成新國民”“建設新中國”的想法，甚至擬定了改良留學制度、發(fā)展工業(yè)的具體建議。

回國后，他先后擔任軍政部兵工署署長、政務次長等職，把考察所得用到了國防建設和軍隊整訓中，一步步成了民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軍政人物。

1934年，“福建事變”之后，陳儀被蔣介石調到福建擔任主席，此后8年他一手掌控福建軍政大權。

這位紹興出身的官員做事有股執(zhí)拗勁，上任就拿出留學日本和治軍的經(jīng)驗，在福州辦起干部訓練所，親自當所長。不管是縣府科員還是警察局長，都得進班培訓幾個月，學業(yè)務還得背 “陳主席言論”，這套人事制度后來竟被中央推廣到全國。

他常對下屬說：“忙碌是幸福，懶惰是罪惡”，對犯錯干部也不簡單免職，而是送進教養(yǎng)隊反省，每月照發(fā)生活費，算是那時少見的“柔性管理”。

主政福建期間，陳儀的舉措褒貶不一。

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沒跟風搞抗日動員，反而按蔣介石的“緩沖政策”行事，還派顧問跟日方接觸，因此被罵“親日派”。為解決財政困難，他搞起統(tǒng)制經(jīng)濟，連糧食都實行“公沽”，由政府統(tǒng)一收購分配。

可初衷雖好，底下人卻趁機壟斷漁市、豬肉攤，老百姓編順口溜諷刺“黨團魚肉百姓，縣長從中揩油”。1941年福州淪陷，加上華僑領袖陳嘉庚公開批評他與民爭利，陳儀只好自請免職，黯然離開福建。

赴重慶任職期間，陳儀不改剛直脾氣，因推行“分層負責制”觸怒孔祥熙，兩人在會議上拍案互懟，最終被調去閑職。

直到1943年開羅會議確定臺灣歸還中國，他才重獲重用，牽頭組建臺灣調查委員會，提前培養(yǎng)接管人才。

1945年8月，62歲的陳儀臨危受命，成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登機赴臺時，他滿腦子都是怎么收拾殖民殘局：既要讓臺灣同胞認祖歸宗，又要穩(wěn)住民生。

接收臺灣后，陳儀下了不少苦功：免費開列車接山區(qū)原住民聽國語演講，把日本神社改成遣返登記處，甚至磨掉日本佩刀上的“武士道”，刻上“中國臺灣”。

他力主不讓大陸法幣流入臺灣，想保住當?shù)亟鹑诜€(wěn)定，還計劃把日本遺留的土地分給農(nóng)民。可現(xiàn)實卻趕不上想象，經(jīng)濟統(tǒng)制引發(fā)物價飛漲，專賣制度得罪了商人，中央又遲遲不批土地改革。

更致命的是1947年爆發(fā)的“二二八”事件。當陳儀試圖以“取消專賣局”“改行政長官制為省長制”平息民憤的時候，卻因為過度以來軍事鎮(zhèn)壓，最終導致數(shù)千名民眾傷亡。

這個慘痛的悲劇不僅改變了臺灣社會格局，也成了陳儀政治生涯的一大轉折點。

1948年，蔣介石準備任命陳儀為浙江省主席，陳儀再三推辭，說自己已經(jīng)老了，建議用壯年人，但蔣介石還是堅持，最終他也只好上任。

不久之后，解放軍就轉入戰(zhàn)略反攻，陳儀忍不住感嘆：“國民黨失敗是肯定了，將來恐怕沒有人有資格和共產(chǎn)黨講和了。”

這話后來傳到了黨組織這邊，胡允恭前去與陳儀直接談判。此后，陳儀開始策劃起義，投向人民的陣營。

他深知，要想成功起義，必須爭取到關鍵人物的支持。而這個人，就是他一手栽培起來的湯恩伯。湯恩伯早年家境貧寒，是陳儀資助他赴日留學，并在軍中一路提攜，才讓他有了今天的地位。

在陳儀看來，湯恩伯不僅是自己的學生，更是可以托付大事的親信。于是，陳儀給湯恩伯寫了一封信，提出了“釋放政治犯”“改編部隊”等幾條建議。他希望湯恩伯能夠認清形勢，與自己一起投身革命，為浙江的和平解放貢獻力量。

但陳儀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這封信，最終卻害死了他自己。

湯恩伯收到信后，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感激陳儀的知遇之恩，深知沒有陳儀，就沒有自己的今天；另一方面，他又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不愿意背叛自己的“領袖”。在經(jīng)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后，湯恩伯最終選擇了向蔣介石告密。

陳儀的計劃敗露了。

1949年2月，他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隨后被押往臺灣。在囚禁期間，陳儀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的傲骨。面對蔣介石特使要求他寫悔過書的請求，他斷然拒絕：“我有何錯？要殺便殺！”他的堅定和不屈，讓敵人也為之動容。

1950年6月18日，陳儀被押赴刑場。行刑前，他從容沐浴更衣，要求“向我頭部開槍”。他的決絕，與其早年留學時“為天地立心”的抱負形成了悲壯的呼應。隨著一聲槍響，陳儀的生命定格在了67歲。

陳儀被害后，他的遺體被送到了極樂殯儀館。在臺的五弟陳公亮按照他的遺囑，將其火化，并將骨灰安葬在臺灣省臺北縣五股鄉(xiāng)觀音山墓地。墓形若饅頭，為石砌墓，直徑約2米。

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一項重要決定，正式追認陳儀為“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貢獻出生命的愛國人士”。這一遲來的評價，不僅是對陳儀一生功過的客觀總結，更是歷史對一位愛國者的鄭重致敬。

當陳儀的女兒得知這一消息時，她的內心充滿了復雜的情感。她小心翼翼地將平反公文折成一只紙船，然后來到錢塘江畔，輕輕地將它放入水中。紙船順著江水漂流，最終抵達了陳儀早年曾經(jīng)任職的浙江陸軍小學舊址。

2014年6月22日，陳氏家屬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將陳儀墓從臺灣遷歸杭州故里，讓他最終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2015年6月25日，一場特殊的紀念活動在浙江安賢園舉行。由浙江省歷史學會、杭州市歷史協(xié)會、省市殯葬協(xié)會主辦的“陳儀將軍追思紀念儀式”在這里隆重舉行。

隨后，各界學者、代表舉行了陳儀紀念座談會，大家紛紛發(fā)言，為陳儀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這些活動的舉行，不僅是對陳儀的懷念，更是對歷史的尊重和傳承。

2025年10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將每10月25日設立為“臺灣光復紀念日”。臺灣光復紀念日的設立，不僅僅是為了紀念1945年那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更是為了讓人們深刻反思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