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曾比粟裕官高3級，后見面卻成下級，一句掏心窩話令眾人佩服

一說起我國的開國大將，許多人首先想起來的就是陳賡和粟裕兩位將軍。解放戰爭那幾年，戰場上的好消息一個接一個往延安傳。

有一回，陳毅專門給毛主席發了封電報，說：“我黨 20 多年來創造的杰出軍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陳賡脫穎而出，前程遠大，將與彭（德懷）、劉（伯承）、林（彪）并肩邁進”

毛主席看了電報以后，也特別認同這個評價，后來陳賡和粟裕都成了開國大將，另外三位則都是開國元帥。他們的能力，不光中央認可，全軍上下更是沒有不佩服的。

更難得的是，陳賡和粟裕兩位大將，私下也是關系很鐵的好朋友。

說起來，陳賡和粟裕也算有緣分。他倆都是湖南人，陳賡是湖南湘鄉人，粟裕是湖南會同人，說起來還算老鄉呢。

陳賡比粟裕大4歲，論革命資歷也算是老大哥，后來倆人還都成了開國大將，這份老鄉情誼就在戰火里越燒越熱。

早年間，他們倆都跟著紅軍干，跟國民黨反動派、跟日軍真刀真槍地拼過不少硬仗。就說1927年的南昌起義吧，其實當時他們都在起義隊伍里，可那時候，他們的身份就差的有點遠了：

陳賡已經是國民革命軍第20軍的營長，帶著手下主攻南昌藩臺衙門，沖在最前面；粟裕還是起義軍總指揮部警衛隊的小班長，守在牛行車站，負責保護周總理、劉伯承這些首長的安全。

一個在前頭廝殺，一個在后方警戒，戰場亂得沒邊，通訊又不方便，別說坐下來聊兩句，連打個照面的機會都沒有。

直到20多年后倆人合作，陳賡還跟粟裕開玩笑：“當年你在牛行車站站崗，我在藩臺衙門跟敵人拼刺刀，就隔幾條街，愣是沒見著面，這緣分來得也太晚了。”

抗戰打響后，倆人更是各守一塊戰場，成了“東西相望”的戰友。

粟裕在蘇中地區（現在的江蘇中部），一邊要跟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的部隊周旋，一邊還得對付日軍的“掃蕩”。1944年打高郵的時候最出彩，城里的日偽軍硬撐著不投降，粟裕帶著新四軍1師一點點打進去，最后滅了一萬多敵人，還繳了60多門火炮、4300多支槍。

這仗打完，延安的《解放日報》直接在頭版夸他“指揮若定”，全軍上下都知道，蘇中出了個會打仗的粟裕。

陳賡這邊在太行山區也沒閑著，他帶的129師386旅，打伏擊是出了名的厲害。

1938年神頭嶺那一戰，他把部隊藏在敵人眼皮子底下，等日軍一進包圍圈就開火，一下子滅了1500多鬼子，還繳獲了600多匹騾馬，劉伯承元帥都夸這是“吸打敵援”的好例子。

后來的響堂鋪戰役更絕，他用“重疊設伏”的法子，燒了180多輛日軍汽車，讓邯長公路好幾天沒法走。陳賡也常聽人說蘇中粟裕打仗有一套，可倆人一個在東、一個在西，隔著好幾百里地，中間還擋著日軍的封鎖線，想見一面比“登天”還難。

直到1947年下半年，這倆人的人生軌跡才算真正交到一起。

那會兒解放戰爭打得正兇，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為了輕裝前進，把重武器都扔了，后來蔣介石又調了30多個旅圍過來，中野的處境特別難。

粟裕在華野得知消息，趕緊給毛主席發電報，說想帶華野一部分主力南下，幫中野撐撐腰。要跟中野對接，毛主席和粟裕都想到了陳賡，這人不光會打仗，性格還隨和，跟華野不少將領早就認識，溝通起來沒障礙，是最合適的人選。

陳賡接到命令，當天就帶著部隊出發了。

那會兒陳賡是中野四縱司令，按編制算比粟裕的華野副司令略低一點，但他的縱隊直歸中央軍委管，倆人其實是平等配合的關系。有人替陳賡覺得委屈，說“憑你的本事，咋還去配合別人”，陳賡卻滿不在乎：

“啥配合不配合的，能把仗打贏了才是正經事。當年我在上海搞地下工作，連真名都不能用，現在能指揮部隊打反動派，讓老百姓過安穩日子，比啥都強。官帽子這東西，想戴的時候自然有人給，急啥？”

1947年臘月，風里已經能夠裹著凍人的寒氣，華野的臨時指揮所就搭在村里的一間舊民房里，泥土地面踩得坑坑洼洼，墻角還沾著沒干的潮氣。

這天午后，門外傳來一陣拄著東西走路的“篤篤 聲，推門進來的是陳賡，他手里那根竹棍磨得發亮，是長征時帶出來的老物件，腿上的舊傷一到冷天就疼，全靠這棍子撐著。

一進屋子，陳賡的目光就掃過滿墻的地圖，紅藍色箭頭密密麻麻地標著敵我態勢，參謀們低頭在電報機前忙得不停，他笑著開口：“早就聽陳毅老總念叨，粟司令打仗專出巧招，今天一看這指揮所的架勢，滿墻地圖標得比算盤珠子還清楚，果然名不虛傳！”

粟裕正趴在桌子前面看一份報表，聽見他的聲音一抬頭，就看見了陳賡，他趕緊起身，撓了撓頭說：“你陳司令才是厲害，前陣子在豫西，把胡宗南的部隊繞得團團轉，華野的參謀們都在傳你的‘神襲戰術’呢，四縱的戰斗力，全軍誰不佩服？”

就這兩句家常一樣的對話，一下就把屋里原本因為初次見面有些尷尬的氣氛松了下來，一旁的參謀們也都跟著笑出了聲。

接下來的一個月，倆人搭伙打仗時的默契，像是早就磨合過很多年了。

粟裕做事細，連部隊每天走多少路、需要多少糧食彈藥，都算得明明白白，比如打臨潁前，他提前好幾天就讓后勤隊把炮彈運到隱蔽點。

陳賡則愛用奇兵，有回打許昌外圍，他讓偵察連換上國民黨軍的衣服，裝作后勤隊混進敵營，一把火燒了敵軍糧倉，正好跟粟裕在城外布好的伏擊圈接上，敵軍慌亂逃竄時全被“包了餃子”。

不光他倆合得來，華野和中野的戰士們也處成了兄弟。

華野繳獲了一批美式步槍，戰士們擦得锃亮就往中野陣地送，說：“你們之前丟了重武器，這些先拿去用”：中野在當地老鄉家籌了糧食，挑著擔子送過來時，布袋里還裹著熱乎的紅薯，說是“老鄉讓給兄弟們填肚子的”。

碰到繳獲的大炮、裝甲車，倆部隊不用商量就平分，有回分一輛裝甲車，戰士們還開玩笑：“華野開去打主攻，中野來掩護，下次繳獲了再換著用！”

到了1948年1月，中央的電報來了，要陳賡帶著四縱西進，去幫西北野戰軍緩解壓力。分開那天，天上飄著細雪粒子，倆人站在營房的屋檐下，手攥著沒松開。

陳賡拍了拍粟裕的胳膊：“這一個月跟你搭伙，打得比啥時候都痛快！以后要是再有機會，咱還得這么干，痛痛快快揍國民黨軍，早點讓老百姓過安穩日子！”

再后來，倆人的這段友情就在和平年代又續上了。

建國后沒幾年，朝鮮戰場上的槍炮聲讓全軍上下都意識到，光靠不怕死的勁頭不夠，沒有好裝備、沒懂技術的人才，打仗要吃大虧。

那會兒粟裕剛當上總參謀長，看著前線傳來的戰報，夜里翻來覆去睡不著，第2天一早就往中南海跑，跟毛主席提議：“得建一所專門的軍校，教戰士們造炮、搞通信，不然下次再跟強敵交手，咱們還是被動。”

毛主席聽完就覺得有道理，當即拍板決定就這么辦，還特意問他：“你覺得誰來牽頭合適？”

粟裕想都沒想就脫口而出：“陳賡啊，他懂打仗又會辦學，當年在太岳軍區辦的軍校，培養出不少能打仗的干部，現在讓他來搞，準行。”

那會陳賡還在朝鮮指揮志愿軍第三兵團，接到調令的當天就收拾行李往回趕，連跟前線的老部下告別都只匆匆說了幾句。

回來后，倆人就此分工：粟裕在北京的總參謀部坐鎮，管“大方向”。比如哪些專業得先開，是先教火炮設計還是坦克維修；哪些大學能支援師資，他親自給清華、哈工大的校長打電話，軟磨硬泡請來了二十多位教授。

陳賡則扎在哈爾濱，守著松花江邊上的一片荒地過日子。

那地方當時全是半人高的荒草，連條正經路都沒有，陳賡帶著工作人員用鐮刀割草、用鐵鍬平地，晚上就擠在臨時搭的板房里，就著煤油燈改圖紙。

有回工人師傅說水泥不夠用，他第2天一早就坐火車去長春，跟當地的水泥廠廠長 “磨” 了一下午，硬是把原本要給別的工程的水泥調了過來。

戰爭年代的舊傷讓他們的身體早就經不起這么折騰了，可倆人誰都沒提。

粟裕腦袋里的那片彈片，是1930年打水南戰斗時留下的，當時子彈擦著頭皮過，只簡單包了包就接著指揮，后來轉戰南北一直沒取出來，一忙起來就頭疼得直冒冷汗，連飯都吃不下。1950年本來中央定了讓他去朝鮮當司令，就是因為頭疼得站都站不穩，才換成了彭老總。

陳賡更不用說，1933年在上海被國民黨抓了，老虎凳、烙鐵都受過，心肺落下了病根，長征過雪山時為了扶傷員，自己摔了一跤，右腿的舊傷也加重了，現在每天在工地上跑，晚上回來都得靠熱敷才能睡著。

1961年天，倆人都到上海療養。陳賡住的地方是個帶小花園的小樓，粟裕則在華山路的一個老招待所里，房間只有十幾平米，窗戶縫漏風，冬天得裹著厚棉被。

陳賡拄著拐杖去看他，一進門就皺眉頭：“你這房子連個像樣的暖氣片都沒有，我那屋寬敞，還有個小陽臺能曬太陽，咱倆換換，你也能好好養養頭疼。”

粟裕正坐在桌邊看軍事雜志，聞言笑著擺手：“不用不用，我這屋接地氣，晚上睡得香。再說了，我住慣了小房子，突然換大的，反而不自在。”陳賡知道他的脾氣，不愛搞特殊，也沒再勸，只是從包里掏出一小罐湘鄉綠茶說：

“這是家里人寄來的，你泡著喝，頭疼能稍微好點。”

后來哈軍工建成開學，陳賡特意請粟裕去參加典禮。倆人站在教學樓前，看著穿著軍裝的學生們列隊走過，陳賡笑著說：“以后這些孩子，就能拿著自己造的武器打仗了，咱們當年的心愿，總算實現了。”

粟裕點點頭，眼睛里亮閃閃的，沒多說什么，卻拍了拍陳賡的肩膀，那動作里的默契，比千言萬語都管用。

可惜的是，他們并沒有看多久這個奮斗一生得來的新社會，1961年3月，陳賡在上海病逝，粟裕特意趕過去，在靈前站了很久，手里還攥著那罐沒喝完的湘茶。

1984年2月，粟裕也走了，家人按照他的遺愿，把他的骨灰撒到了當年和陳賡一起打仗的皖東、豫西等地。就像他們當年約定的那樣，哪怕不在人世，也要守著曾經并肩戰斗過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