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古月演的電影，84年李敏特意邀請古月：您12月26日來我家做客

1984年12月26日清晨，北京細雪剛停，40歲的古月邁進李敏家的小院。“古老師，請進，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您來了就跟在家一樣。”李敏推開木門，輕聲說道。屋里已坐著幾位老警衛員，他們抬頭的瞬間幾乎同時怔住——那張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讓空氣里多了一絲敬意。

李敏之所以發出邀請，源于一周前的內部放映《西安事變》。影片結束，她只說了一句：“這位演員，讓我想起爸爸在延安的笑容。”轉身，便托編導撥通八一廠的電話，留下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請您12月26日來我家。”

鏡頭倒回1937年11月，湖北漢口的防空警報此起彼伏，胡詩學在戰火中呱呱墜地。八個月后，父母犧牲。姐姐胡敏用舊被單給弟弟縫了第一條小褲子，兩人被送進孤兒院。從此，姐弟靠一碗稀粥、一張破草席熬過七個苦寒的冬天。

1949年10月，桂林街頭剛掛起紅旗，12歲的胡詩學偷偷跟隨文工團遠赴云南，三天不吃不喝，硬是跟在隊伍尾巴。團長看著他灰頭土臉卻眼神倔強，嘆了口氣：“孩子，留下吧。”自此，部隊成了家，文工團的排練廳成了課堂。

槍聲遠去后，他學會了拉小提琴、敲軍鼓，也領到第一件軍裝。1970年代初，他已是昆明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文化科科長，常被戰友打趣：“胡科長，一笑就像主席。”起初他只當玩笑，直到一次照鏡子，才發現眉骨、鼻梁與毛澤東確有七八分神似。

1978年5月，中央發文征選毛澤東特型演員。照片送達北京后，葉劍英翻看策劃案時，突然停在那張黑白頭像前，摘下老花鏡：“像，既像正面，也像側面。”隨即批注一行字：調人進京。

同年秋天，古月走進昆明話劇團進修。舞臺上，他一遍又一遍練習湖南腔：“同志們，一切要向前看！”桂萍在燈下幫他掰手勢，糾正停頓，兩人從搭檔到知己，再到攜手走進民政局，只用了兩年。

拍攝《西安事變》前期并不順利。成蔭導演要求嚴格，面對第五次重拍的鏡頭忍不住嘟囔：“這張臉怎么就長你身上了呢？”話音不算重，卻像針一樣扎進古月心里。當天夜里，他對著鏡子練到凌晨三點，嘴角干裂仍不自知。

影片上映后，觀眾席里多次響起壓低的抽泣聲。有人說那是歷史的回聲，也有人說那只是演員的功課。無論怎樣，古月的名字從此與“毛澤東”牢牢綁在一起。《四渡赤水》《大決戰》《開國大典》接踵而來，他的臺詞越少，神態越準，仿佛每一個抬眉、每一次揮手都有檔案可以對照。

就在名聲最盛之時，他卻接到桂萍寫下的五個字：我想停一停。戲約排滿的行程與妻子漸行漸遠，終究難以兩全。離婚協議簽完那天，桂萍只留下“保重”兩個字。幾個月后，古月在片場遇到“宋慶齡”扮演者張燕，兩個各自帶著孩子的中年人，用平凡煙火把各自的裂痕慢慢抹平。

再說1984年的那頓午飯。桌上是李敏親手做的臘肉、炒辣椒，還有毛家習慣的白米粥。老警衛員舉杯時聲音有些發抖：“首長不在了，但一看你，就像他還坐在對面。”古月放下筷子，輕輕答了一句：“我只是演員，可我知道該讓大家記住什么。”

飯后，李敏取出父親用過的鉛筆與眼鏡，請古月試戴。鏡架剛搭上鼻梁，旁邊的秘書忍不住喃喃：“真像他老人家讀文件的樣子啊……”短短幾分鐘，卻給了古月無數細節：握筆的姿勢、低頭的角度、甚至瞇眼間的停頓節奏。

這些體會在隨后的作品里逐一顯現。他先后獲得金雞獎與百花獎，拍片現場常被群眾圍住，有人遞煙，有人要合影，最后只能用“同志們，請配合工作”的語氣勸散。87部作品里，他只飾演毛澤東這一位。

2005年7月2日，廣西玉林的夏夜悶熱異常。活動結束回賓館途中，古月突感胸悶，扶住走廊墻壁時還在和副導演討論下一個鏡頭。急救車趕到已是十分鐘后，68歲的心跳停在那一刻。救護人員合上擔架時，手中夾著的仍是當天要改的劇本。

他曾說想演滿一百次，再回到云南老兵療養院吹吹南風、聽聽小號。87這個數字終究定格，但那張帶著湘音的面孔，已經深植在幾代觀眾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