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最近,美國國會眾議院舉行了一場引人矚目的表決,結果令人震驚:395票支持,僅2票反對。
如此懸殊的比數,正式批準了一份名為《臺灣保護法案》的立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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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提案措辭極為直白,甚至帶有某種不容商榷的強硬色彩:
一旦中國大陸在臺海方向采取任何被美方定義為“軍事行動”的舉措,美方將立即啟動全面應對機制,推動將中國逐出G20(二十國集團)、國際清算銀行(BIS)以及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等核心多邊金融治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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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聽之下,仿佛華盛頓已下定決心,為臺灣問題不惜與中國徹底決裂,甚至意欲重創中國的全球金融連接能力。
但這種被冠以“金融圍堵”之名的策略,是否真具備震懾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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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且擱置那些氣勢洶洶的修辭,回歸文本本身,逐條審視這份法案究竟賦予了誰何種權限。口號喊得再響,終究要落回可操作、可執行、可落地的具體條款上。
其中最具沖擊力的表述,當屬所謂“金融斷鏈觸發器”——只要美國總統單方面認定中國在臺海“構成實質性威脅”,就必須主導推動中方退出G20、國際清算銀行及金融穩定委員會。
這一設定看似意在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主流國際金融架構中系統性剝離,語義凌厲,視覺張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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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細究條款細節便會發現,真正決定跨境資金命脈的關鍵樞紐,在整份文件中竟完全缺席——SWIFT系統未被提及一次。該系統正是全球銀行間信息傳輸與結算指令傳遞的底層動脈。
當年對俄實施金融封鎖時,美方果斷切斷其部分銀行接入SWIFT的權限,動作迅疾、效果立顯。而面對中國,這一最鋒利的工具卻被刻意繞開、選擇性沉默。
這絕非起草疏漏,而是精準拿捏后的戰略克制。因為一旦真實啟用SWIFT制裁,引發的連鎖反應絕非單向施壓,而是將劇烈擾動全球貿易清分體系、動搖美元主導結算地位、打亂國際資本配置節奏——紙面授權容易,實際執行所需承擔的成本,由誰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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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玩味的是,法案同步嵌入一項彈性極強的豁免機制:只要總統判定相關行動“有損美國國家利益”,即可全權中止或延緩執行。這意味著,即便法案獲得高票通過,其最強硬條款也自帶一道隨時可開啟的“安全閥”。表面是雷霆萬鈞之勢,實則預留充足回旋余地。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日,國會山內投票激昂、氣氛熾烈;鏡頭切換至財政部,財長卻語氣沉穩地表示,美方無意與中國“脫鉤”,所追求的只是“降低風險”,當前雙邊關系仍處于“可預期、可管理”的區間。
這種內外反差并非失序,而是一種高度協同的政策設計。前端釋放壓力信號,后端保留溝通接口;對外塑造強硬形象,對內回應政治訴求,對談判桌則積累可交易資產。其根本意圖,并非要即刻引爆危機,而是讓對方切實感知到美方擁有引爆危機的完整能力與明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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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沿著這條邏輯繼續推演,便不難識別這場政治展演的真實受眾。視線從華盛頓轉向臺北,另一條現實線索隨之清晰浮現。
法案審議期間,美方同步收緊對臺軍售付款節奏,明確要求1.25萬億新臺幣的首期采購款必須于限定時間節點前完成支付。
這筆巨款對島內財政結構的壓力無需贅言——它幾乎覆蓋未來數年關鍵支出預算的總和。“保護”二字,在財務報表上最先體現為一份份具法律效力的軍購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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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臺灣打造為“刺猬型防御體”,在戰略話語中有其自洽邏輯;但在商業維度上,本質是一場高度量化的軍工訂單交付。政治承諾可以隨形勢調整,合同金額卻白紙黑字、不可抵賴。
與此同時,另一層外交節奏也在悄然鋪陳:美方高層近期多次釋放擬訪華信號,時間窗口緊鄰法案通過節點。現代外交談判向來講究“帶方案入場”,而非空手而談。
國會高票通過的這份法案,本身即成為談判桌上最醒目的籌碼:既可用作加壓杠桿,亦可轉化為讓步條件。姿態越堅定,騰挪空間反而越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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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視角拉回美國本土,社會裂痕并未彌合,聯邦政府與州級權力之間的張力持續顯現。在此背景下,外部議題往往被主動前置,用以凝聚共識、轉移焦點。
塑造一個邊界清晰、立場鮮明的“他者”,既能快速統一國內敘事主線,也能有效緩解內部治理壓力。那一張張亮起的贊成票,既是投給外界的政治宣言,也是面向選民的履職答卷。
不過,政治算計終歸是政治算計,經濟運行自有其內在規律。G20之所以被公認為全球治理關鍵平臺,正因其成員構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代表性與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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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缺少中國參與,諸多重大議題將陷入停滯:氣候治理路徑難以協調、發展中國家債務重組缺乏共識、全球公共衛生協作效率驟降、產業鏈韌性建設更無從談起——中國不是可有可無的變量,而是多數議題得以推進的必要前提。
國際清算銀行同樣如此。作為各國央行間政策對話與流動性協調的核心樞紐,中國已深度融入其多年運作體系——從資產托管規模、本幣互換協議數量,到貨幣政策溝通頻次與技術標準共建程度,均已形成高度嵌套關系。強行切割,不是簡單“除名”,而是撕裂一張精密編織的信用網絡與結算生態。
倘若真走到極端執行階段,首當其沖遭受沖擊的,很可能正是美元信用體系自身。美債市場高度依賴海外長期資金流入,全球供應鏈分工亦深度綁定人民幣與美元雙軌結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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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最忌諱的從來不是分歧本身,而是規則被隨意政治化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一旦市場主體普遍認定國際金融基礎設施可能淪為單邊政策工具,風險溢價將迅速抬升,進而傳導至通脹預期、利率中樞與資產估值等多個層面。
這便是典型的政策反噬效應:手段越激進,外溢影響越廣泛。當多邊組織被頻繁當作單邊施壓杠桿使用,其他成員國自然會加速評估替代性安排的可行性與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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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元化”議題近年持續升溫,并非單純源于意識形態對立,更多反映的是理性參與者對系統性風險的本能規避——當規則穩定性讓位于政治風向,所有參與者都會本能尋求備份選項與冗余路徑。
回望這場以壓倒性票數通過的立法行動,它確實在輿論場掀起波瀾,但真正左右局勢走向的,從來不是某次程序性表決的結果,而是深層力量格局與結構性利益關系。立法過程可以宣示立場,卻無法憑空改寫全球經濟互聯與地緣博弈的基本事實。
對中國而言,面對此類高強度姿態表達,關鍵不在即時情緒回應,而在于牢牢把控自身發展節奏,持續夯實金融系統韌性、增強產業循環能力、拓展多元合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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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方反復高調展示威懾工具,往往恰恰說明它需要依靠這種展示來維系談判中的相對優勢。真正具備戰略定力的博弈者,無需靠高頻發聲來證明實力。
至于那組醒目數字——395比2,它或許會被載入國會檔案,但拉長時間軸觀察,公眾與歷史真正銘記的,不會是某天的表決記錄,而是這場互動最終催生了哪些實質變化。趨勢比聲量更厚重,行動比表態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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