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的一個夜晚,國民黨要員陳立夫去抓周恩來,但等他踏進那棟被嚴密監(jiān)視的公寓時,里面早已空無一人。
而幾分鐘前,他與周恩來擦肩而過,卻沒有認出來,面對他大發(fā)雷霆,手下回答:“剛才只見一旗袍女子。”
那么,周恩來為何能順利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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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反革命政變,以往活躍在街頭巷尾的革命志士,要么被捕,要么逃亡,或干脆消失在黑夜中。
周恩來目睹著這一切痛定思痛,他在上海秘密會議上提出:革命,必須有自己的武裝,也必須有自己的“耳目”。
于是那一年11月,上海成立了屬于共產(chǎn)黨自己的“中央特科”組織,專司情報、保衛(wèi)、懲奸、護密等任務。
“五卅運動”期間便有一支名為“打狗隊”的行動小組,專門打擊叛徒與破壞分子,這支隊伍也被吸納進了中央特科的“行動科”。
就這樣,周恩來憑借著自己的縝密心思構(gòu)筑了一套精密高效的情報機器,一批批精英紛紛加入這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里。
為了更高效地應對愈發(fā)嚴峻的斗爭形勢,特科在架構(gòu)上進行了嚴格分工:總科、情報科、行動科與交通科,各司其職,互為支撐。
總科,作為大腦,承擔了最繁復也最瑣碎的任務,從機關(guān)布置、掩護人員身份,到秘密營救被捕同志,再到為黨組織籌措物資,無一不靠它調(diào)度。
一座租界里隨意的一家照相館、一個裁縫鋪,可能就是黨組織秘密轉(zhuǎn)移據(jù)點的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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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看似賣煙的攤販,或許就是總科布置的聯(lián)絡員,這里的每一分投入,每一項策劃,都是在和時間賽跑,和敵人博弈。
而真正行走在刀鋒之上的,則是第二科情報科。
其負責人陳賡,既是指揮者,也是實戰(zhàn)者,他有許多保護色,這讓他在執(zhí)行任務的時候游刃有余。
他手底下的戰(zhàn)士們非常擅長情報偵察、密碼破解、暗號傳遞,他們滲透進租界、商會、郵電局、報社乃至軍政要地,獲取情報、傳遞命令,次次都在國民黨的重重封鎖下穿針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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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下,第三科的存在尤為特殊,名為“行動科”,但在當時內(nèi)部人更喜歡叫它另一個名字“打狗隊”。
這個稱號雖粗俗,卻道出了它的冷峻本質(zhì):專職懲處叛徒、破壞分子與潛伏特務,負責人是顧順章。
“打狗隊”的執(zhí)行者多是從工人、退伍士兵中挑選出的機警之人,手腳利落、槍法準確,且絕對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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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行動方式極為隱秘:一次街頭打斗、一次突發(fā)的火災、甚至一場看似意外的絞刑,背后都可能是“打狗隊”的清洗行動。
中央特科的力量,不在于人數(shù),不在于槍炮,而在于這些“看不見的人”,他們用生命與忠誠,在最漆黑的歲月里,點亮了一束不滅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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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隱秘戰(zhàn)線上,敵人固然可怕,但最令人心寒的,往往不是明槍,而是暗箭。
1931年春天,中央特科迎來了成立以來最沉重的一次打擊。
顧順章被捕了,但誰都沒想到,這位曾親自制定無數(shù)鋤奸計劃的人,竟然會成為組織最大的隱患。
他被押往南京后,顧順章幾乎沒有經(jīng)受太多嚴刑拷打,便選擇了投降,面對高官厚祿與性命威脅,他動搖了,一開口,如決堤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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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的機關(guān)地址、聯(lián)絡方式、人員名單、暗號系統(tǒng)……一條條機密從他口中流出。
更致命的是,他對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了如指掌,知道每一條線索如何串聯(lián),知道哪一個突破口最致命。
消息傳到上海時,是深夜,周恩來沉默了一會,隨即下達命令:“立刻轉(zhuǎn)移。”
國民黨調(diào)查科已開始大規(guī)模抓捕。
1931年4月26日凌晨,上海某個并不起眼的洋房門前,一場無聲的風暴已經(jīng)悄然醞釀。
陳立夫站在街角,幾十名特務跟著他的腳步圍住了整棟公寓,他們此次行動的目的就是搗毀中共地下組織據(jù)點,活捉周恩來。
突然屋外傳來了幾聲短促的哨響,那是他們早已設好的暗號“敵人已至,立刻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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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掀起藏在墻角的衣箱,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旗袍和假發(fā),周恩來脫下外套,脫掉長褲,三下兩下穿上那件深藍色的旗袍。
此時的他,臉上擦上了粉底,嘴唇涂了淡淡紅色,一頂假發(fā)將額頭的線條遮得干凈利落。
那一刻,明明是中共最高領(lǐng)導人之一,卻活脫成了一個溫婉端莊的江南女子。
陳賡則戴上墨鏡、拄著拐杖,搖身一變成了瘦削蒼老的中年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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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相視一眼,沒有多言,心照不宣,前門已被封鎖,他們選擇從公寓后門的小巷悄然離開。
那是一條只能容兩人并行的小弄堂,周恩來挽著陳賡的胳膊,極速離開。
就在他們快要走出弄堂時,前方一束手電猛然亮起,陳立夫站在十字路口看了一眼這兩人,便收回了目光。
“剛剛有人從這里走出去嗎?”他問身邊的特務。
“報告陳先生,只見一旗袍女子和一老人,沒有其他人。”那人答道。
陳立夫望向他們遠去的背影,若有所思地摩挲著手上的皮手套,就在那電光火石之間,他腦中一閃而過一個念頭:“不對勁。”
可就在他準備追上去驗證的時候,身邊又有人傳來消息:“房內(nèi)查獲焚毀痕跡,人早已逃脫。”
陳立夫猛然一頓,臉色瞬間鐵青,他突然反應過來剛才那個擦肩而過的女子就是周恩來!
悔恨不已的他最終還是只能咬牙切齒地下令撤退,而此時,另一邊的弄堂盡頭,周恩來終于摘下假發(fā)。
自此之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更加細密,撤離計劃、聯(lián)絡暗號、逃生路線、偽裝術(shù),每一個細節(jié)都反復推演,生死之間再也不能靠運氣。
盡管周恩來沒有被抓,但顧順章的背叛,帶來了更深層次的震動,他不僅泄露機密,還協(xié)助敵人參與抓捕。
昔日的鋤奸負責人,竟成了敵人手中最鋒利的刀,有人憤怒,有人悲憤,但周恩來始終壓下情緒,專注于補救。
他迅速推動中央特科改組,壓縮機構(gòu),重新劃分權(quán)限,建立更嚴密的單線聯(lián)系制度。
情報分段管理,核心機密只掌握在極少數(shù)人手中,無線電頻率頻繁更換,交通路線不斷變動,組織架構(gòu)從松散轉(zhuǎn)為更加精密。
有人在酷刑中守口如瓶,有人被捕后從容赴死,背叛帶來的傷口,終究會愈合,但代價沉重。
顧順章成了教訓的代名詞,也成了組織自我警醒的鏡子,中央特科沒有被擊垮,在烈火與血泊中,它完成了重生。
那些幸存下來的同志更加謹慎,更加沉穩(wěn),也更加清醒。
當多年后再回望那段歷史,人們會發(fā)現(xiàn),中央特科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中堅持下來,并非因為從未失敗,而是因為每一次失敗之后,都有人站出來,把碎裂的信念重新拼合。
在背叛與反殺的較量中,他們失去了同志,也失去了幻想,卻贏得了更成熟的組織、更堅韌的意志,而那團在白色恐怖中燃起的火種,終究沒有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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