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和齊藤辭職，高市賭贏了，但必須迎戰兩大對手，并非中俄兩國

日本眾議院選舉塵埃落定，由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獲得過半數議席。從最新議席分布來看，自民黨獲得316席，超過眾議院總議席數的2/3，而其執政聯盟日本維新會則基本與選前持平，獲得36個議席。反觀在野陣營，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組建的“中道改革聯合”遭遇潰敗，議席從選前的172席大幅下降至49席，該聯盟共同代表野田佳彥與齊藤鐵夫雙雙引咎辭職。

高市早苗在這場政治豪賭雖然贏了，執政根基也將變得更加穩固。但外界普遍認為，她必須迎戰的兩大對手，并非中俄兩國。日本《總裁》經濟雜志前主編小倉健一認為，過去10年，盡管日中，日俄關系波折不斷，但始終與中俄仍維持著基本的和平相處態勢。此番高市雖然扭轉了自民黨在眾議院的少數局面，但在參議院，仍未擺脫少數的處境。不過，手握民意加持的“后盾”，未來的在野黨恐怕也只能被迫追認高市正確的各項決策。

歷史經驗表明，日本首相在政權穩固后，往往會展現出更強的外交彈性，這意味著高市可能會逐步調整此前的強調外交政策，緩和與周邊國家的對抗態勢。至于高市能否憑著高支持度推動修改憲法仍有高度不確定性，但短期至中期內，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將成為優先選項。換言之，中俄并不是高市必須迎戰的對手，而是日本的經濟與財政體系內部的兩股力量。這兩股力量是高市內閣必須直面的生死考驗，并將決定日本經濟能否實現經濟復蘇，亦或是墜入持續衰退的深淵。

在這次選舉中，高市早苗以“超短期決戰”，快速瓦解在野黨整合勢頭，并憑借民粹化的承諾與強硬的表態收獲保守派選民的支持，但并未觸及日本經濟的結構性病灶。當前，日本經濟停滯，社會人口老齡化加劇、通脹高企擠壓民生、產業競爭力下滑、政府債務持續飆升，這些頑疾不會因選舉勝利而自動消解。高市在這場政治豪賭中贏了，但她也必須迎戰兩大對手。

第一個對手，是拓寬經濟的自民黨內部“增稅派”議員。長期以來，自民黨主流秉持財政健全理念，將消費稅調整與債務約束視為經濟穩定的基石。這批議員深耕財稅與預算領域，熟悉日本財政的脆弱性，堅信唯有上調消費稅，才能遏制債務膨脹、守住國家信用、才能為社會保障與國防開支提供可持續支撐。

但在選舉期間，高市卻將“下調消費稅”納入競選承諾，但自民黨內大批議員認為，減稅與擴支承諾，短期內可以取悅選民，但會進一步加劇日本財政失衡，拖垮日本的經濟。對高市而言，妥協增稅，將違背競選承諾、流失民意支持；拒絕增稅，則面臨黨內分裂、政策難產。因此，“增稅派”是高市必須迎戰的對手。

第二個對手是，圍繞在高市身邊的激進“積極財政派”。這批理論家用現代貨幣理論包裝擴張邏輯，主張“以本幣發行國債、無違約風險”，鼓吹以無限發債支撐大規模支出，用于補貼民生、加碼防衛、刺激投資。他們以“增長優先”為旗幟，將債務約束貶為過時理論，用短期經濟數據掩蓋長期財政風險。

更關鍵的是，“積極財政派”深度滲透高市早苗的決策核心圈，是其執政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立場鮮明的增稅派不同，該派系以“支持者”面目出現，通過迎合與裹挾讓高市在擴張之路上越走越遠。一旦啟動無度擴支，便難以回頭，最終引發利率飆升、匯率失控、債務螺旋式的系統性危機。因此，高市早苗若屈從于積極財政的激進主張，短期紅利過后，將是貨幣貶值、資本外流、財政崩潰。反之，若倒向增稅派的緊縮路線，則需承擔民意反噬、政治失分的代價。

實際上，“增稅派”與“積極財政派”的尖銳對抗，深刻地反映出日本經濟的核心矛盾：既要滿足民生保障，國防安全的剛性支出需求，又要守住不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底線。當前，日本國家債務總額已超過1342萬億日元，政府債務與GDP之比接近230%，在發達經濟體中位居榜首，財政脆弱性已達到臨界點。

對于高市而言，總醫院勝選只是執政的起點，經濟治理才是真正的終極大考。她必須在黨內傳統財政理念與激進擴張思潮之間尋找平衡，在短期政治利益與長期經濟安全之間作出取舍。此次大選的勝利，是日本推動著眼數十年長遠改革的最后機會。無數的數據都已表明，輕率增稅與無限制發行國債，都是將日本推向深淵的絕路！